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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得书难
《易》更四圣而始备；《书》历二千余年，存者仅存十八篇；《诗》之刚也，夫子十取其一；《春秋》，鲁史之名，记者非一人，其后夫子修之，左氏传之，又其后刘歆、杜预合经传而一之，然后经以传明，事以类著。经之成亦难矣。周衰极文之世，晋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春秋》；吴季札聘上国，始闻《诗》之雅歌颂，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生其时，得全见六经者无几。《商颂》至正考父才得十二篇于周大师；孔子周旋杞宋间，欲究夏商遗礼而不得；刘歆言汉经秦火，书惟有《易》，至孝文时伏生始口授《尚书》，孝武时壁出者皆朽腐散绝。《诗》之萌或传《雅》或传《颂》，合而成《诗》；其后得书二十篇，以为《尚书?大传》，谓为不传《春秋》。唐孔颖达曰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服虔、杜预皆不曾见今《尚书》，建安蔡氏谓杨雄亦未见《尚书》。《余按：《书》出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号为“古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后夏候胜等传□洛阳石经刻之，汉号“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国上之官，承诏总为五十八篇，作传，传成，会国有巫蛊事，不获上，壁书复湮。行于汉者，伏生三十四篇而已，故壁书世儒多不见。后有张霸者习闻《书》五十八篇之说，伪造二十五篇，并伏《书》为五十八篇。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郑玄注《书》依用之，多乖异。晋兴，壁书渐出，至梅颐为豫章内史，全得孔书，尽上之官，为施行壁书。方《大传》犹缺《舜典》，江左萧齐建武中，姚方兴始献《舜典》，孔传五十八篇始备。隋开皇间始流河朔，见《书疏》。但汉武至前晋凡五百余年间，歆向父子披群书甚精，不应孔书皆不传，直逮晋始得之，故或者亦疑梅颐之意。）宋杨诚斋序《易》曰：“韩起尝见《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见者，羲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见起之所未见。子贡在三千七十之中尝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今夫子之《易》，性与天道之言也，乃得闻子贡之所不闻。”其述古人不得多书而读之，备矣。韩柳未出，欧阳公得韩文六卷于汉东李尧辅敝箧中，脱落颠倒无次序，乞归，读之。后官洛阳，与尹师鲁补缀方成全书。穆伯长叙柳文谓：“初不全见于世，亡字失句，阙坠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成定。”今读韩柳者，未必察也。司马温公《进〈资治通鉴〉表）曰：“臣之精力，尽在此书”。又《与宋次道书》曰：光自到洛之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六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梦得将诸书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以夜补日。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才至大历末年。向后卷数增倍于此，共计不减六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文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公闲居洛十五年，朝廷许开局自随辟官授廪，命吏给扎，故成此书。使无如许岁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书自篆籀变而为隶，竹简变而为缣素，缣素变而为纸，纸变而为摹印。摹印便而书益轻，后生童子习见以为常，与器物等藏之者，只观美而已。余谓书少而世不知读，固可恨。书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犹今佛老经）其后稍作册子，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
○经题签
题签经目虽小节，古人亦审。朱文公见题《伊川易传》者，谓题《周易程氏传》方是。盖后传先经，得尊经之意，且言汉晋诸儒经注皆如此（余按：古传《春秋》者三家，而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皆先《春秋经》）。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说。大名，《易》、《诗》、《书》、《礼》传是也。《易》以文王序加周字（周，岐阳地名，姬先代所封，《诗》曰：“周原无无”是也，后为代号，因以名《易》），书以上古书加尚字（孔壁只得虞、夏、商、周之书，孔安国序《书》伏生之下经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则尚字伏生加），《诗》以毛苌传加毛字（传诗者初四家，曰齐、鲁、毛、韩，今之《诗》传自汉博士毛苌。因目《诗》曰《毛诗》，以别三家），《礼》述周制加周字（《礼》出刘歆，题周必歆），《传》以左氏作，加左字（以别《公》、《》，未详所始），后来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皆大名居下，取法于经也。