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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太宗时，使皇子蒙哥（今名莽赉扣，即宪宗。）征钦察，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蒙哥亟进师，适大风刮海水去，甚浅可渡，蒙哥喜曰：“此天开道也。”进擒八赤蛮，囚之。八赤蛮曰：“水回期且至，宜早还。”蒙哥即班师，而水已至，后军有浮渡者。（见《宪宗纪》。）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关，渡汉江而北，至禹山。金完颜合达等拒战，北兵袭之，金恒山公武仙一军殊死斗，北骑退走。追奔之际，忽大雾四塞，合达命收军，顷之雾散乃前，则前有一大涧，阔数里，非此雾则北兵人马满中矣。（《金史 完颜合达传》）宪宗即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师次于河，适河冰合，以土覆之遂渡。（《宪宗纪》）世祖时，遣伯颜（今名巴延。）伐宋，军至钱塘江，观潮，遂驻沙岸。杭人方以为潮至当尽溺，乃潮不至者二日。（《伯颜传》）可见兴王之运，山川效炅也。
○元世祖嗜利黩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纪纲，兼能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然其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元史》纪传所载可见也。中统三年，即以财赋之任委阿合马。兴铁冶，增盐税，小有成效，拜平章中书政事。又立制国用司，以阿合马领使事。已复罢制国用司，立尚书省，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奏括天下户口，下至药材榷茶，亦纤屑不遗，其所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史天泽、安童等争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胜。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于死。有秦长卿者，欲发其奸，反为所噬，毙于狱。擢用私人，不由部选。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据财赋重地，并援引奸党郝祯、耿仁等骤升同列，阴与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征敛愈急，内通货贿，外示刑威，天下之人无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户王著发义愤击杀之，阿合马之奸始上闻。虽命剖棺戮尸，而流毒海内已二十年矣。阿合马既死，又用卢世荣，亦以增多岁入为能，盐铁、榷酤、商税、田课，凡可以罔利者，益务搜括。奏用阿合马之党，皆列要职。凡肆恶二年，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尽发其奸，始诏诛之。未几，又用桑哥，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恃其得君，尝拳殴参政杨宽、郭佑及台吏王良弼，皆诬奏至死。遂以丞相领尚书兼统制使，以沙不丁为江淮左丞，乌马儿为参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天下骚然。佞谀者方为之请立碑记功。桑哥又奏笞监察御史四人，自后御史入省，部掾令史皆与抗礼，台纲尽废。铨调内外官，宣敕亦付尚书，由是以刑爵为贩卖。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为也先帖木儿所劾，始伏诛。统计帝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终始，此其嗜利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自高丽臣服，即招谕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罗，继而有事于南宋，攻襄、樊，攻涪、渝，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于闽广，先后凡十余年。甫讫事，又议征日本。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万出海，飓风破舟，文虎等择舟之坚好者先归，尽弃其兵于山岛。日本兵来，凡蒙古、高丽人尽杀，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其得脱归仅于阎等三人。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积翁先往招谕，为舟人杀于途，始终不得要领乃止。而其时又兴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缅国之役、爪哇之役。安南凡三征，其国王陈日煊父子终逃匿不获，最后师还，几为所邀截，从间道始得归。缅国凡两征，亦丧师七千，仅取其成。其征占城也，舟为风涛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岸者攻克其木城，而国主已逃，官军深入，亦为所截，力战得归。其征爪哇也，初至战屡捷，为所绐，遣使入谕，其国主杀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领，遂旋师。统计中统、至元三十余年，无岁不用兵。当其初视宋为敌国，恐不能必克，尚有慎重之意，遣使议和。及既平宋，遂视战胜攻取为常事，几欲尽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称雄于千古。甫定域中，即规海外。初以骄兵图胜，继以愤兵致败。犹不觉悟，思再奋天威，迄崩而后止。此其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由是二者观之，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论，有一于此即足以丧国亡身。乃是时虽民不聊生，反者数十百起，而终能以次平定。盖兴王之运，所谓气盛而物之小大毕浮，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始知三代以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
