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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纬稽览图》云：伏羲至无怀氏，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三年，神农五百四十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案：原本误作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七十三年（案：原本误作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年。惟伏羲画八卦，传于后代，余既六万余年，略无文字，可考何耶？抑有，而不传也。班固曰：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又《乾凿》，度乃苍颉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素问》等书，皆书也，非有而不传者与。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战国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汉高祖；三国五十六年，晋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案：原本误作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十余年生艺祖。三大英主，拨乱反正，拯民涂炭，汉尚高厚，唐立法度，国祚悠久。本朝用儒，立国以仁，卜世卜年，永永无极。
汉兴诸臣，虽非粹然一出于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夺，乘芳汗青者，正以其一时言议合于事情而本于理义也。沛公意欲留居秦宫中，樊哙谏曰：“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沛公不听，张良又谏曰：“宜缟素为资。”二臣之谏，周公之《无逸》也。韩信言项王为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又言项羽实失天下之心，又言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韩信能占民心为趋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项羽杀义帝，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宜率三军，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举也。”董公之言，《春秋》讨贼之义也。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后上朝，太公拥筹迎门却行，是明于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汉初诸臣，多粗暴凶诈之徒。借以集事思之，皆明于纲常、合于礼义，此理亘万古，未尝一日泯灭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贪财好色”。高祖兴王，史臣安敢加毁，缘是难遮掩，未免直笔。今观其一入秦宫，见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便欲留居，赖二臣之谏，回军霸上。一入彭城，可谓重地，便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是时无谏者，遂一败涂地。及得天下，又溺于戚姬，几欲废太子，微四皓，则又是一场狼狈。外物易移，内欲易动，幸迫于利害而止。我朝艺祖真圣主也。
真宗尝谓王旦曰：每除拜宰相，亲王不御崇德殿，不视朝，其意以命宰相，亲王示不敢专也。
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法，军人官员请给不用外，买卖、仓场、库务、出纳依见钱行用，三年为界。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姓押子，此会子兆端也。绍兴十二年，户部张澄欲行会子，给事中胡霈然沮之而止。绍兴二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余年，其弊极矣。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
高宗语：东宫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朕初即位，群臣多劝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纪纲几乎不振，所幸得韩琦，遂无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以为法。
聘后黄金二万斤。新莽用三万余斤。《晋志》云：汉用二百斤，晋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后世愈少。宋用银五万两，金五千两。南渡后又减至银二万两，金二千两。
南齐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谷于上帝。注云：谓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牲。云效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阳气新用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者，当斋戒自新也。
神宗朝，冬至当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无人知此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日，遂用当月十六日甲子郊。《国朝会要》不载此事，乃宋次道家收得朝报。神宗大嘉之，龚养正所撰载之甚详。庆元丙辰，宏词出：“乾德初郊庆成颂。”试者非特不知晦日。本宋有一卷，乃云：“祖宗并侑。”又云：“归胙慈极。”不知乾德时，慨未有家庙，杜太后已上仙，亦未尝有慈极。
近年郊祀只用黄琮苍璧，却不见用四圭。有人问礼官，云：“四圭两圭已于景灵宫用了，黄琮苍璧乃是礼见天地。”
