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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雍州廨舍，亦以崩。（《北史》不载，事见《通鉴》。）泰复立恭帝，即位三年，泰死，其从子护当国，使帝禅位于泰子觉。觉封帝为宋公，出居大司马府，寻崩。（诸书皆不载其死状，然正月封而二月即殂，盖亦非善终也。）
杨坚因周宣帝崩，郑译等矫诏使坚受遗辅政，立静帝，年八岁，坚即诛戮宇文氏。未几，亦假静帝禅诏夺其位。封帝为介国公，邑万户，上书不称表，答表不称诏，《北史》谓有其文，事竟不行。是年二月逊位，五月即殂，《周书》云《隋志》也，则亦不得其死也。
唐高祖兵入长安，立恭帝。次年亦以恭帝诏禅位，封恭帝为阝国公。至明年五月始殂，《隋书》、《北史》、《通鉴》俱不言其死状。
朱温逼唐昭宗迁洛阳，使蒋玄晖弑之，而立哀帝。帝封温爵魏王，以二十一军为魏国，备九锡。温怒不受，使人告蒋玄晖与何太后通，遂杀玄晖，弑太后。哀帝使宰相张文蔚等押传国玺、玉册、金宝、仪仗、法物至汴，劝进，温遂即位，封哀帝为济阴王，次年正月弑之。
○魏晋禅代不同
曹之代汉，司马氏之代魏，其迹虽同，而势力尚有不同者。曹操自克袁尚后，键队于邺，天子所都之许昌，仅留长史国渊、王必等，先后掌丞相府事。其时献帝已三四十岁，非如冲主之可无顾虑也，然一切用人行政、兴师讨伐，皆自邺出令，莫敢有异志。司马氏辅魏，则身常在相府，与魏帝共在洛阳。无论懿专政未久，即师、昭兄弟大权已在手，且齐王芳、高贵乡公髦、常道乡公奂皆幼年继位，似可不必戒心，然师讨毋邱俭，留昭镇洛阳，及病笃，昭始赴军。师既卒，魏帝命昭统兵镇许昌，昭仍率兵归洛，不敢远在许下也。诸葛诞兵起，昭欲遣将则恐其不可信，而亲行又恐都下有变，遂奉皇太后及高贵乡公同往督军，是可见其一日不敢离城社也。尝推其故，操当汉室大坏之后，起义兵，诛暴乱，汉之臣如袁绍、吕布、刘表、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诛，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孔融等数文臣，亦废且杀，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虽前有董承、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吴硕，后有韦晃、耿纪、金衤韦，欲匡汉害操，而皆无兵权，动辄扑灭，故安坐邺城，而朝政悉自己出。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陵、毋邱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亦时势使然也。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
○九锡文
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案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张竦颂莽功德之奏，逐件铺张至三五千字，勖文体载正相同。）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载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操之九锡文，据裴松之《三国志注》，乃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词也。（以后各朝九锡文，皆仿其文为式。）曹丕受禅时，以父已受九锡，故不复用，其一切诏诰皆卫觊作。（《觊传》）晋司马昭九锡文，未知何人所作，其让九锡表则阮籍之词也。（见《籍传》。）刘裕九锡文，亦不详何人所作，据《傅亮传》，谓裕征广固以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所作，则九锡文必是亮笔也。萧道成九锡文，据《王俭传》，齐高为太尉，以至受禅诏册皆俭所作，则九锡文是俭笔也。萧衍九锡文，据《任传》，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所作，又《沈约传》，武帝与约谋禅代，命约草其事，约即出怀中诏书，帝初无所改；又《邱迟传》，梁初劝进及殊礼皆迟文，则九锡文总不外此三人也。陈霸先九锡文，据《徐陵传》，陈受禅诏策皆陵所为，而九锡文尤美，是陵作九锡文更无疑也。高洋九锡文，据《魏收传》，则收所作也。他如司马伦亦有九锡文，伦既败，齐王ぁ疑出傅，将罪之，后检文草，非所为，乃免。（《传》）又以陆机在中书，疑九锡文、禅位诏皆机所作，遂收机，成都王颖救之，得免。（《机传》）而《邹湛传》谓赵王伦篡逆，湛子捷与机共作禅文，则九锡文必是机笔也。桓温病，求九锡文，朝廷命袁宏为文，以示王彪之，彪之叹其美，而戒勿示人，谢安又屡使改之，遂延引时日，及温死乃止。（《彪之传》）桓玄篡位，卞范之及殷仲文预撰诏策，其禅位诏范之之词也，九锡文则仲文之词也。（见《范之》、《仲文传》。）此皆见于各史列传者。至于曹丕授孙权九锡，孙权加公孙渊九锡，刘曜授石勒九锡，石弘授石虎九锡，石世授石遵九锡，苻登授乞伏乾归九锡，姚兴授谯纵九锡，其文与作者俱不可考。然亦可见当时篡乱相仍，动用殊礼，僭越冒滥，莫此为甚矣。
