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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
史之有纪，肇於《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后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则多惑於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国自有史书；然正月必系周王，鲁史必称周典，<span class="q">(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尽在於鲁是也。)</span>盖著承禀所由始也。后世郡县，虽在万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门次类，略无规矩章程，岂有当於《周官》外史之义欤？<span class="q">(《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於四方。此见列国之书，不得自擅，必禀外史一成之例也。)</span>此则撰志诸家，不明史学之过也。
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穀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span class="q">(其定名则仿《世本》之旧称。)</span>班固不达其意，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然则表传之不加本称者，特以表称年表，传称列传，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单名，故强配其数，而不知其有害於经纪纬传之义也。<span class="q">(古人配字双单，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称经方，《淮南子》论称书论之类，不一而足。惟无害於文义，乃可为之耳。)</span>至於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如亦从史而称本纪，则名实混淆，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诗文，有关当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纪体，而亦称恭纪以致尊崇，於义固无害也。若称本纪，则无是理矣。是则方志所谓纪者，临本书之表传，则体为轻，对国史之本纪，则又为纬矣。是以著纪而不得称本焉。
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至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於师《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纪，所以备外史之拾遗，存一方之祗奉，所谓循堂楹而测太阳之照，处牖隙而窥天光之通，期於慎辑详志，无所取於《春秋》书事之例也。是以恭录皇言，冠於首简；与史家之例，互相经纬，不可执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书》；王言如丝，出於《礼记》。盖三代天子称王，所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据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之爵；凡称天子诏诰亦为王言，此则拘於泥古，未见其能从时者也。夫《尚书》之文，臣子自称为朕，所言亦可称诰。后世尊称，既定於一，则文辞必当名实相符，岂得拘执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旧文，称皇言之鸿号，庶几事从其质，而名实不淆。
敕天之歌，载於谟典；而后史本纪，惟录诏诰。盖诗歌抒发性情，而诏诰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当也。至於方志之体，义在崇奉所尊，於例不当别择。前总督李卫所修《畿辅通志》，首列诏谕宸章二门，於义较为允协。至永清一县，密迩畿南，固无特颁诏谕。若牵连诸府州县，及统该直隶全部，则当载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遂冒录以入书。如有恩赐蠲逋赈恤，则事实恭登恩泽之纪，而诏谕所该者广，是亦未敢越界而书。惟是覃恩恺泽，褒赠貤封，固家乘之光辉，亦邑书之弁冕，是以辑而纪之。御制诗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录诏谕之后，以志云汉光华云尔。
○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
古者左史纪言，右史纪事，朱子以谓言为《尚书》之属，事为《春秋》之属，其说似矣。顾《尚书》之例，非尽纪言；而所谓纪事之法，亦不尽於春王正月一体也。《周官》五史之法，详且尽矣；而记注之书，后代不可尽详。盖自《书》与《春秋》而外，可参考者，《汲冢周书》似《尚书》，《竹书纪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传》，独近起居之注。其书虽若不可尽信，要亦古者记载之法，经纬表里，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书》、《春秋》二体，而即谓法备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后，细为宫史，若《汉武禁中起居注》，马后《显宗起居注》，是也。大为时政，若唐《贞观政要》，《周显德日历》，是也。以时记录，历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书，梁太清以下实录，是也。盖人君之德如天，晷计躔测，玑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无所阙遗。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详其义，而《礼》言左史右史之职，诚废一而不可者也。
