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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帝
韩绛经略西事
熙宁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安抚使，度支员外郎、直舍人院吕大防为宣抚判官。先是，绛奏以夏人寇庆州[1]，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尝行边，今可出使也。』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赖，独韩绛耳。』上卒遣绛，仍赐绛诏：『如有机事，可不待奏报，听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诏，当考）甲辰，诏执政官同诣韩绛第别绛，绛以翌日西征也。吕大防与绛建攻、守二议，其一：止绝岁赐，以所费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粮分给诸师，别募奇兵骑将，伺其间择利深入，破荡城寨，招收部落。如西兵大举，众寡不敌，则勿与战，俟彼退兵散豫，约邻路间道设伏，邀其归路。其二：严为守备，西兵至则坚壁清野，退则出奇兵邀击。又言：『兵不精、将不勇，求以胜敌，自古未有。为今计，莫若选募兵将，尽其智力。汉之名将，多以良家子从军。晋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旧兵，于京师立标简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余人，深入转战千里之外，遂能破敌立功，此募兵之效也。汉鲁奇以偏将军应募先登，唐娄师德以御史应募为猛士，此募将之效也。』及绛至陕西，即募彊劫贼盗及亡命罪人为奇兵，又分蕃、汉兵为七军，以行扰击牵制之策。又言：『用兵之始，诸将尚循故态，则必致误事。乞惟听宣抚司统制，则事归一体矣。』又言：『朝廷已绝岁赐，又断和市。此二者，是绝彼之大命，理须必争。我必先为之计，以挫其谋。且星居鸟散，不能常聚，点兵数千，动须累日，彼之所短也。建营立戍，一二万之众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长也。分路置帅，举一路将兵，除守外不满二万者，我之所短也。率数十万众专向一路，以多击寡者，彼之所长也。异时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长，所以屡败。今七将并出，伺其未集，便行扰击，似是击我一处则六处牵扯制。一处坚壁，使其防救不暇。制敌之命，无出于此。然后招怀，无所不可矣。』
十一月癸巳，赵卨权同发遣提点陕西刑狱。时绛方议大发兵取横山，卨言：『大兵过山界皆砂碛，乏善水草，又无险隘可控扼，臣窃危之。若乘兵威招诱山界人户，处之生地，不先储峙，不建城寨，则难以安集。今夏国屡为西蕃攻扰，必欲乘虚破之。当先经画山界控扼之地，然后招降。不然劳师远攻，未见其利也。』乙卯，诏判延州郭逵赴阙。韩绛用种谔谋，将以兵取横山。逵曰：『谔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过矣!他日败国事，必此人也。』绛与逵议出兵，逵力言其不可。使幕府与逵论难，逵曰：『此举不惟无功，恐别生他变，贻朝廷忧。』绛怒，奏逵沮军事，故有是命。命陕西宣抚使韩绛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判官吕大防为陕西河东路宣抚判官。绛时治兵鄜延，欲通道河东，故有是命。
四年正月戊子，种谔领兵次抚宁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左右欲收其甲，谔曰：『今为一家，即吾人也。听以自随。』己丑，次啰兀城。夏帅都啰马尾与其将四人聚兵啰兀之北与马户川，谋袭谔。谔谍知之，以轻兵三千潛出，击破之，马尾脱身遁去，复与其将三人驻兵立赏平[2]。谔遗以妇人衣三袭。明日，遣将吕真率千人，斥候大风尘起，夏人惊曰：『汉兵至矣!』皆溃而去，遂城啰兀，凡二十九日而毕。大小四战，斩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谔始出师，知横山有积粟，今民兵多辇版巩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将步骑二万元，食官米二斗二升、刍六束，余悉因粮于敌。
二月癸酉，西兵攻抚宁堡，陷之。上尝问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谔取啰兀、抚宁二寨，或闻夏人复欲取之，当如何?』逵曰：『愿速备抚宁，则啰兀无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灵武，先击清远，然后灵州失守。今抚宁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万一用前策，则必先取抚宁。抚宁破，啰兀随之矣。』上深以为然。未及往备，而抚宁已陷，遂弃啰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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