《汉书 武帝纪》，诸侯贡士得人者，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张晏注曰：“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曰：“九锡备物，霸者之盛礼。”然皆不言九锡出处。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鬯。案周制本有锡命之礼，如《诗》、《左传》所载“尔圭瓒，鬯一卣，彤弓矢千”是也，《纬》书仿之而演为九耳。
○一人二史各传
一人而传于两史，如后汉之董卓、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袁术、吕布等，当陈寿撰《三国志》时，以诸人皆与曹操并立，且事多与操相涉，故必立传于《魏志》，而叙事始明。刘焉乃刘璋之父，其地则昭烈所因也，欲纪昭烈必先传璋，欲传璋必先传焉，故亦立其传于《蜀志》之首。及范蔚宗修《后汉书》，则董卓等皆汉末之臣，荀虽为操划策，而心犹为汉，皆不得因《三国志》有传，遂从删削，所以一人而两史各有传也。此事惟《晋》、《宋》二书界限最清，缘沈约修《宋书》，以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等虽与刘裕同起义，而志在匡晋，初非宋臣，故不入宋书，及唐初修《晋书》，遂为毅等立传，自无复出之病也。陶潜隐居完节，卒于宋代，故《宋书》以为隐逸之首，然潜以家世晋臣，不复仕宋，始终为晋完人，自应入《晋书》内，故修《晋书》者特传于《晋隐逸》之末，二史遂并有传。此《宋书》之借，而非《晋书》之夺也。至李延寿作《南》、《北史》，系一手编纂，则南人归北，北人归南者，自可各就其立功最多之处传之，而其先仕于某国则附见传内，不必再立一传于某国也。乃毛修之自宋流转入魏，后卒于魏，则但立传《北史》可矣，而《南史》又传之。朱修之自宋入魏，后又逃归，以功封南昌县侯，则但立传《南史》可矣，而《北史》又传之。以及薛安都、裴叔业等莫不皆然，何其漫无裁制也。又裴矩在隋朝事迹甚多，且《隋书 矩传》内已叙其入唐仕宦之处，则《唐书》不必再传矣，而又传之，亦赘。
○晋书
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其作于晋时者，武帝时议立《晋书》限断，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瓒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于晋，贾谧请以泰始为断。事下尚书议，张华等谓宜用泰始，从之。（《贾谧传》）武帝诏，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事即依类缀缉。（《武帝纪》）此晋书之权舆也。自后华峤草《魏》、《晋》纪传，与张载同在史官。永嘉之乱，《晋书》存者五十余卷。（《峤传》）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称良史。（《宝传》）谢沈著《晋书》三十余卷。（《沈传》）傅畅作《晋诸公赞叙》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畅传》）荀绰作《晋后书》十五篇。（《绰传》）束皙作《晋书》帝纪、十志。孙盛作《晋阳秋》，词直理正，桓温见之，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惧祸，乃私改之。而盛所著已有二本，以其一寄慕容隽，后孝武博求异闻，又得之，与中国本多不同。（《盛传》）王铨私录晋事，其子隐遂谙悉西晋旧事，后与郭璞同为著作郎，撰晋史。时虞预亦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故事，借隐书窃写之。庾亮资隐纸笔，乃成书。隐文鄙拙，其文之可观者乃其父所撰，不可解者隐之词也。（《王隐传》）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晋愍帝，于三国之时则以蜀为正统。