纪之与传，古人所以分别经纬，初非区辨崇卑。是以迁《史》中有无年之纪，刘子玄首以为讥，班《书》自叙，称十二纪为春秋考纪，意可知矣。自班、马而后，列史相仍，皆以纪为尊称，而传乃专属臣下，则无以解於《穆天子传》，与《高祖》、《孝文》诸传也。今即列史诸帝有纪无传之弊论之。如人君行迹，不如臣下之详，篇首叙其灵徵，篇终断其大略；其馀年编月次，但有政事，以为志传之纲领；而文势不能更及於他，则以一经一纬，体自不可相兼故也。诚以《春秋》大旨断之，则本纪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经大法，足为事目，於义惬矣。人君行事，当参以传体，详载生平，冠於后妃列传之上。是亦左氏之传，以惠公元妃数语，先经起事，即属隐公题下传文，可互证也。但纪传崇卑，分别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则莫若一帝纪终，即以一帝之传次其纪后。如郑氏《易》之以《象传》、《彖辞》，附於本卦之后之例，且崇其名曰大传，而不混列传；则名实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纪载，则分别事言，统名以纪，盖所以备外史之是正，初无师法《春秋》之义例，以是不可议更张耳。
○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
职官选举，入於方志，皆表体也。而今之编方志者，则曰史有百官志与选举志，是以法古为例，定以鸿名，而皆编为志，斯则迂疏而寡当者矣。夫忠志之文，职官详其制度，选举明其典则，其文或仿《周官》之经，或杂记传之体，编之为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书，乃是历官岁月，与夫科举甲庚，年经事纬，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编书志之体，乃以知县、典史、教谕、训导之属，分类相从，遂使乾隆知县，居於顺治典史之前；康熙训导，次诸雍正教谕之后。其有时事后先，须资检阅，及同僚共事，欲考岁年；使人反覆披寻，难为究竟，虚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如斯也！夫人编列传，史部鸿裁，方志载笔，不闻有所规从；至於职官选举，实异名同，乃欲巧为附依，此永州铁炉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数其现在之官位"，则官职姓名，於古盖有其书矣。三百六十之官属，而以从政记数之登书，窃意亦必有法焉。周谱经纬之凡例，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span class="q">(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归於术数。而司马迁之称周谱，则非术数之书也。疑古人於累计之法，多用谱体。)</span>班固《百官公卿表》，叙例全为志体，而不以志名者，知历官之须乎谱法也。以《周官》之体为经，而以汉表之法为纬，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见矣。
东京以还，仅有职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辅表，亦谓百职卿尹之不可胜收也。至於专门之书，官仪簿状，自两汉以还，代有其编，而列表编年，宋世始多其籍；<span class="q">(司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类。)</span>亦见历官纪数之书，每以无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记载，唐宋厅壁题名，与时湮没，其图经古制，不复类聚官人，非阙典欤？元明以来，州县志书，往往存其历任，而又以记载无法，致易混淆，此则不可不为釐正者也。或谓职官列表，仅可施於三公宰辅，与州县方志；一则体尊而例严，一则官少而易约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职繁多，而尺幅难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经而难纬也。<span class="q">(上方年月为经，首行官阶为纬，官多布格无容处也。)</span>夫立例不精，而徒争於纪载之难约，此马、班以后，所以书繁而事阙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无多，而所载详及九卿；唐宋宰辅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载止画於丞弼。非为古书事简，而后史例繁也，盖以班分类附之法，不行於年经事纬之中，宜其进退失据，难於执简而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级，或以沿革，并注首篇，<span class="q">(相国、丞相、奉常、太常之类。)</span>或以官联，共居一格；<span class="q">(大行令、大鸿胪同格，左冯翊、京兆尹同格之类。)</span>篇幅简而易省，事类从而易明，故能使流览者，按简而无复遗逸也。苟为统部列表，则督抚提镇之属，共为一格。布按巡守之属，共为一格。其馀以府州画格，府属官吏，同编一格之中，固无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县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阙遗。是则历官著表，断无穷於无例可通，况县志之固可一官自为一格欤？
姓名之下，注其乡贯科甲，盖其人不尽收於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传文也。无者阙之。至於金石纪载，他有所徵，而补收於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复更详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势之无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则於经纬列表之终，横列以存其目，亦阙疑俟后意云尔。
○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