案元自太祖起兵，灭国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西域，至东印度国遇角端始还。太宗继之，灭金，侵宋，西征钦察，去中国三万余里。迨宪宗，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合台征交趾。至世祖时，用兵已四十余年，世祖即位又攻讨三十余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元诸帝多不习汉文
元起朔方，本有语无字。太祖以来，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于汉文则未习也。《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先以畏吾字翻译进读，再付纂定。元贞二年，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是皆以国书进呈也。其散见于他传者，世祖问徐世隆以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取书传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书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曹元用奉旨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元明善奉武宗诏，节《尚书》经文，译其关于政事者，乃举文升同译，每进一篇，帝必称善。虞集在经筵，取经史中有益于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译润之际，务为明白，数日乃成一篇。马祖常亦译《皇图大训》以进。（皆见各本传。）是凡进呈文字必皆译以国书，可知诸帝皆不习汉文也。惟裕宗为太子时，早从姚枢、窦默受《孝经》。及长，则侍经幄者如王恂、白栋、李谦、宋道等，皆长在东宫备谘访。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见，太子谕令入学，伯必即令入蒙古学，逾年再见，问所读何书，以蒙古书对，太子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此可见裕宗之留心学问，然未即位薨。以后如仁宗，最能亲儒重道，然有人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则其于汉文盖亦不甚深贯。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勋旧，罕有留意儒学者。世祖时，尚书留梦炎等奏，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为江淮行省左丞。（《传》）李元礼谏太后不当幸五台，帝大怒，令丞相完泽、不忽木等鞫问，不忽木以国语译而读之，完泽曰：“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如小云石海牙、勃术鲁、夔夔萨都剌等，固当为翘楚矣。
○元初郊庙不亲祀
元太祖以来，无郊庙亲祀之礼，惟割牲奠马氵重，以蒙古巫祝致词而已。世祖始设神主于中书省，用乐遣官致祭，已从中书省迁神主于圣安寺。中统四年，始诏建太庙于燕京，迁神主奉之，而规制未备。至元十四年，太庙成。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后玉册成，请纳诸各室，帝曰：“亲享之礼，祖宗未尝举行。其以册来，朕躬祝之。”（本纪）是成宗以前无此礼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号，始躬谢太庙，而时享尚未亲祀。至大二年，尚书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礼已行而未备，北郊之礼尚吸顿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请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请以世祖配，从之。（本纪）然考是年，初未有亲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事于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旧名拜住。）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庙于大都，至今四十年来未尝亲享。帝悦曰：“朕能行之。”乃敕有司定仪制。是冬始有事于太庙，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崇天门，行事至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动。诏曰：“一岁惟四祀，使人代之，实所未安，岁必亲祀，以终朕身。”（见本纪及《拜珠传》。）此新祀太庙之始也，而南郊仍未亲享。泰定帝时，赵师鲁疏请亲祀郊庙，帝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亲享，即太庙亦仍不亲祭矣。（本纪及《师鲁传》）文宗至顺元年，始服大裘衮冕，亲祀天于南郊。顺帝至元五年，亲礻卒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衮冕祭太庙。至宁宗室，问曰：“朕，宁宗兄也，当拜否？”太常博士刘闻对曰：“春秋鲁闵公为君时，僖公尚为臣，僖公即位，未闻不拜。”帝乃拜。是月亦亲祀上帝于南郊。（本纪）统有元一代，亲祀太庙，亲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顺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
