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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帝
三司条例司废置
熙宁二年二月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于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条例。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安石对：『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折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1]，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
三月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略曰：『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无所伸，诚亦可惜。』因召对，而有是命。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于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粜籴[2]、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理财之臣失于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申条例司。』戊子，两府同奏事，上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绪，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
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以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人差遣。』诏依所乞。
九月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振贷事。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窃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资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以次料收熟日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加修。盖人之困乏，常在于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籴，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通一路之有无，发贱欽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其法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于夏秋未熟已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并从之。辛未，条例司请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3]，殿中丞知冤句县张复礼、前明州司法参军李承之为相度利害官。丙子，条例司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已行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访闻诸路民间多愿官中支贷，乞令司农寺遍下诸路转运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闻，当议迁置提举官。』诏可。条例司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司莫肯为，课入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司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之事，条具利害以闻。』（此以上据本志增入)乃诏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拯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4]。从之。上手诏向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凑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向既兼总九路财赋，即奏：『移用金谷，要当不失事机，如响应声，远近一体，则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赐。今九路监司鲜能协力，徒害成事。请辟置本司官属分隶诸路，参举众事，纠其弛慢不职。凡财货轻重、郡县丰凶、山泽之利废兴、府库之积虚实，可以周知其数，以通有无。』从之。于是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领九路，凡移用财赋、兴置坑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以故湿恶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令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于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事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曰：「丧使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理财而制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于时事宜，恐不须并。』j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今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覆，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于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搅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
闰十一月，条例司又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铁钱，若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
三年，诸公论青苗新法不便（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取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上谓彦博曰：『俟群言稍息，当罢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
议减兵数杂类
熙宁元年六月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立可尽见，不必更差官置局。』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即罢裁减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馈饷，故有是诏。
二年正月乙酉，枢密院进呈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矣。
十月戊戌，上问节财如何，王安石对以减兵最急。上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惟别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受。』从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于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遂行也。』于是上问升之：『退军事，当时曾与密院众商量否?今却皆争论以为难，此乃是合退作剩员优假之故。别立等，有何所伤?』公弼言：『臣不比它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事。若二十万众皆变，为之奈何?』升之具论祖宗旧法。曾公亮曰：『为之当有渐。』王安石亦云。上曰：『但执政协心，不扇动人情，自无事。』安石曰：『公弼来陛下处言，止是临事而惧，固无所害。若退以语众，乃为扇摇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只是简汰。然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济事，而无侮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言：『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师，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辇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旧。』上从之，卒罢退军议。
闰十一月，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比数[5]，且祖宗朝，北鄙无警，即便罢兵。今既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休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于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人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
九月乙亥，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上曰：『朕尝问王存以兵费，乃言：「臣不曾讲兵书。」』因问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数人，臣略与语，似亦皆可付一州。臣因与言：「古今边州有兵五千处，若止拣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粮之费令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习兵战，则可以战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边将事，安石曰：『今有可胜太祖时：并边民户日蕃息，所恃不尽，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边将得自拣择训练，如太祖时，则尤易以待敌。』上言：『五代时，方镇皆豪杰，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须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时方镇岂皆豪杰?如罗洪信，乃是众人求主不得，大呼于众：「谁能为节度使者?」洪信出应募，遂立以为帅。然亦能独保一镇者，以其任事得自专故也。今朝廷待边将拘制之法，令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可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
十二月乙亥，上论及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又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费用无有巳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蕃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衙。』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6]。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却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暝，眩疾不瘳。陛下若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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