选举之表，即古人贤书之遗也。古者取士，不立专科，兴贤出长，兴能出治；举才即见於用，用人即见於事。两汉贤良、孝、秀，与夫州郡辞署，事亦见於纪传，不必更求选举之书也。隋唐以来，选举既专，资格愈重。科条繁委，故事相传，选举之书，累然充栋。则举而不必尽用，用而不必尽见於事。旧章故典，不可求之纪传之中，而选举之文，乃为史志之专篇矣。
志家之载选举，不解年经事纬之法，率以进士、举人、贡生、武选，各分门类，又以进士冠首，而举贡以次编於后。於是一人之由贡获举而成进士者，先见进士科年，再搜乡举时代，终篇而始明其入贡年甲焉。於事为倒置，而文岂非复沓乎？间有经纬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实。以列传之体而作年表，乃元人撰《辽》、《金史》之弊法，虚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识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传之叙目。名列於表，而传无其人者，乃无德可称，而书事从略者也。其有立传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纪，而用特书之例也。今撰志者，选举、职官之下，往往杂书一二事实；至其人之生平大节，又用总括大略，编於人物名宦条中；然后更取传志全篇，载於艺文之内；此云详见某项，彼云已列某条，一人之事，复见叠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传之文，何其扰而不精之甚欤！
表有有经纬者，亦有不可以经纬者。如永清岁贡，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载之无格可归，删之於理未惬，则列叙其名於嘉靖选举之前，殿於正德选举之末，是《春秋》归馀於终，而《易》卦终於《未济》之义也。史迁《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无可经纬，则列叙而不复纵横其体，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
方志之表土族，盖出古法，非创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系世若诸侯卿大夫系本之属"是也。《书》曰："平章百姓。"郑康成曰："百姓谓群臣之父子兄弟。"平章及辨别而章明之也。先王锡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伦叙者，莫不由此。故欲协和万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土亦民也，详士族而略民姓，亦犹行古之道也。《周官》乡大夫"以岁时登夫家之众寡"，三年以大比兴一乡之贤能。夫民贱而士贵，故夫家众寡，仅登其数；而贤能为卿大夫者，乃详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户口之书，其明徵也。近代方志，无不详书户口，而世系之载，阒尔无闻，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
夫合人而为家，合家而为国，合国而为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为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数，是以贵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齐民，以州县领世族，以司府领州县，以部院领司府，则执简驭繁，天下可以运於掌也。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也，有世臣之谓也。"州县之书，苟能部次世族，因以达於司府部院，则伦叙有所联，而治化有所属矣。今修志者，往往留连故迹，附会桑梓，而谱牒之辑阙然，是则所谓重乔木而轻世家矣。
谱牒掌之於官，则事有统会，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势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称盛，习尚或近浮华。私门谱牒，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大河以北，风俗简朴，其人率多椎鲁无文。谱牒之学，阙焉不备，往往子孙不志高曾名字，间有所录，荒略难稽，其失则陋。夫何地无人，何人无祖，而偏诬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谱牒不掌於官，而史权无统之故也。
或谓古人重世家，而其后流弊，至於争门第。魏晋而后，王、谢、崔、卢动以流品相倾轧；而门户风声，贤者亦不免於存轩轾，何可为训耶？此非然也。吏部选格，州郡中正，不当执门阀而定铨衡，斯为得矣。若其谱牒，掌於曹郎令史，则固所以防散佚而杜伪讬，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谱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则清门钜族，无贤可以出长，无能可以出治者，将激劝而争於自见矣。是亦鼓舞贤才之一道也。
史迁世表，但纪三五之渊源；而《春秋》氏族，仅存杜预之世谱，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欧阳《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几之寓言；<span class="q">(《史通·书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刘本旨。)</span>第邓州韩氏，不为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创例而不纯者也。魏收《官氏》与郑樵《氏族》，则但纪姓氏源流，不为条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仅见於欧阳，而后人又不为宗法，毋亦有鉴於欧阳之为例不纯乎？窃惟网罗一代，典籍浩繁，所贵持大体，而明断足以决去取，乃为不刊之典尔。世系不必尽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声望与国相终始者，纂次为表，篇帙亦自无多也。标题但署为世族，又何至於为例不纯欤？刘歆曰："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其是之谓矣。