元世祖定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内者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访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 百官志序》）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中书省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时以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弘州人杨惟中继之，楚材子铸亦为左丞相，（元制尚右。）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时，惟史天泽以元勋宿望，为中书右丞相。仁宗时，欲以回回人哈散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旧，故力辞，帝乃以伯答沙为右丞相，哈散为左丞相。太平本姓贺，名惟一，顺帝欲以为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授，惟一固辞，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后仕至中书省左丞相。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系回回人，其汉人止史天泽、贺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先有右丞二员而无左，后以崔言，始设左丞，故汉人亦得居之。如赵世延本雍古族，延元年，省臣奏参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可见汉人不得居右。）有参知政事，则汉人亦得为之。（如王文统、李孟俱为平章，许衡、姚枢、张文谦俱为左丞。）其时亦称宰执。（如王文统为平章，窦默曰，此人心术不正，不可为宰相是也。成宗欲以宦者李邦宁为行省平章，辞曰：“臣奄腐余生，何堪当宰辅之任。”）然中叶后，汉人为之者亦少。《顺帝纪》，至正十三年，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韩元善传》，顺帝时，丞相托克托奏事内庭，以事关兵机，而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勿与俱。则虽参用汉人，而机密仍不得与也。）《郑鼎传》，鼎子制宜为枢密院判官，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人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至是以属制宜，制宜力辞。帝曰：“汝岂汉人比耶！”竟留之。可见枢密属僚掌权之处，汉人亦不得与也。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既见《太平传》而世祖初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钜夫传》）可见未下诏以前，御史中丞之职，汉人亦不得居也。中书省分设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设丞相，后以和林等处多勋戚，行省官轻，不足以镇之，乃设丞相，而他处行省遂皆设焉。《董文用传》，行省长官素贵，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文用至，则坐堂上，侃侃与论。可见行省中蒙古人之为长官者，虽同列不敢与讲钧礼也。《成宗本纪》，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文宗本纪》，诏御史台，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厕于廉访司者，仅五之一也。其各路达噜噶齐（旧名达鲁花赤。）亦以蒙古人为之。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其诸王驸马分地，并令自用达噜噶齐。仁宗始命以流官为之，而诸王驸马所用者为副，未几仍更渡制。文宗诏诸王封邑所用达噜噶齐，择本部识治体者为之，或有冒滥，罪及王相，然亦未闻有以汉人为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国姓之制也。
○元初州县多世袭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袭。如石天禄为征行千户，既卒，子兴祖袭千户。刘敏为郎中，年老，宪宗命其子世亨袭其职。谭澄父资荣为元帅，因病举弟资用自代，资用卒，澄又袭职。綦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旧名忙古台。）袭万户。赵黑梓以门功袭元帅职。段直以所属乡社来降，命为潞州长官，世袭。洪茶邱为高丽军民总管，其子万袭职，仍佩其父虎符是也。然此法可行于朔漠，而中原则必用流官。故世祖时，廉希宪疏言，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宋子贞亦疏言，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姚枢亦疏言，今当慎铨选，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于是始议行迁转法，至元二年，遂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先是祁州、河南、陕西乃世祖为皇太弟时所封地，因姚枢等言，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选人以居职，始有吏治，固已行之有效，故至是因希宪等言，遂改世袭旧制也。又元初百官皆无俸禄。《陈传》，中统时，百官未给俸，多贪暴，独能以清慎称。至是姚枢又疏奏，当班爵禄，则赃秽塞而公道开。宋子贞亦疏请给俸禄，定职田。乃从之。后崔又奏，乞将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无俸者特给，于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职田之收。此又百官给禄之始也。
○元州县官多在外铨选
