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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鲁司寇上
△为宰为司空事有无不可知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世家》云：“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家语》云：“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也，何但鲁国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时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由司空为司寇（云云）。”余按：孟子称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考其时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为宰，则是再仕，非“初仕”也。阳虎作乱，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阳虎始败；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会。中间为时无几，安得为宰二年始为司空，由司空乃为司寇乎！《春秋传》云：“周礼尽在鲁矣”，鲁之制非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为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谓“四寸”、“五寸”云者，谓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之语，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与《檀弓》之文不类；而治天下之语尤夸大，非圣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据《左传》在为司寇时，非为司空时事；而“别五土之性”云者，语亦肤廓，无实事可指。然则《家语》所载皆出於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又按《左传》，鲁之孟孙世为司空，未尝失职；而都邑之宰其职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为政”之问，阳货有“怀宝迷邦”之讥。鲁人固欲得孔子为大夫，但孔子以鲁乱故不仕耳。阳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当仅以为宰也。然则孔子固不能为司空，即有为中都宰之事亦当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说也，又按《春秋经传》，鲁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谓“中都”者；既谓之都，不宜泯泯无闻如此。且《檀弓篇》所记舛谬殊多，而此章所载曾子“速贫”“速朽”之语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则事之有无盖不可知，而为宰为司空又俱不见於他传记，故今皆不录。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传》定公元年）
△为司寇之年
孔子为鲁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於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後，夹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辨《新序》为司寇时事
刘向《新序》云：“鲁沈犹氏旦饮其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恶。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鬻牛马者善豫价。孔子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走，鬻牛马者不豫价（云云）。”《家语》亦采此事而词小异。余按：此数事皆理之所有；然圣人盛德感人，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化当不止此。此皆狐偃、子产辈之所能为；纵有之，亦不足以为圣人重。且其事不见於经传，其有无不可知。故今不录。
【辨父子同狴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赦之。季孙不悦。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废刑，则大乱之道也。况於元恶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语》此文本之《旬子》，而《韩诗外传》亦有之，所载又与此异，云季孙欲杀而孔子止之云云。且以季孙为康子，而不言孔子为司寇，则是其事固在自卫反鲁後也。详玩其语，盖即《论语》“如杀无道’之问，而传之者过当；若《荀子》则又所闻异词者也。原其意皆不过欲明圣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审，遂流入於异端而不自知。呜乎，说经引古又乌可以不惧乎哉！
△辨进众议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识者之所能；即有之，不足为圣人重。且其语殊鄙陋，显为後人所撰。故今不取。
【附录】“孔子之仕於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孟子》）“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同上）
【附录】“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篇）
此事无年可考。包氏云：“孔子为鲁司寇，以原宪为宰。”说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於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左传》定公十年）
△夹谷之会不因孔子得政
《世家》云：“齐大夫犁Θ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若孔子己得政於鲁者。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见用未尝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当会夹谷之时，孔子不过为司寇耳，非有事权，安能危齐！若孔子於此年已听国政，至十二年，逾“三年”矣，何不闻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尽知孔子之能兴其国，何至终其身而不见用？况犁Θ狙诈之人，尤不足知圣人，安有遽以“危齐”为忧者乎！且《传》所谓“相”者，谓相礼也，非相国也。相国者，治一国之政；相礼者，但襄一时之礼，与国政无涉也。故鲁季孙世秉国政，而襄公如晋，孟献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晋韩宣子为政，而晋侯之享齐侯，中行穆子相。郑子皮当国，子产为政，而郑伯之朝晋侯，公孙段相。此盖《史记》误以相为相国之相，又因《传》有犁弥欲以兵劫鲁侯之事，而遂误以会时之策为在国之谋，而不知其谬也。曰：然则齐何故而与鲁为会也？曰，经传之文甚明，学者自不察耳。盖自昭公以前，诸侯莫不事晋，自召陵会後而晋渐以失诸侯，故定公之七年，“齐侯郑伯盟於咸”，“齐侯卫侯盟於沙”。独鲁事晋如故，不与诸侯之会，而又为晋讨郑讨卫，故齐使国夏再伐鲁，而鲁亦两侵齐。直至阳虎奔後，而鲁始与齐平，会於夹谷。明年，又与郑平。故《左传》云，“始叛晋也”。然则鲁自因叛晋而与齐会，岂齐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哉！故今不载《史记》之文。