正史既存大体，而部府州县之志，以渐加详焉。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州县博收，乃所以备正史之约取也。或曰：州县有大小，而陋邑未必尽可备谱系。则一县之内，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计户口，而士自不虞无系也。或又曰；生员以上，皆曰士矣。文献大邦，惧其不可胜收也。是则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宽严焉。或以举贡为律，或以进士为律，至於部府之志，则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为律，亦自不患其芜也。夫志之载事，如鉴之示影也。径寸之鉴，体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称是矣。未有至於穷而无所置其影者也。
州县之志，尽勒谱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贯可稽检也，争为人后之狱讼可平反也，私门不经之纪载可勘正也，官府谱牒之讹误<span class="q">(谱牒之在官者。)</span>可借雠也。<span class="q">(借私家之谱校官谱，借他县之谱校本县，皆可也。)</span>清浊流品可分也，姻睦孝友可劝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赐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尝以人著地哉？封建罢，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问谢而知为阳夏，问崔而知为清河，是则人户以籍为定，而坊表都里，不为虚设也。至於梅里、郑乡，则又人伦之望，而乡里以人为隐显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乡里为次焉。
先城中，一县所主之地也。次东，次南，而后西乡焉，北则无而阙之，记其实也。城内先北街而后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乡先东南而后西北，《禹贡》先青、兖，次扬、荆，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为定例，就一县之形势，无不可也。
凡为士者，皆得立表，而无谱系者阙之。子孙无为士者不入，而昆弟则非士亦书，所以定其行次也。为人后者，录於所后之下，不复详其所生；志文从略，家谱自可详也。寥寥数人，亦与入谱；先世失考，亦著於篇；盖私书易失，官谱易存，急为录之，庶后来可以详定，兹所谓先示之例焉耳。
私谱自叙官阶封赠，讹谬甚多。如同知通判称分府，守备称守府，犹徇流俗所称也。锦衣千户，则称冠带将军，或御前将军，或称金吾，则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为何官也。今并与较明更正。又谱中多称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号，今仍之，而不入总计官数云。
○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
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昔司马氏创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谱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为图；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势名象，无能踪迹；此则学《春秋》而得其谱历之义，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图书之通也。夫列传之需表而整齐，犹书志之待图而明显也。先儒尝谓表阙而列传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图阙而书志不得不冗也。呜呼！马、班以来，二千年矣，曾无创其例者，此则穷源竟委，深为百三十篇惜矣。
郑樵《图谱》之略，自谓独得之学；此特为著录书目，表章部次之法尔。其实史部鸿裁，兼收博采，并存家学，以备遗忘，樵亦未能见及此也。且如《通志》，纪传悉仍古人。反表为谱，改志称略，体亦可为备矣。如何但知收录图谱之目，而不知自创图体，以补前史之所无；以此而傲汉唐诸儒所不得闻，宁不愧欤？又樵录图谱，自谓部次，专则易存，分则易失，其说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检前代之图，其流亡散失，正复与前不甚相远。然则专家之学，不可不入史氏鸿编，非仅区区著於部录，便能保使无失也。司马迁有表，而周谱遗法，至今犹存；任宏录图，<span class="q">(郑樵云：任宏校兵书，有书有图，其法可谓善矣。)</span>而汉家仪制，魏晋已不可考；则争於著录之功小，创定史体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於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图之要义，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学，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贵其心领而神会也。至於图象之学，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贵其目击而道存也。以郑康成之学，而凭文字以求，则娑尊诂为凤舞；至於凿背之牺既出，而王肃之义长矣。以孔颖达之学，而就文义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缅志》之流远矣。此无他，一则困於三代图亡，一则困於班固《地理》无图学也。<span class="q">(《地理志》自班固始，故专责之。)</span>虽有好学深思之士，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书，多以图经为号，而地理统图，起於萧何之收图籍。