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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杨玉夫等弑宋苍梧王之事不书，但云玉夫弑帝，以首与敬则，呈送高帝，此为尊者讳也。其于受禅于宋顺帝之处，亦仿《宋书》例，载九锡文、禅位诏，绝不见篡夺之迹。然于顺帝逊位时，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则亦微露禅受事皆高帝为之，而宋帝不知也。郁林王无道，为萧鸾（即明帝。）废杀，固无所隐讳。于《海陵王纪》则书宣城王（即鸾。）辅政，帝起居皆咨而后行，思食蒸鱼菜，太官答以无录公命，竟不与，见明帝之目无幼主，久视为机上肉也。七月废帝，十一月即称海陵王有疾，数遣御医占视，乃殒之。本纪直书其事，尤深著明帝悖逆之罪也。明帝杀高、武子孙几尽，子显本高帝孙，幸而不死，于明帝有隐痛焉，故不复为之讳也。子显修书在梁武时，其叙郁林失德之处不过六七百字，叙东昏无道之处则二千余字，甚东昏之恶，正以见梁武之兵以义举，此又作史之微意也。《褚渊传》先叙其在宋时，宋明帝在藩，与渊素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临崩驰召渊，付以后事，而下即叙其见萧道成，识为非常人，苍梧无道，道成与渊及袁粲谋废立，粲不肯，渊独赞成之。顺帝时，沈攸之事起，袁粲有异图，渊谓道成曰：“西衅易弭，公当先备其内耳。”道成遂杀粲。传末又叙其子贲，恨渊失节于宋，遂终身不仕于齐，以封爵让其弟蓁。通篇于渊之失节处不置一议，而其负恩丧节自见。又如《王晏传》，先叙其在宋时，倾心于齐高，常参密议。至齐武帝更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以下皆降意接之。武帝临崩，遗诏以尚书事付晏，令久于其职。及郁林无道，明帝辅政，谋废立，晏即响应，推奉明帝即位，晏自以为有佐命功。又如《萧谌传》，先叙其在武帝时，帝倚以心膂，密事皆使参掌，临崩犹敕谌在左右宿直。郁林即位，更深委信，谌每出宿，帝通夕不寐，谌入乃安。明帝辅政，或不得进说，则托谌入内言之。其亲信如此，而谌已潜附明帝。废立之际，郁林犹手书呼谌，而不知谌已为明帝领兵作先驱也。又《萧坦之传》，先叙其在郁林时，亲信不离左右，得入内见皇后，其见信如此，乃改附明帝。谋废立，萧谌尚迟疑未敢举事，坦之曰：“废天子何等大事，今曹道刚等已有猜疑，明日若不就事，弟有百岁老母，岂能坐受祸败，正应作别计耳。”谌遑遽，明日遂废帝，坦之力也。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古未有子孙为祖父作正史者，独子显为祖作本纪，为父豫章王作传，故于《豫章传》铺张至九千余字，虽过于繁冗，然亦不失为显扬之孝思也。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则应入高帝诸子传内，与临川王映等同卷，乃以临川等为高祖十二王，编在三十五卷，而豫章则另为一卷，编在二十二卷，与文惠太子相次，以见豫章之不同诸子。此则苟欲尊其父，而于义无当也。又《宗室传》，衡阳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高帝兄也，自应编在高武诸子之前，乃高帝子在三十五卷，武帝子在四十卷，而道度等反在四十五卷，此亦编次之失检也。至萧宝寅避梁武之难逃入魏，封齐王，此岂得没其实？且《和帝纪》既称宝寅入魏矣，而《宝寅传》则云中兴二年谋反诛。（《南史》云，谋反奔魏。）岂子显修史时，宝寅在魏尚无音耗，而以诛字了此局耶？（汲古阁本如是，或系传刻之误，当别求他本校对。）至《魏虏传》谓魏太子晃以谋杀太武，遂见杀，此盖仍《宋书》之误，又谓魏文明太后冯氏，本江都人，太武南侵掠得之，以为妾。案冯后系长乐信都人，父西域郡公朗，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诛，后没入宫，以选为后，初非江都人也。又云其先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北俗以母名为姓，故拓跋实为李陵之后，然甚讳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后者辄见杀。案《魏》、《齐》、《周》诸书皆无此说，则亦皆传闻之讹也。
○齐书类叙法最善
《齐书》比《宋书》较为简净，《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传过为铺张，此另有他意。他如《刘善明传》所陈十一事，皆概括其语载之；《张欣泰传》所陈二十事，只载其一条，若《宋书》则必全载矣。《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因叙徐嗣医术更精于澄。《韩炅敏传》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自备载。惟《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与萧道成绝交书，及萧道成答书，共三千余字，与敬儿关涉者，不过攸之反间敬儿，敬儿不从数语耳，而缕至此，未免喧客夺主。