魏武虽承汉禅，而其时孙、刘鼎立，未能一统天下也，尚为篡逆，至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凿齿传》）其晋以后所作者，宋徐广撰《晋纪》四十六卷。（《广传》）沈约以晋一代无全书，宋泰始中，蔡兴宗奏约撰述，凡二十年，成一百十卷。（《约传》）谢炅运亦奉敕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炅运传》）王韶之私撰《晋安帝春秋》，既成，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郎，使续成后事，讫义熙九年。其序王货殖，王作乱事，后子弘贵，韶之尝惧为所害。（《韶之传》）荀伯子亦助撰晋史。（《伯子传》）张缅著《晋钞》三十卷。（《缅传》）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共一百十卷。（《荣绪传》）刘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刘昭传》）萧子云著《晋书》一百十卷。（《子云传》）此皆见于各传者。又《唐书 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事，尚有陆机《晋帝纪》、刘协注《晋纪》、刘谦《晋纪》、曹嘉《晋纪》、邓粲《晋纪》及《晋阳秋》、檀道鸾《晋春秋》、萧景畅《晋史草》、郭季产《晋续纪》、《晋录》之类，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必皆兼综可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
○晋书二
论《晋书》者，谓当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所短也。然当时史官，如令狐德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其列传编订亦有斟酌，如陶潜已在《宋书 隐逸》之首，而潜本晋完节之臣，应入晋史，故仍列其传于《晋 隐逸》之内。愍怀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冤而死，而太子妃不便附入《后妃传》内，则入之于《列女传》，此皆位置得当者。各传所载表、疏、赋、颂之类，亦皆有关系。如《刘实传》载《崇让论》，见当时营竞之风也。《裴传》载《崇有论》，见当时谈虚之习也。《刘毅传》载论九品之制有八损，《李重传》亦载论九品之害，见当时选举之弊也。《陆机传》载《辨亡论》，见孙皓之所以失国也。《豪士赋序》，见齐王ぁ之专恣也。《五等论》，见当时封建之未善也。《傅玄传》载兴学校、务农功等疏，固切于时政也。《段灼传》载申理邓艾一疏，《阎缵传》载申理愍怀太子一疏，以二人皆冤死也。《江统传》载《徙戎论》，固预知刘、石之乱，尤有先见也。《皇甫谧传》载《释劝论》，见其安于恬退也。《笃终论》，见厚葬之祸也。《挚虞传》载《思游赋》，见其安命也。《今尺长于古尺论》，见古今尺度之不同也。《束皙传》载《玄居释》，见其淡于荣进也。《潘尼传》载《安身论》，见其静退也。《释奠颂》，有关储宫之毓德。《乘舆箴》，有关帝王之保治也。《潘岳传》载《闲居赋》，见其迹恬静而心躁竞也。《郭璞传》不载《江赋》、《南郊赋》，而独载刑狱一疏，见当时刑罚之滥也。《左贵嫔传》载《愁思文》、《杨皇后诔》、《纳继室杨后颂》，以左芬本以才著也。《张载传》载《七命》一篇，亦以其文人而著其才也。《卫恒传》载《书势》一篇，以恒本工书，且备书法之源流也。惟《刘颂传》载其所上封事至七八千字，殊觉太冗。《张华传》载《鹪鹩赋》，殊觉无谓，华有相业，不必以此见长也。《元帝纪》后，叙其父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生帝，而《夏侯太妃传》内不载，讳其丑于传，而转著其恶于纪，亦属两失。《苻坚载记》后附王猛、苻融二人，以其为坚功臣也。苻朗不过一达士，亦附一传；《苻登载记》后又附一索泮，据《泮传》，又未尝仕于坚与登也，此二传殊赘。《姚兴载记》，忽叙西胡梁国儿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宴饮，升炅床而歌，此于兴有何关系而拉杂及之。毛德祖为宋功臣，《宋书》已立传，唐修《晋书》，自不必以宋臣附晋臣之内，乃毛宝之传后又叙德祖事甚详，盖本毛氏家传钞入之，而未及删节也。《隐逸》中《夏统》一传，非正史记事体，盖当时人另作《夏统别传》，如《五柳先生传》之类，《晋书》遂全录之，不复增损，阅史者静观自别之也。
○王导陶侃二传褒贬失当
