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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帝
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用张奎议，小铁钱独行于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钱积同、华二州者，凡四十万缗。熙宁初，诏赐河东，以铁償之。
熙宁二年三月，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
三年七月辛丑，遣发运司管勾运盐、屯田郎中刘忱同陕西转运司相度本路兴置铸钱监利害以闻，以发运使薛向等请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买岑水场铜、铅四百余万斤，运至陕西，增铸钱百万缗，以备边也。其后忱等奏至，多与向议协，乃诏行之。
本志系此事于元年七月，误也。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
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陕西，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大铜钱，因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
七年六月癸未，秦凤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五、折十钱，乞降御书字样。诏惟铸折二钱。
八月戊辰，诏凤翔府罢铸郿县夹锡青铜折二钱，以钱成，掷之辄碎也。
九月壬戌。是时关中钱法弊，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则民间专行省抚大钱，而大钱少不足用[1]，请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而民间所行私大钱，一以一小铜钱买而更铸之。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尽买恶钱，且毋行铸铁钱相易事。有司尽纳伪钱，请先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一年可竞。又请改铸所买恶钱。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言：『买恶钱及禁旧通行大钱，铜钱相易，皆非便，请降钱式下所属，而禁用恶钱，犯者论如法。勿废旧通行钱，选官库恶钱，同所买改铸之，小变其蹻为「熙宁重宝」。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省蹻钱久废，公私百无一二。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千钱为铁六斤，铸为钱二千，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旦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何以救灾?』众议不同，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2]。
此据《食货志》第六卷，比《实录》所书颇详，当用之。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至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青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
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奏：『见管私铸钱，转运司九万余缗，常平司十一万余缗，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并当改铸省样钱。欲除永兴、华、河中、陕州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鄜、耀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第改铸伪钱，一年可毕。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然后专铸大钱。』从之，仍委皮公弼总制营办。先是，安抚、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铁，一切禁断通旧用钱，而以铜钱易之。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而熊本以为：如此则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后条约，惟揀缺薄漏贯、字样不明等私钱，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销毁。应自来通用钱，并令行使如故。其官库不堪铁钱等，即别置钱监，增圆物料[3]，比省样微加别异，铸『熙宁重宝』。诏逐司具官私合改造数，数各计若干，及如何措置以闻。至是，转运司条具来上，故有是诏。
三月丁酉。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
九月庚午，岷州置铸钱监，令知熙州高遵裕、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铁冶暴发，若增置一监，岁可得缗钱四十万，故命置监焉。后赐监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且可未得支用，别听指挥。前巳诏诸路通行，今未审止禁在京，或止诸路并罢。』上批：『都下钱法自祖宗以来，未尝有改。其新行折二钱，不须取索比较利害，宜直指挥京师并畿内并罢。』先是，薛向铸折二钱于陕西，其后许彦又铸于广南，以偿铜价。既而有言：『折二钱民不肯折用。』又诸路继有如此者，故始诏令府界不用。后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当令京师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钱不售诉于开封而复被决者，又言有诉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罢之。及中书访问开封府、三司，皆言无是事，乃再以进呈，上又云：『但恐经久，富民藏小钱莫出尔。』安石曰：『大钱亦无多，富民岂肯藏小钱不出?藏小钱不出，于富民亦何利?』上又曰：『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朝廷举动，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奸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病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己酉，侍御史周尹言：『臣闻钱币之用，古者或谓之泉，欲其通流而无滞；或谓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经由永兴、秦凤路，伏见盗铸钱不少。问其本末，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而民间盗铸者费少利倍。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者约有数百余万贯，民间收藏者犹不在其数。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后来减为折三，近岁又作折二，已于国家重货一损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损一分，所以不敢辄有奏请。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揀选铁钱数不多，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仍行改铸。就令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二三年间，未满数百万贯。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即民间盗铸，定亦不可止绝。臣欲望将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亦不须揀选，起自今后，只作一文行用，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自然无复冒禁作过，岁省重辟，而农商交易，获众货通流之利。且约宫中所有，止就四百万贯言之，若以二为一，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致力简省，便可得用。』
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言：『铸大钱，欲乞且依旧额，今后如有添铸，乞除陕西、河北、河东外，诸路并铸小钱。』又言：『河北西路转运司请于邢、磁州置监，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今相度，欲于永兴军路铸折二钱十万贯。却于河北西路添铸大铜钱。』并从之。
十二月甲辰，诏铸钱司并以『元丰通宝』为文。
元丰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转运司言：『兴州济众监每岁旧铸钱四万一十缗，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得息万七千缗，应副茶场司。今若依蒲宗闵奏请，增铸常使钱三万六千余缗，通旧钱及额钱总七万二千余缗，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可得息钱三万缗。其宗闵所乞铸一半大钱，欲并铸折二大钱，不惟便于行用，兼省工费，得收息，入茶场司足用外，限一年拨还本钱。』从之。仍令铸本路见使钱。
七年六月丙子，诏陕西三铜钱监所增铸折二钱，每监以五万缗为额，息钱赐转运司。
薛向等措置陕西盐钞
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继又增二十万。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多出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边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见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仍命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见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遣官置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
九年，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仍止三司额外出钞。复诏三司讲画利害以闻。
十年二月戊申[4]，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芻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贴纳之法[5]，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买，其全席盐，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引，听以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而别定官卖盐池。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澶、濮等州。是岁，乃诏三司言：『相度及再体问商人自来生产小盐，及邻接京东、河北末盐地分，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及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令通商，及为外来小盐侵夺，贩卖不行，合依旧官自出卖，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及开封府界陈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十一县，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缴到客人交引，对比官卖课利不相远，即著为足法；若相远，或趁办年额不敷，即依旧官卖。』从之。先是，张景温提举卖盐，颇增盐价，民不肯买，则课民日买之，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者，重赏募入告，以犯人家财充民买官盐，食不尽者、留宿者同私盐法，民间骚怨。盐钞每席旧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召陕西转运司皮公弼人议其事。公弼极陈官卖盐为不便，诏与三司议之。沈括在三司，虽不能夺公弼议，然王安石方主景温，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则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惟乞将管城等十一县并南京、孟、陕、同、华、卫六州府通商。』而中书讫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与公弼共言官卖盐不可不罢。于是诏许、孟、陕、同、华、河中六州府、陈留等十一县通商，余官卖犹如故云。
元丰二年正月丙申，上谓辅臣曰：『向以陕西用度不足，出钞稍多，而钞加贱，遂建京师置盐钞之法，本欲收盐价，飞钱于塞下，而出钞付陕西无止法，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卒不能救钞法之弊，盖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后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王珪曰：『利不百[6]，不变法。』上曰：『大抵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洪羊、唐之刘晏，其才智仅能推行，况其外者乎?朝廷措置经始，所当重谨，虽少年所不快意，然于国计甚便，始静以待之。』
蹇周辅措置江南盐
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朔[7]。先是，章惇察访湖南盐[8]，本路提点刑狱李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然未及行。元丰三年，惇既参政，有郏亶者，邪险锐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奏乞广盐于江西。即诏权发遣度支副使蹇周辅诣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至是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有常数，人苦淡食，而广东所产不得辄通，无赖奸民冒利犯禁，习以盗贩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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