若伏羲始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卦，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史迁以为文王，惟王弼、孔颖达以为伏羲所重。盖《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伏羲作《易》之人已言，兼言画六而成卦，则重卦伏羲无疑也。但上《系》言：伏羲以来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则卦名。伏羲前已有矣。矧画前有易理，且素具乎，况于伏羲前言《易》皆从曰“圣人”，盖有深意。薰叔尝而问朱文公以卦设名之始，公答以无所考。《诗》名之说，或谓国史，或谓子夏、毛苌。而《书?金》曰：“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则《诗》名乃作者自定，至分为风、雅、颂，说者以为始于孔子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不知吴季札聘鲁在孔子未反鲁之先，而鲁太师已为札歌风、歌雅、歌颂，则夫子乃衰周之僭礼乐者尔。《周礼》虽有太师掌六诗之说，然先儒谓《礼》出刘歆，则六诗安知非后世依仿而托之者。余按：鲁《》诗序曰：“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乐记》曰：“人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史记》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观此则雅颂亦作者自别也。孔子序《书》以置篇端始孔安国。《左传》、《春秋》初各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左传》二书合为一。因传解经事见《歆传》，《左传》、《春秋》合为一见杜预《左传序》。
○笔史
范蔚宗《东汉?黄宪传》述诸人敬慕之说，而宪之美无可寻，至今读者钦其贤，慕其器。唐史于房杜解善谋善断外，事迹亦不多见，但王魏善谏，英卫善兵，例推为房杜功。项羽残暴，班固书之曰：“羽西屠咸阳。”曰：“所过无不残灭，尝攻襄城，无噍类。”语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此史笔之妙。至于叙列人物，传褒之者赞，贬之者□，称美者传无载（按：史著赞始迁、固，实法《左传》。《左传》每于事终断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迁、固法而为赞，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类）。盖人非尧舜，安能尽美，作史之道当尔，劝惩之意因寓焉。苏老泉曰：马迁传廉颇，本传不载其议阏舆之失，而见于《赵奢传》；传郦食其，本传不载其谋挠楚权之缪，而载之《留侯传》；传周勃，本传不载其汗出浃背之耻，而载之《王陵传》；传董仲舒，本传不载其和亲之疏，而载之《匈奴传》。盖四臣者，功十而过一，不欲因一以疵十，乃与善之意也。论苏秦曰其智过人，论北宫伯旰爱人长者，班固赞张汤曰推贤扬善。盖四人者，过十而功一，并其一者废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心，惩恶不已，甚乎！后之读者宁复识哉！
○孔子师
孔子师老耽之说，肇于《庄子》。庄子师老子，故其著书讥侮古今圣贤，独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语誉之。后来汉儒辑《礼记》承其言曰：闻诸老耽。司马迁《史记?老子传》复增许多老子训诲孔子言语。孔鲋作《家语》，著孔子事实，因据以为证（《家语》后有晋王肃所加，故益难据信）。由是益坚后学之信，不知《庄子》一书多驾空寓言，时去孔子未远，知天下崇信其学，故托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师，庶几耽之道益隆，此庄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后儒不察《礼记》、《家语》、《史记》出《庄子》后，见孔子万世师表，不应礼乐无所自来，而问礼老耽一语，又备见诸书，未详始自《庄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静无为，其著书厌薄礼学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庄子传其学，从而有掊斗折衡、攘弃仁义、焚符破玺、绝圣弃知等论，则耽之学何礼之可问耶？太史公谓道家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有法无法，有度无度。故后之宗者荡弃礼法，蓬首垢面，丧酒吊肉，晋代可证已。岂有以礼训孔子，而勖其徒则废弃耶？孔子于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产之惠，皆亟称不暇，岂有耽其师而故没之耶？故愚为《庄子》寓言无疑。余尝谓孔子师表盍推周公，彼其梦想犹冀见之。孟子去孔子未远，具曾思之传最的，诵孔子氵瓜接不过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师耽于庄子辈，尔耽学之是非庄子述而传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师可见也。后之卫道者皆与孔子分说，未以寓言及尊师之意照破庄子之妄尔。若孔子从耽之事，《庄子》外篇著耽为周藏史。藏史，书所藏者。耽所职多书，孔子因往问耽焉，容有此理，不然鲁论何无一言及耽，而耽之礼何不书传其后，而甘为弃名检荡礼教之罪人耶？东坡尝谓庄子虽排孔子，实尊孔子，书末叙百家之学，兴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禽滑、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耽以至庄周皆列叙名之，至邹鲁之士、绅先生，其在《诗》、《书》、《礼》、《乐》多能明之，则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见庄子前之推老耽者，借孔子也（余旧辑《素王事记》只据诸书纂辑，未暇辨理，今辄附此）。