又《柳世隆传》，讨沈攸之时有尚书符檄一篇，案《宋书 沈攸之传》亦有尚书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案类叙之法本起于班固《汉书》，如《鲍宣传》后，历叙当时清名之士纪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等；《货殖传》后类叙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小翁等。其后范蔚宗《后汉书》，《董卓传》叙李催、郭、张绣等，《公孙瓒传》叙阎柔、鲜于辅等。陈寿《三国志》，《王粲传》后叙一时文人徐干、陈琳、阮、应、刘桢、及阮籍、嵇康等，《卫觊传》后叙潘勖、王象等，《刘劭传》后叙缪袭、仲长统、苏林、韦诞、夏侯惠、孙该、杜挚等。此本古法也。《齐书》之后《梁书》亦有此类叙法，如《滕昙恭传》，因昙恭之孝，而并及于徐晋济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济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叙何逊工诗，而因及会稽虞骞、孔翁归、江避等俱能诗，皆此法也。以后惟《明史》用之最多。
○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梁书》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续成之。（说见前。）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贵嫔薨，武帝葬贵嫔地不利于长子，昭明听墓工言，埋蜡鹅等物以厌之，后事发，昭明以忧惧而死。（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不载。临川王宏统军北伐，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但云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及溃败之迹。他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一切不载。可见国史本讳而不书，察遂仍其旧也。其尤显然可据者，简文诸子，大器、大心、大临、大连、大春、大雅、大庄、大钧、大威、大球、大昕、大挚外，尚有大款、大成、大封、大训、大圜，而俱无传；元帝诸子，方矩、方等、方诸外，尚有方略，亦无传。《梁书》谓，其余诸子本书不载，故缺之。所谓本书者，即梁朝国史也。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欢、河东王誉、岳阳王、武昌王警、义阳王鉴。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继统，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书》欢等皆无传，惟誉有传，而与武陵王纪同卷。此必元帝时国史，纪与誉皆称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内也。豫章王欢有子栋，为侯景所立，建号改元，未几禅位于景。景败，元帝使人杀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梁书》无传。贞阳侯明陷于齐，齐人立之，入主梁祀，为陈霸先所废。齐人征还，死于途，追谥曰闵皇帝。又方等有子庄，敬帝时为质于齐，陈霸先将篡，王琳请于齐，以庄为帝，即位于郢州，后兵败仍入齐，封梁王。此亦皆梁末余裔之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传。王琳当梁、陈革命之后，犹尽心萧氏，崎岖百战，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所必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之。盖当敬帝时，王室多故，不暇立史馆，入陈以后，又莫有记之者，故无国史可据，而《梁书》亦遂不为立传。尤可见《梁书》悉本国史，国史所有则传之，所无则缺之也。《南史》增十数传，其有功于《梁书》多矣。（又兰钦有子京，在东魏刺杀高澄，应附其事于《钦传》后，《梁书 钦传》绝无一字，《南史 钦传》亦不附见，何也？）
○梁书编传失检处
古未有创业之君其母编入《皇后传》者，自沈约《宋书》始，《梁书》亦因之。武帝即位，追尊其父顺之为文皇帝，母张氏为献皇后，于是《皇后传》内首列张后。然顺之官职事迹已叙入《武帝纪》，未尝另作纪传，则张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即叙于《武帝纪》可矣，乃特立一传于诸后之首。是妻有传而夫无传，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应立为《宗室传》，如《宋书》之长沙王道怜、临川王道规是也。《梁书》乃变其例，编为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案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称，非及身为帝者，而以其子系之，已属位置失宜。