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遣宋子贞、耶律铸至山东，迁调所部官。（《子贞传》）及平宋后，诏两广、福建五品以下官，从行省就便铨注。寻又诏云南省所辖州县官，依福建、两广例，省、台委官铨选，以名姓闻，随给授宣敕。此各行省自选之制也。立法之始，省选公明，量才授职，多得其人。故李稷谓，下县尹多从吏部铨注，或非其才，宜并归省选。（《李稷传》）盖是时中简之缺仍归部选，而繁剧者听外省迁调，故部选转不如省选之量能而授也。其后以省选多弊，乃有遣使监选之例。成宗初，命中书省遣使监云南、四川、海北、海南、广西、两江、广东、福建六品以下选。文宗时，敕中书省、御史台，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迁调三品以下官，则并及于三品大员矣。顺帝时，中书省臣言，江南因盗贼阻隔，所在缺官，宜遣人与各行省及行台官，以广东、广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迁调，五品以下，先行照会之任，福建等处亦依此例，从之。则并邻省通融迁调，亦委之监选者矣。
元代专用交钞
交钞之起，敝讼宋绍兴初，造此以召募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较铜钱易赍，民颇便之。稍有滞碍，仍用现钱，尚存子母相权之意。（《元史 刘宣传》）金章宗时，亦以交钞与钱并行。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易一饼，民力困而国用亦穷，（《耶律楚材传》）此钞之极弊也。（案金章宗始用钞。宣宗先用贞宝券，未几积轻，又制贞通宝，凡一贯当贞宝券千贯。哀宗时，更造兴定宝泉，每一贯当通宝四百贯。）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钞。世祖中统元年，又造中统元宝交钞。据《食货志》，其法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钞之文。以十计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二贯准白银一两。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抵中统钞五贯。武宗时，又造至大银钞，后废不行。终元之世，常用中统、至元二钞。每年印造之数，自数十万至数百万不等，亦见《食货志》。钞虽以钱为文，而元代实未尝铸钱也。武宗时曾行钱法，立泉货监领之。仁宗以鼓铸弗给，仍废。故有元一代专用钞。其所以能行用者，各路立平准行用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银者，可赴库换钞；有钞者，亦可赴库换金银也。又立回易库，凡钞之昏烂者，许就库倒换新钞，增工墨费每贯三分。换存之昏钞则解部焚烧。隶行省者，行省委官监烧之。是钞之敝坏者，可赴库易新钞也。至元四年，世祖诏诸路民间包银听以钞输纳，惟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以钞输。中书省臣又奏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制曰可。是丁钱田赋皆可以钞纳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钞虚而物实，虚者积轻，势所必然，故赵孟ぽ言，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轻重相去已数十倍，故改中统为至元，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矣。今就《元史》各传参核之，卢世荣以钞虚闭回易库，钞有出无入，民间昏钞遂不可行。其后监烧昏钞者欲取能名，率以应烧昏钞指为伪钞，使管库官吏诬服。（见《许有壬》、《韩若愚传》。）由是回易库不敢以新钞易昏钞，（《张养浩传》，民持昏钞赴库倒换者，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而民间所存昏钞又不能纳赋税，易货物，于是遂成废纸矣。且板纸印造，尤易滋伪。铅山多造伪钞者，有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遂致大富。是利权且归于奸民矣。（《林兴祖传》）又奸民以伪钞钩结党与，胁人财物，官吏听其谋，株连者数千百家。（《黄潜传》）是刑罚亦由此日繁矣。古者以米绢为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银钱已谓之虚，乃又欲以纸钞代之，虚中之虚，其能行之无弊哉！然有元之代，民间究以何市易？案至元中，江淮颁行钞法，废宋铜钱，后又敕拘历代钱，余铜听民自用。然《胡长孺传》，台州岁饥，宣慰司脱欢敛富民钱一百五十万备赈。是朝廷虽禁钱，而民间自用钱也。《卢世荣传》，立平准库，禁民间以金银私相买卖。世祖诏，金银乃民间通用之物，今后听民从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银也。既造交钞，欲其流通，则赋税不得不收钞，而民间自用金银，则实者常在下，而虚者常在上，于国计亦何补哉！（明太祖亦造宝钞，虑其不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铜钱交易，犯者罪至死，首告者即以所告之物赏之，而钞仍不行。永乐中，又诏计户口食盐纳税，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笞杖等罪输钞纳赎，市肆门摊收钞，果园及舟车等税纳钞，皆欲以重钞，而钞卒不行。则又为阻滞钞法之罪，至全家发边远充军。正统元年，黄福奏，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一两当钞千余贯。）
案《宋史 蒋偕传》，朝廷募民入粟于边，增直给券，俾赴京师，射取钱货，谓之交钞。是北宋已有交子之法。而范镇疏言，商人输粟河北，取偿京师，而榷货不即与钞，久而鬻之，十才六七。则是时已有留难之弊。高宗南渡后，置行在交子务，印交子钱引给诸路，令公私同见钱行用，已而日益贱。隆兴二年，陈良疏言其弊，请发内帑以舒民病，孝宗乃出白金收换交子，（亦名会子。）并收铜板勿印造。未几，户部又请造五百万，自后岁有加增。黄畴若疏言，民所得会子，折阅日甚。州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不得一钱。时因钞法，告讦繁兴。真德秀疏言，或一夫坐罪，而并籍兄弟之财，或亏陌四钱，而没人千万之货。至于科富室之钱，视产高下，分配民藏楮鬻田宅以受券，虽大家不得免。是南宋交子之弊，亦不减于金也。
○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