○文繁省
司马迁《史记》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汉史》叙一百年事，八十万言。晋张辅以此优劣班马。王逢原解《论语》“夫子为卫君”章曰：贤兄弟让，知恶父子争矣。包咸解“子见齐衰者”章曰：哀有丧，尊有爵，矜不成人。朱文公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视若稽古三万言者有间矣。《左传》叙晋献公杀申生事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礼记?檀弓》约以四字曰：君安骊姬。《公》《》叙晋使齐事，由克眇、季孙行父秃、季孙良夫跛、曹公以手偻，齐使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偻者逆偻者。刘知几《史通》曰：宜除“眇者”以下句，但云各以类逆足矣，此句烦也。《汉书》：张苍年老，口中无齿。《史通》曰：宜去“年”、“口中”三字，但云“老无齿”足矣，此文烦也。朱文公云家藏欧阳公《醉翁亭记》草前数行，铺叙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但注“环滁皆山也”。梁安贫记武陵桃源事曰：“洞中人问：今乃何代，后历几何，渔人黄道真曰：今晋代，秦后复为汉魏矣。”至陶渊明但曰：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司空图曰：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江岭之南凡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人以之充饥而遽辍者，知其酸咸之外，醇矣，有所之尔，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东坡约之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尝在酸咸外，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之说。《庄子?山木》篇曰：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至《应帝王》篇但一语曰：虎豹之文来田。《列子》叙少壮老死曰：其在婴孩，志气专一，物不伤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壮，则血气飘逸，欲虑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则欲虑柔焉，体将休焉，物莫先焉；其在死亡，则之于息矣，反其极矣。《庄子》约以四句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列子》叙人寿无几曰：百年，寿之大剂，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抱孩以逮昏老居其半；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疾、痛、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量十数年之中泰然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庄子》叙此则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疾病、死丧、忧患，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视列语明省多少。诗中如介甫“氏分黄犊草后山，一身当三千”之句，前辈尝评其善约。然语简又须意足，李寿《裴晋公诗》曰：见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中时。叙其寿康功业三事于两句中。杨诚斋《挽张魏公诗》曰：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叙其出督去国，内得人心，外摄夷狄四事于十字中。欧阳公《上杜祁公诗》曰：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祁公年四十即发白，当朝以权幸不悦，未及七十谢事，故祁公谓此两句道尽他一生心事。所以意足方见简之工也。欧阳子谓简而法，惟《春秋》可当之。后学之立言，法乎宋景文修唐史，务简而奇，如震霆不及掩聪之类，皆以奇而舛，若其犹有未当者。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曰：吾戴吾头来矣。《宋史》削去下一“吾”字，曰：吾戴头来矣，河南邵氏谓：去下一“吾”字，戴头来果谁头耶？岂知段之不惧，正以自请一死，词之工，正在下一“吾”字，此则不详文义而省者。
○书史讹名
尧、舜、禹、汤，或以为四圣人名，或以为谥，或以为号。以为谥者，谥法始周，古未有也。以为号者，索之旧说，谓孟子称尧曰放勋，舜曰都君，屈原称舜曰重华（孔颖达《图书疏》曰：《书》遭秦火，《舜典》最后出，江左萧齐时，姚方兴献《舜典》，“重华”句乃方兴所加，不知《离骚》先秦之书已有“差重华之不可迕”，“就重华而陈辞”等语，则孔疏亦难尽凭），《书》中候称禹曰文命。盖放勋谓尧能依仿上世之功化，重华谓舜继尧重光，文命谓禹布文德。然则尧、舜、禹、汤为号，无义，名或近是，况尧命舜之辞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稷契。则知舜、禹尽名也。汤名《论语》著曰“予小子履”，《世本》乃谓汤名天乙，皇甫谧《世纪》谓名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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