既系之于太祖矣，则长沙王懿，太祖长子也，自应叙在太祖诸子之首，其余衡阳王畅、永阳王敷、桂阳王融，亦应以次叙入，总为太祖九王。乃以其没于齐朝，遂不为立传，而转附见于其子嗣王传内。其意以临川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伟、鄱阳王恢、始兴王忄詹，皆武帝登极后身受王封，故列为太祖五王；懿、、敷、融则身后追封者，故但传其嗣子，以别于生封之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则系之于父，四人则系之于子，强为区别，究属无谓。既不立《宗室传》矣，而吴平侯景，武帝从弟也，不便附于太祖诸子内，又别无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萧景传》，一似同姓不宗者。此盖皆国史旧编之次第，国史本武帝时所修，以诸王皆武帝亲兄弟，若列作《宗室传》，转似推而远之，故修史者创为此例，而不知转多窒碍也。姚察修《梁书》，则已时代革易，自应改正，乃亦仍原书体例，何也？《南史》尽入之《宗室传》较得矣。
《梁书》以萧颖胄附于其弟《颖达传》内，此却位置得宜。盖颖胄与梁武同起兵，未及平建邺先卒，既非梁臣，不便入《功臣传》内，而远族又不便入《宗室传》，《齐书 萧赤斧传》后虽附见之，然《梁书》终不可缺也，附《颖达传》极当。《南史》则亦附于《赤斧传》内，作齐宗室。
○梁书多载饰终之诏
《梁书》诸王及功臣列传，必载其没后加恩饰终之诏，盖本国史体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应删除，以省繁复。乃《王茂传》诏曰：“旌德纪功，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吕僧珍传》，诏曰：“思旧笃终，前王令典。追荣加等，列代通规。”《南平王伟传》，诏曰：“旌德纪功，前王令典。慎终追远，列代通规。”《孔休源传》，诏曰：“慎终追远，列代通规。褒德酬庸，先王令典。”篇篇如此，殊可呕哕。其后作史者亦自知其芜冗，至《蔡道恭》、《范云》、《冯道根》、《昌义之》、《周舍》等传，则去此冒语，但存诏中述其生平功绩之处，斯较为得之矣。
○梁书有止足传无方伎传
《梁书》有不必立传而立者，又有应立传而不立者。处士之外，另立《知足》一门，其序谓鱼豢《魏略》有《知足传》，谢炅运《晋书》有《知足传》，《宋书》亦有《知足传》，（今沈约书无此门，盖徐爰旧本也。）故《梁书》亦存此门。然所谓知足者，不过宦成身退，稍异乎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者耳。传中如顾宪之政绩，自可入《良吏传》，其余陶季直、萧示素辈，传之不胜传也。至如《方伎》一门，累代所不废。梁时沙门释宝志，精于佛学，能知未来，其谶记往往流传后世。即其散见于各传者，如《南史 梁武纪》，天监中，宝志有诗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舍纪之。帝年三十八克建邺，八十三同泰寺灾，四月十四日，火起之日也，其言皆验。《王僧辨传》，天监中，宝志有谶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字。”时人谓萧氏当灭，李氏当兴，遂有李洪雅起兵湘州，后为僧辨所取。《徐陵传》，陵数岁，家人携以见宝志，宝种甩其顶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此见《南史》者也。即以《梁书》而论，《何敬容传》，宝志谓敬容曰：“君后必贵，终是何败何耳。”及敬容为相，恐何姓者当为其祸，遂抑没宗族，无仕进者，后为河东王誉发其请嘱私书，遂及于败，此“何败何”之验也。《刘传》，宝志遇于兴皇寺，惊曰：“隐居学道，清净登佛。”如此三说。此又见于《梁书》者也。则其生平必尚多可纪述。且《王筠传》，筠奉敕制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词甚丽逸。是不惟为时人所敬似，并人主亦崇奉之，此岂得无传？乃《梁书》无《方伎》一门，遂少此传。《南史》附传于陶宏景之后，可补《梁书》之缺矣。
○古文自姚察始
《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陈书多避讳
《陈书》于武帝之进公爵，封十郡，如九锡，进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禅位逊于别宫，陈武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阴王薨，丧葬如礼，一一特书，绝不见有逼夺之迹。此固仿照前史格式，当时国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变其体也。第本纪所讳者，恃有列传散见其事。乃衡阳王昌，本武帝子，陷于周未回，武帝崩，从子文帝即位，而昌始归，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见《南史》。）本纪既但书衡阳王昌薨，而《昌传》亦但书济江，中流船坏以溺薨，即《侯安都传》亦但云昌济汉而薨，（《南史 昌传》则谓济江于中流陨之，使以溺告。）