《晋书》惟《王导》、《陶侃》二传褒贬颇为失中。导为元帝佐命功臣，历事三朝，以宏厚镇物，固称贤相。当元帝初政时，其从弟敦惮帝贤明，欲更以所立，导固争乃止。其后敦以讨刁协、刘隗、戴若思为名，称兵向阙，导率群从待罪阙下，帝亦谅导之心，曰：“导大义灭亲，可以吾安东时节假之。”（《导传》）是其心固信于君也。孔愉在帝前，极言导忠贤，有佐命之勋。（《愉传》）周ダ亦极言导忠诚，申救甚力。（《凯传》）是其心又信于友也。然当敦入石头，王师战败，敦问导曰：“周凯、戴若思当登三司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耶？”导亦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应诛耳！”导亦无言。敦遂诛周、戴。（《凯传》）又王彬数敦曰：“兄抗旌犯顺，将祸及门户。”敦大怒，欲杀之。导在坐劝彬谢，彬竟不拜。是导之于敦情好甚密，既不阻其称兵，反欲借敦以诛除异己。盖渡江之初，王氏兄弟布列中外，其势甚大，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帝心忌之，特用刘隗、刁协、戴若思等为腹心，排抑豪强，疏忌王氏。刁、刘等劝帝出亲信以镇方隅，乃用谯王丞为湘州，隗及若思为都督，隗、协并请尽诛王氏。（《隗》等传）是以不惟敦恶之，即导亦恶之。而是时敦亦未敢遽有篡夺之举，观其申雪导枉一疏，全以刁、刘等为词。甘卓自襄阳将袭敦，敦闻之曰：“甘侯虑吾危朝廷耶，吾但除奸凶耳。”（《卓传》）此敦初次起兵，专欲除刁、刘、戴数人，正与导意相合。其后敦再起兵时，病已危笃，与兄含偕行。导与含书曰：“兄此举谓可如往年大将军乎？往年奸人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敦传》）此直自吐衷怀，谓敦之诛刁、刘，与己意同也。又敦初次起兵时，兵至石头，周札守石头，即开门纳之，以是敦兵势盛而王师败。敦后又忌札宗强而杀之。敦死后，札家请雪，卞等以札开门延贼，不宜雪，导独曰：“札在石头，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开门延之，正以忠于社稷。”（《札传》）是更以敦之称兵为匡救朝廷之失。可见是时导虽不欲敦移国祚，而欲敦诛刁、刘等，则其肝膈本怀。夫帝即偏信刁、刘，疏外王氏，岂遂可肆其威胁乎！凯之论曰：“人主非尧舜，岂能无失，人臣遂可举兵正其失耶。”此论最为严正。则导之幸敦举兵以除异己，安得尚称纯臣也。且导之可议者，更不止于此。导辅政，委任群小赵胤、贾宁等，陶侃尝欲起兵废之，庾亮亦欲举兵黜之。（《亮传》）桓景谄导，导昵之，陶回谓景非正人，不宜亲狎。（《回传》）成帝每幸导第，犹拜导妻曹氏，孔坦甚非之。（《坦传》）苏峻贼党匡术。尝欲杀孔群，或救之得免。后术既降，与群同在导坐，导令术劝群酒，以释前憾。群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而识者犹憎其目。”导有愧色。（《群传》）此亦皆导之弛纵处。而《晋书 导传论》，至比之管仲、孔明，谓：“管仲能相小国，孔明善扶新邦，扶事论情，抑斯之类也。提挈三世，始终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又于《刘隗、刁协、传论》，谓其专行刻薄，“使贤宰见疏，以至物情解体。”是转以激变之罪坐刘、刁，而导无讥焉，殊未为平允也。至陶侃生平，惟苏峻、祖约之反，侃以不与顾命，不肯勤王，经温峤等再三邀说，始率兵东下，此是其见小不达大义之处。其他则尽心于国，老而弥笃。朝廷加以殊礼，侃固辞，又因病上表去位，曰：“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云云。未没前一年，已逊位归国，佐吏苦留之，不果。及疾笃将归，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出府门就船，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侃传》）是亦可见其超然于权势矣。本传亦云，侃贾岁常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而传末乃云，侃尝梦生八翼，上天门，至第九重，折翼而坠。后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有凯觎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传论亦谓其“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是直谓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梦而不敢也。于导则略其疵累而比之管、葛，于侃则因其一梦而悬坐以无将之罪，岂非褒贬失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