是图之存於古者，代有其书，而特以史部不收，则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为体也，无文辞可以诵习，非纂辑可以约收；事存专家之学，业非文士所能；史部不与编摩，则再传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辅黄图》，《无和图志》，今俱存书亡图，是岂一朝一夕故耶？盖古无镌木印书，图学难以摩画；而竹帛之体繁重，则又难家有其编。马、班专门之学，不为裁定其体，而后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为也。解经多舛，而读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图，而不闻可以为典则者，其弊有二：一则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画，工其绘事，则无当於史裁也。一则厕於序目凡例，而视同弁髦，不为系说命名，釐定篇次，则不可以立体也。夫表有经纬而无辞说，图有形象而无经纬，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而流俗相沿，苟为悦人耳目之具矣。则传之既久，欲望如《三辅黄图》、《元和图志》之犹存文字，且不可得，而况能补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观也哉！
图体无经纬，而地理之图则亦略存经纬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释名》曰："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地理之求经纬尚已。今之州县舆图，往往即楮幅之广狭，为图体之舒缩；此则丹青绘事之故习，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开方计里为经，而以县乡村落为纬；使后之阅者，按格而稽，不爽铢黍，此图经之义也。
○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后世《三辅黄图》及《洛阳宫殿》之图，则都邑宫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宫千门万户，张华遂能历举其名；郑樵以为观图之效，而非读书之效，是则建制之图，所系岂不重欤？朱子尝著《仪礼释宫》，以为不得其制，则仪节度数，无所附著。盖古今宫室异宜，学者求於文辞，而不得其解，则图阙而书亦从而废置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城邑衙廨，坛壝祠庙，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为慎著其图，则后人观志，亦不知所向往矣。迁、固以还，史无建置之图；是则元、成而后，明堂太庙，所以纷纷多异说也。
邵子曰："天道见乎南，而潜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后也。"夫万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绘图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广袤，列之於图，犹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庙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则檐额门扉，不复有所安处矣。华亭黄氏之隽，执八卦之图，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谓凡图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后天图》，至宋始著，误认为古物也。且理数之本质，从无形而立象体，当適适如其本位也。山川宫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从有象而入图，必当作对面观而始肖也。且如绘人观八卦图，其人南面而坐，观者当北面矣。是八卦图，则必南下北上，此则物情之极致也。无形之理，如日临檐，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鉴照影，对面则互易也，是图绘必然之势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则亦不可以论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则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迹，则古迹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观，则寺观不足为建置也。旧志之图，不详经制，而绘八景之图，其目有曰：南桥秋水，三塔春虹，韩城留角，汉庙西风，西山叠翠，通镇鸣钟，灵泉鼓韵，雁口声〈口雝〉。命名庸陋，构意勉强，无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题咏，所以严史体也。且如风月天所自有，春秋时之必然，而强叶景物，附会支离，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内，晓霞夕照，旭日清风，东西南北，触类可名，亦复何取？而今之好为题咏，喜竞时名，日异月新，逐狂罔觉，亦可已矣。
○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
史迁为《河渠书》，班固为《沟洫志》，盖以地理为经，而水道为纬。地理有定，而水则迁徙无常，此班氏之所以别《沟洫》於《地理》也。顾河自天设，而渠则人为，迁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险人工之义；而固之命名《沟洫》，则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浍畎所为，专隶於匠人也。不识四尺为洫，倍洫为沟，果有当於瓠子决河、碣石入海之义否乎？然则诸史标题，仍马而不依班，非无故矣。
