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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晦叔、王介甫同为馆职，当时阁下皆知名士，每评论古今人物治乱，众人之论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论又为晦叔止也。一日论刘向当汉末言天下事反复不休，或以为知忠义，或以为不达时变，议未决。介甫来，众问之，介甫卒对曰：“刘向强聒人耳。”众意未满。晦叔来，又问之，则曰：“同姓之卿欤！”众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鄙吝积于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于心而稍近于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于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欢兜、共工之奸矣。
王荆公与吕申公素相厚，荆公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议按举时，其论尚同。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为助，故申公初多举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条例司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荐申公为中丞，其辞以谓有八元、八凯之贤，未半年，所论不同，复谓有欢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者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知颍州，宋次道当制辞，荆公使之明著其语，陈相叔以为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实，援据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与对。辄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无事理之实。”申公素谨密，实无此言。或云孙觉莘老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记美须，误以为申公也。熙宁四年，申公以提举嵩山崇福宫居洛，寓兴教僧舍；欲买宅，谋于康节先生。康节日：“择地乎？”曰：“不。”“择材乎？”曰：“不。”康节曰：“公有宅矣。”未几，得地于白师子巷张文节相宅西，随高下为园宅，不甚宏壮。康节、温公、申公时相往来，申公寡言，见康节必从容，终日亦不过数言而已。一日，对康节长叹曰：“民不堪命矣。”时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天下骚然，申公所叹也。康节日：“王介甫者远人，公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阳，河阳尹贾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饯于福先寺上东院，康节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语康节日：“君实与晦叔席上各辩论出处不已，某以诗解之曰：‘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申公镇河阳岁余，召拜枢密副使。后以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又以大学士知扬州。哲宗即位，拜左丞，迁门下侍郎，与温公并相元，如伯淳之诗云。伯温以经明行修命官，见公于东府。公语及康节，咨叹久之，谓伯温曰：“科名特入仕之门，高下勿以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温起谢焉。公三子，希哲、希积、希纯，皆师事康节，故伯温与之游甚厚。三年，公辞位，拜司空、平章军国事。次年薨。
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语子瞻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乎，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每山行多恍惚，独言若狂者。田画承君云，荆公尝谓其侄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国事相绝。今居闲复欲作书相问。”防忻然为设纸笔案上，公屡欲下笔作书，辄长叹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状视公，适报司马温公拜相，公怅然曰：“司马十二作相矣。”公所谓《日录》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书代之。后朝廷用蔡卞请，下江宁府，至防家取《日录》以进。卞方作史，惧祸，乃假《日录）减落事实，文致奸伪，上则侮薄神宗，下则诬毁旧臣，尽改元所修《神宗正史》。盖荆公初相，以师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礼甚厚。再相，帝滋不悦，议论多异同，故以后《日录》卞欺，神宗匿之。今见于世止七十余卷，陈莹中所谓尊私史以压宗庙者也。伯温窃谓，荆公闻温公入相则曰：“司马十二作相矣。”盖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温公以不行新法辞枢密使，反复相辩论，三书而后绝。荆公知温公长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闻之，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温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从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议；事英宗又言称亲濮安懿王为非礼，以此名重天下。熙宁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论折之不能胜，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荆公见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战。冯当世解之曰：“参政何必尔。”遂落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庆行词，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极于丑诋。明日，蔡延庆因贺公，具以制词出于荆公为解，公笑诵其词曰：“外无任职之能，某披襟当之；内有怀利之实，则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舆归蜀，极江山登临之胜，赈其宗族之贫者，期年而后还。元初，哲宗登极，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首以诏特起公，诏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勤，天下望公与温公同升矣。”公辞曰：“六十三而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而复来，岂云中礼？”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会葬陵下，蔡京见公曰：“上将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论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故公卒不为元二圣一起。绍圣初，章、蔡卞欲并斥公为元党，将加追贬，蔡京曰：“京亲闻蜀公之言如此，非党也。”、卞乃已。或曰：“司马温公、范蜀公同以清德闻天下，其初论新法不便，若出于一人之言，而晚乃出处不同，何也？”伯温曰：熙宁初，温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温公不拜枢密副使，请宫祠者十五年。元丰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温公为宰相。蜀公既致政于熙宁之初，义不为元熙起也。此二公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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