初不见有被害之迹也。始兴王伯茂乃废帝伯宗之弟，与伯宗同居宫中，伯宗为宣帝所废，伯茂出就第，宣帝遣店伶之于途。《陈书 伯茂传》但谓路遇盗，殒于车中，亦隐约其词，不见被害之迹也。不特此也，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曰：“师知卖我。”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见《南史》。）此则师知弑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为之讳？乃《陈书 师知传》绝无一字及之，但叙其议大行炅前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载沈文阿、徐陵、谢岐、蔡景历、刘德藻等各议，共三千余字，敷演成篇，以见师知议礼之独精，此岂非曲为回护耶？又知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乱，遁回乡里，流寓晋安，陈宝应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书侍郎，宝应留不遣。后陈武代梁，宝应有异志，寄惧祸及，不受其官，尝居东山，著居土服。此不过知几能远害耳，其于陈武未尝有君臣之分也。若以报韩为心，正应佐宝应拒陈武，乃反为书劝宝应臣于陈武，书中并称陈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论》。试思彪本汉臣，故宜归心于汉，寄非陈臣，何必预附于陈？当其不仕宝应，尚不失为洁身远害，及其推戴陈武，适形其望风迎合而已。而《陈书》专以此为寄立传，且详载其书千余字，欲以见其卓识高品。亦思寄之于陈武有何分谊，而汲汲推奉耶？盖姚察父子本与刘师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陈，入隋又与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瞻徇，而为之立佳传也。《南史》于《师知传》明书其事，洵为直笔；而《寄传》亦全载其劝宝应之书，又无识甚矣。
○萧子显姚思廉皆为父作传入正史
司马迁、班固、沈约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尝另立父传，列于正史也。惟萧子显作《齐书》，为其父豫章王嶷立传，姚思廉修陈书，为其父吏部尚书察立传，凡生平行事，及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无一不纤屑叙入，故《嶷传》至七千余字，《察传》亦至三千余字，为人子者得藉国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或疑《嶷传》只载其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而子显不载，当是子显亲为父作传，故隐己之名。至《察传》并载思廉在陈为法曹参军，入隋为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然传末云，察所撰《梁》、《陈》二史未毕功，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尔以来，稍有撰续云云，而不言思廉卒于何时，可见《察传》实思廉自作。况察之父僧坦，以医术著于梁代，官太医丞，所得赏赐，皆给察游学，事见《南史》。而《陈书 察传》但云，察父上开府僧坦，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赏赐，皆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而不言以医术得幸，并不言官太医丞。盖思廉耻以方伎轻其家世，故讳之也。则《察传》系思廉自作无疑也。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南北八朝史，《宋书》成于齐，《齐书》成于梁，《魏书》成于北齐，其余各史皆唐初修成。然虽成于唐初，而天下实未尝行也。观苏洵等进《陈书》云，《陈书》与宋书魏、齐、梁等书，传之者少，秘书所藏，亦多脱误。嘉六年，始诏校雠。因臣等言，恐馆阁所藏不足以定，请诏京师及天下藏书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始稍稍集，因得藉以参校，又刘等校《北齐书》云，《文襄纪》其首与《北史》同，而末多取《魏孝静帝纪》。其与侯景书则载《梁书 侯景传》内，此外序列尤无伦次。盖原书已散佚，后人杂取《北史》及《高氏小识》等书以补之者。是宋时并已失其原本，虽购之天下，亦终无由订正也。可见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必须抄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世人所见八朝事迹惟恃此耳。若无镂板之法，各正史盖已一部不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