河为一渎之名，与江、汉、淮、济等耳。迁书之目《河渠》，盖汉代治河之法，与郑、白诸渠缀合而名，未尝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为独蒙以河号也。《宋》、《元》诸史，概举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闸，皆存其制，而其目亦为《河渠》，且取北条诸水，而悉命为河，<span class="q">(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类，不一而足。)</span>则几於饮水而忘其源矣。<span class="q">(《水经》称诸水，无以河字作统名者。)</span>夫以一渎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罗陂闸，虽曰命名从古，未免失所变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为统名，而道存制度，标题入志，称为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圣祖所锡；浑河、芦沟，古已云然；题为河渠，是固宜矣；然减水、哑吧诸水，未尝悉入一河，则标以《水道》，而全县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书，略有三例，沿革、形势、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势水利之体宜图，俱不可以求之文辞者也。迁、固以来，但为书志，而不绘其图，是使读者记诵，以备发策决科之用尔。天下大势，读者了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论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岂非徇文辞而不求实用之过欤？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则不可表治也。盖表所以齐名目，而不可以齐形象也。图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则非图之所得概焉。是以随其形象之沿革，而各为之图，所以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贡》之纪地理，以山川为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后儒遂谓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则举其大体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屡徙，往往不三数年，而形势即改旧观，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为经，而开方计里，著为定法，河形之变易，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经，此则古人互证之义也。
志为一县而作，水之不隶於永清者，亦总於图，此何义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见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记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贡》、《周官》。亦见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开方计里之法，沿革变迁之故，止详於永清，而不复及於全河之形势，是主宾轻重之义。滨河州县，皆仿是而为之，则修永定河道之掌故，盖秩如焉。
○永清县志六书例议
史家书志一体，古人官《礼》之遗也。周礼在鲁，而《左氏春秋》，典章灿著，不能复备全官，则以依经编年，随时错见，势使然也。自司马八书，孟坚十志，师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难以纲纪。后史因之，而详略弃取，无所折衷，则弊之由来，盖已久矣。
郑樵尝谓书志之原，出於《尔雅》。彼固特著《六书》、《七音》、《昆虫草木》之属，欲使经史相为经纬，此则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论制作，备乎官《礼》，则其所谓《六书》、《七音》，名物训诂，皆本司徒之属，所谓师氏保氏之官，是其职矣。而大经大法，所以纲纪天人而敷张王道者，《尔雅》之义，何足以尽之？官《礼》之义，大则书志，不得系之《尔雅》，其理易见者也。
宇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虽不尽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弘、刘煦之徒，不知挈其纲领，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会要》、《会典》之书，不能与史家之书志合而为一，此则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古今载籍，合则易存，分则难恃。如谓掌故备於《会要》、《会典》，而史中书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则《汉志》不用汉官为纲领，而应劭之仪，残阙不备；《晋志》不取晋官为纲领，而徐宣瑜之品，<span class="q">(徐氏有《晋官品》。)</span>亡逸无存，其中大经大法，因是而不可窥其全体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难为典则。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极，则立官建制，圣人且不以天下为己私也；而载笔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见为详略耶？