《金史》，宗翰等破汴京，宋徽、钦二帝出降，金太宗即诏废二帝为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余人及宗族三千余人北去，既至上京，令二帝以素服见太庙，封徽宗昏德公，钦宗重昏侯，迁之于韩州，给田十五顷，俾耕以自食。未几，又迁鹘里改路。赵氏疏族亦多徙上京。徽宗薨后，金熙宗皇统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钦宗封天水郡公。钦宗又奏乞本品俸，乃诏济之，寻又给天水郡王子侄婿及天水郡公子俸。是皇统以前俸亦不给也。海陵篡立，又杀赵氏子男百三十余人。世宗始以一品礼葬钦宗于巩洛之原，又葬天水郡王被害子孙于河南祖墓，其亲族在中都被害者葬于城北，咸平被害者葬于本处。梁肃奏，天水郡公本族已无在者，其余皆远族，可罢其养济。案二帝徙韩州，嗣濮王仲理等尚在燕京，金人计口给食，死者甚多，此即所谓远族也。是二帝之子孙近族皆已被杀无遗也。昏庸失国，寄命雠邦，其﹃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过矣。元世祖之平宋也，按塔哈（旧史名阿塔海。）等入宋宫宣诏，至免系颈牵羊之礼，太后全氏泣谓帝曰：“荷天子活汝，当谢恩。”宋主拜毕，母子皆肩舆出宫。太皇太后谢氏以疾留，至病愈始北行。宋主至上都，授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国公。此《元史》本纪所载也。而《说郛》及汪元量所记，宋主至通州，世祖命赐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上都。又全太后及宫嫔等在大都，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他物称是。《宋遗民录）又载瀛国公稍长，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梦金龙绕殿柱，明日瀛国来朝，正立所梦柱下，世祖阴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国惧，遂乞从释，号合尊大师，而学佛于土蕃。此已见世祖之宽厚，然犹曰野史所载，未可尽信也。《元史 后妃传》，宋全太后至京，不习风土，世祖后为奏请回江南，帝曰：“尔妇人无远虑，若使南还，或浮言一动，即废其家，非所以爱之也。爱之特加存恤可耳。”后乃益厚待之。是帝之所以保护者更深矣。至元十九年，有中山狂人，自称宋主，有众千人，欲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播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帝疑之，然仅迁瀛国及宋宗室于上都，而未尝加害也。谢太后薨，以其赀产隶中宫，可见未薨以前，犹未收其赀产也。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国公母子已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顷，乞免征其租。张亦奏，亡宋旧业，勿征赋役，从之。是全后母子私产听其永为世业也。文宗市故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入护圣寺永业，又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御史台言不必予直，帝不许。可见全后母子田产常留给其子孙，至是始收之，而犹必给以价，不强夺也。顺帝时，始因脱脱之请，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田产赐枢密使僧格失里。（旧史名桑哥失里。）文宗已市全后母子田，而完普尚别有田产，至是始夺之。至正十二年，御史言群盗多引亡宋为口实，宜以和尚赵完普及亲族LLRR徙沙州，从之。是虽夺其田产，而犹终保全之也。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赵和尚，自称福王子广王，作乱伏诛，亦未尝罪及宋宗室也。至于宋之亲族，亦待以优礼。福王与芮随宋主来归，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诏与芮家赀之在江南者，辇至京给之。旋以与芮子孟桂袭封平原郡公。赵与在鄂州降，伯颜荐于世祖，以幅巾深衣入见，帝即赐翰林待制，赐钞万贯，岁给其妻子衣粮。与既老，成宗犹官其子孟实以终养。是不惟待瀛国公有终始，即待宋之宗室亦多存恤也。报应之说固属渺茫，然宋太祖削平诸国，未尝杀一降王，其后以天下授太宗，约兄弟相传，仍及于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传其子孙。厥后汴京之亡，遭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孙也。高宗南渡，以太祖之后为嗣，及临安之亡，则独免屠戮之惨，冥冥中似有司其契者。金之待宋既酷，其后蒙古兴而金亦迁汴。崔立之变，劫后妃宗族降元，宫车三十七两促赴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余口在道艰苦，更甚于徽、钦之时。（《崔立传》）金自海陵篡后，杀太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孙已无噍类，其随宣宗入汴者，惟太祖、世宗子孙，又遭此播迁。元太宗诏，除完颜一族外，余皆赦免。则不赦者完颜氏也，然则金源后裔存者有几？而元顺帝遁归沙漠后，子孙犹雄长于边外数百年。君子观于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征也。
○元时选秀女之制