宰执子授京秩始于吕蒙正。《时政记》进御始于李。班直八年，叙补军校始于高琼。《起居注》进御始于梁周翰。带职致仕始于王文正公旦。糊名考校始于周起建议。
宣和时，彗星竟天，徽宗震怒，谓赵挺之曰：“蔡京所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复为右仆射。始，京在崇宁初，首与边事，用兵连年，不息一日，徽宗论辅臣曰：“朝廷不可与边庭生隙，衅端一开，日寻干戈，生民肝脑涂地，岂人君爱民之意。”挺之退语同列曰：“主上志在爱民息兵，吾辈义当将顺。”时执政皆京党，但唯唯而已。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泽以此八字该括法律。
天圣四年，州军并不得官置醋坊。近陈提举振孙博通古人，仰体祖宗恤民之意，举行万户，停废醋库，邦人至今德之。
《东京记》：旧八作司，太平兴国二年，分东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砖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后兼备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圣元年，置官属，今八作司独传。伎巧之物。若致远务、裁造院、茶汤磨院、针线院、布库、铸场务、煎胶务、击鞠院、云韶班院、印经院、烧朱所、新衣库、菜库，纤悉毕备。及前宰执侍从大第，环拱盖以百数。钱塘驻跸，庶事草创。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曲院曲卖于酒户，西京、南京皆然。东京在城，每岁四十七万四千六百四十五贯。南京在城，卖曲三万六百九十贯二百一十七文，五十里外，务场别有数台。州在城及诸邑县、诸路桥港头，酒额每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八贯。《泊宅编》云：“院之井滓秽不堪汲用，惟以造曲特善，他井皆不如。”开宝二年，诏曲价高可于十分，中减放二分。六年，减价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兴国六年，诏在京卖曲每斤元定二百文，自今每斤减五十文。淳化五年，有司言诸道州府，先置榷酤，募民掌其事，内四百七十处，岁额无几，愿一切罢之，但卖曲，愿收直。诏从其请。景德元年，罢江淮、两浙、荆湖制置榷酤。
澶渊之役，射杀其贵将达览，遂溃。曹利用与其飞龙使韩杞见行在，议盟。真宗谓辅臣曰：“初欲令石普，杨延邀其归路，而以精兵踵其后，腹背击之，然兵连祸结，何时而已，故徇其请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顺伐逆，殆未晚也。”当人主英断，事力全盛，人材辐凑，可以战而不战，果享百余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轻开耶？
范蜀公《正书》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宫也、教也、赎也、贼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宫、大辟也。《书》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尧所以哀矜庶狱之不辜，遏绝之，使无世在下也。舜其仍用之乎？仍用之，则是踵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尧尝清问下民废去此法矣。至禹时，德既下衰，方用此肉刑。扬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胶者，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以为赎刑。《吕刑》，所谓训夏赎刑也，直至秦时方用，如黥太子传之类是也。至汉文帝，又不用。至宋文帝，因劫贼有赦，方于劫贼面上刺一劫贼字。至五代后周，刺配之法盛矣。大率流始于尧舜，墨始于苗，赎始于禹。先皇考与范寺簿说：罗大著《点囚轮对割子》，乞减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张方平亦有割子，罗乃缴帖在前，上付来棘寺，诸公议论将茶盐犯法之人删改太轻，户部沮而不行。
《金匮》曰：武王伐纣，雪丈余。汉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雪，一日丈余，民畜冻死，杀数万级，马数万匹。唐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门，平蔡。吐蕃诺逻兵入大斗，会天大雪，吐蕃皲冻，趋西道以归，王君奂率秦州都督张景顺，约乘冰纵兵，尽俘以旋。白元光合回纥兵于灵台，雪雾严晦，吐蕃闭营撤备，乃纵击之，斩首五万级，生擒万人，收所俘唐户五千。嘉熙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败金人，捷旗报积尸如山。岂非雪霜肃杀之气助顺讨逆致然。
《张汇节要》云：二太子窝里孛之妻余辇公主，乃辽主天祚之女；黏罕之妻萧氏，乃辽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间劝其南寇，阴报朝廷，助兵攻辽之隙。又秦桧上斡离不黏罕书曰：“窃观大金，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筹定计，非忠于大金也，假威大金以报其怨尔。大辽妃女阴报于内，大辽之臣若余睹、郭药师辈赞谋于外，乃吾国厄会所致。”
余尝观《靖康传信录》以及《孤臣泣血录》诸书，臣子有不忍言。后达勒达围闭燕京，金主遣人议和。达勒达欲得公主一名，从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护驾将军十人，细军一千人，御马三千匹，绫罗绣衣服、金银珠宝三千载。皆从之。又以色默围燕之久，再索犒军金帛，复从之。其事与靖康略无少异，此贪婪大果报也。黏罕克河东斡离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肃，陷开封府至顺州凡一百八十余州，八百七十五县，蹂践残灭，何可胜纪。而自元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复一十七府、九十余州、镇县二十余处，数千里间，杀戮皆尽，城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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