书志之体宜画一，而史家以参差失之。列传之体本参差，而史家以画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礼》，体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无《地理》，或分《礼》、《乐》而合兵《刑》，不知以当代人官为纲纪，其失则散。列传本乎《春秋》，原无定式，裁於司马，略示区分。抑扬咏叹，予夺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笔，亦兼诗人之微婉，难以一概绳也。后史分别门类，整齐先后，执泥官阀，锱铢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则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县修志，古者侯封一国之书也。吏户兵刑之事，具体而微焉。今无其官而有吏，是亦职守之所在，掌故莫备於是，治法莫备於是矣。且府史之属，《周官》具书其数，《会典》亦存其制，而所职一县之典章，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惟其人微而缙绅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问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书吏为令史，首领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义矣。
今之州县，繁简异势，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尽皆吏户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县而志其事，即以一县之制定其书，且举其凡目，而愈可以见一县之事势矣。案牍簿籍无文章，而一县之文章，则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为挈其纲领，修明其书，使之因书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职掌，於是修其业而传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谓书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谓掌故之书，各守专官，连床架屋，书志之体所不能该，是以存之会典会要，而史志别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纲，而仪礼三千，不闻全入春官；《司马法》六篇，不闻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马之职掌，而礼兵要义，可以指掌而谈也。且如马作《天官》，而太初历象，不尽见於篇籍也。班著《艺文》；而刘歆《七略》，不尽存其论说也。史家约取掌故，以为学者之要删，其与专门成书，不可一律求详，亦其势也。既不求详，而又无纲纪以统摄之，则是散漫而无法也。以散漫无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难矣！
或谓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户兵刑为纲领，则纪表图书之体，不可复分也。如选举之表，当入吏书，河道之图，当入工书，充类之尽，则一志但存六书而已矣，何以复分诸体也？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古人著书，各有义类；义类既分，不可强合也。司马氏本周谱而作表，然谱历之书，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体，不闻杂入六典之中。盖图谱各有专书，而书志一体，专重典章与制度，自宜一代人官为统纪耳。非谓专门别为体例之作，皆杂其中，乃称隐括也。且如六艺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载於太卜，《诗》不载於太师，然三《易》之名，未尝不见於太卜；而四《诗》之目，则又未尝不著於太师也，是其义矣。
六卿联事，交互见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县因地制宜，尤无一成之法，如丁口为户房所领，而编户烟册，乃属刑房；以烟册非赋丁，而立意在诘奸也。武生武举隶兵部，而承办乃在礼房；以生员不分文武，皆在学校，而学校通於贡举也。分合详略之间，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学问耶？
○永清县志政略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为纲，而名宦、乡贤、流寓诸条，标分为目，其例盖创於元明之一统志。而部府州县之国别为书，亦用统志类纂之法，可谓失其体矣。夫人物之不当类纂，义例详於例传首篇；名宦之不当收於人物，则未达乎著述体裁，而因昧於权衡义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国自具春秋，<span class="q">(羊舌肸《晋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span>则君临封内，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罢而郡县，守令承奉诏条，万里之外，亦如畿内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马、班《循吏》之传，所以与时为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专书，古有作者，义例非无可绎。梁元帝有《丹阳尹传》，<span class="q">(《隋志》凡十卷。)</span>贺氏有《会稽太守赞》，<span class="q">(《唐志》凡二卷。)</span>唐人有《成都幕府记》，<span class="q">(《唐志》凡二卷，起贞元，讫咸通。)</span>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迹。其书别出，初不与《广陵烈士传》<span class="q">(华隔撰，见《隋志》。)</span>《会稽先贤传》<span class="q">(谢承撰，见《隋志》。)</span>《益部耆旧传》<span class="q">(陈寿撰，见《隋志》。)</span>猥杂登书。是则棠阴长吏，与夫梓里名流，初非类附云龙，固亦事同风马者也。叙次名宦，不可与乡贤同为列传，非第客主异形，抑亦详略殊体也。长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兴利除弊，遗德在民，即当尸而祝之。否则学类颜、曾，行同连、惠，於县无补，志笔不能越境而书，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乡评未允，去官之后，晚节不终，苟为一时循良，便纪一方善政。吴起杀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当追既往也。黄霸为相，而誉减颍川，於志不逆其将来也。以政为重，而他事皆在所轻；岂与斯土之人，原始要终，而编为列传者，可同其体制欤？
