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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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希望当今的君王能够怀念旧都，因而特别称赞长安原来的体制规模，很有些鄙薄东都洛阳的议论。所以我创作了《两都赋》，以极写令众人眼花缭乱的西都长安奢丽情况，并用当今东都的制度加以判断。赋的全文如下：

    <strong>[评介]</strong>

    班固的这篇序可以看成是一篇有关赋的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论文。

    首先，班固强调赋是诗的一种流变，是由古诗发展而来的。“赋者，古诗之流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历来不尽一致。《文选》李善注说：“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诗经》的三部分内容，而赋、比、兴则是表现这些内容的表现手法。按李善的见解，就是说赋继承了《诗经》中的赋这一表现手法。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不免有失偏颇。班固在《序》中说：“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成、康之世是周的兴盛时代。作者惋惜自从周代衰微以后，歌颂王业的颂声就不复存在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汉赋是在新的时代继承了歌颂王业的诗歌传统，也就是以歌颂周代创业精神和太平盛世的诗歌为榜样，发展成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诗经·大雅》中有关周代开国的篇章，如《文王》、《大明》、《绵》、《皇矣》、《公刘》、《生民》等等，都曾为汉赋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总之，赋是古诗的流变，主要是指内容，而不仅仅是它的形式。

    汉赋是盛世之声。汉朝立国之初，百废待兴，还无暇顾及文学创作问题。到了武帝、宣帝的时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各种祥瑞的征兆不断出现，这就提出了“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问题，即把已经废止和断绝的诗歌传统继承和发展起来，以宏扬大汉开国的伟业。汉赋色彩华丽，铺张扬厉，正是适应了反映太平盛世生活的内容需要。

    汉赋发展和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汉代的文化政策。汉代设立金马门、石渠阁和乐府等机构，鼓励文学创作，为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汉赋的繁荣，创造了客观条件。许多言语侍从之臣，待诏于金马门下，“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时时间作”，潜心从事赋的写作。统治者则往往以赋作的优劣来决定人的取舍进退。这就使赋的写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到汉成帝的时代，文人词臣献赋已达千余篇，从而形成了仅次于《诗经》雅颂的一代文学，可以毫无愧色的同夏、商、周三代的文风相媲美。

    关于赋的社会作用，班固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通过抒写下层人民的情绪来达到对统治者进行劝谏的目的;通过宣扬统治者的功德来达到尽忠孝的目的。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目的：一个讽谏，一个颂扬。实质上是在巩固封建统治这个共同目的下的两个手段罢了。班固是很正统的，他批评司马迁写《史记》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没有把儒家思想放在首位。他在写《汉书》时，一改司马迁的作法，把与刘邦争天下的项羽从本纪中剔除，降到传记之中。而司马迁曾寄予同情和赞颂的游侠、货殖、滑稽等三教九流人物，班固或删或贬，明确表明了自己维护封建正统观念的立场。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班固也是以坚持儒家正统思想作为最终标准的。在讽谏和颂扬两者之间，班固认为“雍容揄扬”，以颂扬为主。讽谏要“温柔敦厚”，不能触动统治者的根本利害。这从班固《两都赋》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那里的讽谏是极其微弱的。“讽一劝百”的概括同样适用于他。班固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社会作用问题，是很可贵的，这是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