《后汉书 皇后纪序》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廷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相法者，载入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晋武帝博选良家女充后宫，使杨后拣选，名家盛族之女多败衣瘁貌，以避此选。胡贵嫔名芳，初入选，号泣，左右止之曰：“陛下闻声。”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是选女之制，汉、晋常有之。《辍耕录》载，后至元丁丑，民间讹言采秀女，一时童男女婚嫁殆尽。此虽是讹言，然必非无因。盖元初本有此制，《耶律楚材传》，太宗时，托欢（旧名脱欢。）请选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择美女二十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恐扰民。”乃止。（《耶律楚材传》）世祖时，耶律铸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时害民，请令大郡岁取三人，小郡二人，择其可者，厚赐其父母，否则遣还，从之。（《耶律铸传》）后又以御史中丞崔言，并罢各路选室女。《辍耕录》所记后至元，则顺帝时事也，或世祖虽罢，而累朝尚间行之耳。元时并有选高丽女之例。文宗以宫中高丽女不颜帖你赐丞相雅克特穆尔，（旧名燕铁木儿。）高丽王请割国中田以为资奁。顺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丽女，选入宫有宠，遂进为后。而其时选择未已，台臣言，国初高丽首先效顺，而近年屡遣使往选媵妾，使生女不举，女长不嫁，乞禁止，从之。明永乐中，高丽犹有贡女之例，成祖有妃权氏，即高丽人也，后封贤妃。
○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
江苏田粮之重，《明史 周忱传》谓，明祖平张士诚，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又恶富民豪并，亦没入其田，皆谓之官田，案其租簿征之。故苏赋比他处独重，官田粮至二百六十万石，民田粮仅十五万石。今检《宋》、《元》二史，究其由来，大概明祖所籍伪吴勋戚之田，即元代所赐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赐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庄田及贾似道创议所买之公田也。《宋史》，朱π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胄，置安边所，黄畴若奏以其万亩庄等田，并及其他权幸没入之田皆隶焉，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后理宗又诏华亭奉宸庄亦助边费。景定四年，陈尧道、曹孝庆等倡议买公田，贾似道主之，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德元年，又以阎贵妃集庆寺田、贾贵妃演福寺田，皆入安边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领于官。其赏赐臣下，则有如世祖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又以王积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赐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亩。武宗赐周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仁宗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百顷，英宗赐拜珠平江田万亩，文宗赐雅克特穆尔平江官地五百顷，又以故平章黑驴平江田三百顷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又赐大龙翔集庆寺平江田五百顷，又赐鲁国大长公主平江等处官田三百顷。雅克特穆尔又奏松江淀山湖田五百顷，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臣愿增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萨敦。（旧名撒敦。）顺帝以完者铁木儿苏州田二百顷赐郯王彻彻秃，又赐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顷。此皆见于《元史》本纪及各本传者，使本非官田，而欲夺民产以赐，元政虽不纲，亦未必至此。可见皆宋末官田，平宋后仍入于官，故得任意赏赐。观文宗所赐雅克特穆尔者曰平江官地，赐鲁国天长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益知田已在官也。元时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财赋都总管府。又籍朱清、张等田以供中宫，曰江浙财赋府。又籍朱国珍、管明等田以赐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领所。又有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田，并白云宗僧田，皆不隶州县。此又元时所增官田也。及张士诚据吴，其平章、太尉等皆负贩小人，以殖产为务，凡元朝官田自必尽取而占为庄田。明祖破平江后，遂尽籍之，又以姑苏民为士诚守，凡诸豪族之田亦籍之，并及富民沈万三等皆以其租簿为粮额。其后又有拨赐公侯驸马庄田因事故还官者，又案其租簿征之。是以官田益多而粮亦益重也。然则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来，出重赋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时已知粮额太重，洪武七年，诏减苏、松、嘉、湖极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诏减十之二。建文二年，诏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过一斗。然虽有此诏，永乐登极，仍革除之，又遵太祖遗法也。宣德五年，又诏每亩纳粮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减十之三。正统元年，又诏四斗一升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减作一斗。本朝又屡有恩减，每亩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案《元史》雅克特穆尔所奏，五百顷田应入官粮七千七百石，则当时官粮正额每亩亦只一斗五升，其以所得余米赡萨敦，则官赋外之私租也。以今粮额较之，与元时一斗五升之正额约略相同，而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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