旧志於职官条下，备书政迹，而名宦仅占虚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详前而已。是不但宾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贬去取，全失《春秋》之据事直书也。夫选举为人物之纲目，犹职官为名宦之纲目也。选举职官之不计贤否，犹名宦人物之不计崇卑，例不相侔而义实相资也。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略无志，观者依检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
列传之体缛而文，政略之体直而简，非载笔有殊致，盖事理有宜然也。列传包罗钜细，品藻人物，有类从如族，有分部如井；变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陈谟，《书》之质也；抑扬咏叹，《诗》之旨也；繁曲委折，《礼》之伦也；比事属辞，《春秋》之本义也。具人伦之鉴，尽事物之理，怀千古之志，撷经传之腴，发为文章，不可方物。故马、班之才，不尽於本纪表志，而尽於列传也。至於政略之体，义取谨严，意存补救，时世拘於先后，纪述要於经纶。盖将峻洁其体，可以临莅邦人，冠冕列传，经纬错综，主在枢纽，是固难为文士言也。
古人有经无纬之书，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约《宋书》，而编年称略，亦其例也。而刘知几讥裴氏之书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达於古人之旨。《黄石》、《淮南》，<span class="q">(《黄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span>诸子之篇也。张温、鱼豢<span class="q">(张温《三史略》、鱼豢《典略》。)</span>史册之文也。其中亦有谟略之意，何尝尽取节文为义欤？
循吏之迹，难於志乡贤也。治有赏罚，赏罚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齐，其难一也。事有废兴，废兴异而难易殊，今昔之互视，其难二也。官有去留，非若乡人之子姓具在，则迹远者易湮，其难三也。循吏悃愊无华，巧宦善於缘饰，去思之碑，半是愧辞，颂祝之言，难徵实迹，其难四也。擢当要路，载笔不敢直道，移治邻封，瞻顾岂遂无情？其难五也。世法本多顾忌，人情成败论才，偶遭罣误弹章，便谓其人不善，其难六也。旧志纪载无法，风尘金石易湮，纵能粗举大凡，岁月首趾莫考，其难七也。知其难，而不敢不即闻见以存其涯略，所以穷於无可如何，而益致其慎尔。
列传首标姓名，次叙宫阀，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标首，非惟宾主之理宜然，抑亦顾名思义之旨，不可忽尔。旧志以知县县丞之属，分类编次，不以历官先后为序，非政略之意，故无足责也。
○永清县志列传序例
传者对经之称，所以转授训诂，演绎义蕴，不得已而笔之於书者也。左氏汇萃宝书，详具《春秋》终始，而司马氏以人别为篇，标传称列，所由名矣。经旨简严，而传文华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无经之传，则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纷纷多传体也。近人有谓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传。夫以绎经之题，逐末遗本，折以法度，彼实无辞。而乃称说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讥，以谓公穀非鲁太史，何以亦有传文？则其人当无说以自解也。且使身为史官，未有本纪，岂遽可以为列传耶？此传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无经之传，文人之集也。无传之经，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艳而诬，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获麟绝笔以来，史官不知百国宝书之义。州郡掌故，名曰图经；历世既久，图亡而经孤，传体不详，其书遂成瓠落矣。乐史《寰宇记》，袭用《元和志》体，而名胜故迹，略存於点缀。其后元明《一统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诸目，与山川、祠墓，分类相次焉。此则地理专门，略具类纂之意，以供词章家之应时取给尔，初不以是为重轻者也。<span class="q">(阎若璩欲去《一统志》之人物门，此说似是。其实此等亦自无伤，古人亦不尽废也。盖此等此，原不关正史体裁也。)</span>州县之志，本具一国之史裁，而撰述者转用一统类纂之标目，岂曰博收以备国史之约取乎？
列传之有题目，盖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为施、孟、梁邱、龚、黄、卓、鲁诸人而设也。其馀人类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万？必欲尽以二字为标题，夫子亦云方人，我则不暇矣。欧阳《五代》一史，尽人皆署其品目，岂所语於《春秋》经世，圣人所以议而不断哉？方州之志，删取事略，区类以编，观者索然，如窥点鬼之簿。至於名贤列女，别有状志传铭，又为分裂篇章，别著艺文之下。於是无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详见某卷，彼云已列某条，复见叠出，使人披阅为劳，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也！此又志家列传之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近代之人，据所见闻，编次列传，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详前史，录其史传正文，无所更易，抑亦马、班递相删述，而不肯擅作聪明之旨也。虽然，列史作传，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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