△辨具左右司马之说
《世家》又云：“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云云）。’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余按：春秋诸侯之会皆以兵车，唯齐桓公有衣裳之会：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盖难之也。况此时齐、鲁新和，猜嫌未释，定公必无以乘车往之理。以《传》考之，鲁亦未尝有左右司马之官。盖《史记》因见《梁传》中“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之语，而误以传者论孔子之言为孔子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马止之”之文，遂附会而增具左右司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犁弥言於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为不祥，於德为愆义，於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同上）
△辨奏四方乐之说
《梁传》云：“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氏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世家》云：“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请奏四方之乐，ユ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於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余按：《梁传》文与《左传》词小异，颇不雅驯，疑左氏采之鲁史梁氏则得之传闻而撰为文者，要其意不相远；《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而附会之，以致失其本来之意者也。何者？《传》所谓“鼓噪而起”者，乃战鼓之鼓，非乐鼓之鼓：诸侯相会原无奏乐之事，矛戟剑拨亦不可以云乐，况鲁君将为所执，孔子尚得命之为乐乎！所谓“视归乎齐侯”者，乃孔子言时目视齐侯耳，非谓莱人视也；莱人受命劫鲁，此何暇左右视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八年不见经传，安得复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谏乎！故今从《左传》而不从《世家》。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於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辨奏宫中乐之说
《梁传》云：“罢会，齐人使优施舞於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世家》云：“有顷，齐有司请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余按：此即《左传》齐侯将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盖传闻者异词，梁氏误采之；而《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不达其意而滋误焉者也。何者？莱人之劫，意将以惧鲁也，会毕之享，言欲以合欢也；若使优施舞於鲁之幕下，欲何为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异处鼓噪以劫鲁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罚轻重之颠倒耶？《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茹柔而吐刚，圣人必不如是！且粱氏之意以为会毕而舞於鲁之馆，故鲁司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乐於会所，则齐君在前鲁有司安得加法於齐人乎！至《家语》则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复载《左传》之语於盟後，遂致一事而两述之。齐之乐人既斩於鲁有司，而复欲以乐事鲁君，不亦远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附录】“齐人来归郓、ん、龟阴田。”（《春秋》定公十年）
△齐归汶阳之田不因谢过
《左传》云：“将盟，齐人加於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梁传》云：“齐侯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罢会”，此下复有优施舞事，乃云“齐人来归郓、ん、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世家》云：“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云云）。’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余按：《世家》之文本之《粱》，而颇增益其词，殊不近理。一劫不成，何遂至於大恐，遽归田以谢过！即云为义所屈，景公之贤亦不能至是。且《梁传》所载景公责其群臣之言，乃在夹谷退会之时，非谓其归国而悔过也。然《梁》之文本不分明，所谓“盖为此”者，为会故乎，为鼓噪故乎，为司马行法故乎，於文意皆可通，何由决知其所指耶？惟《左传》之文甚为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书於《经》，恐亦出於附，未敢必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齐；其冬，及齐平，齐人归成：盖此皆非齐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齐者，齐、鲁既和则复归之，本不足异，亦不必为之说也。郓、ん、龟阴乃九年阳虎以之奔齐者，皆在汶水之阳，故《传》前云“反我汶阳之田”，後云“来归郓、ん、龟阴之田。”《世家》云：“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亦误。《家语》云：“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分以为二，又分“龟”与“阴”为二邑，则尤谬矣。至《正义》所云“鲁筑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谢城”者，说尤浅陋，不足辨。
△《年谱》分司寇、大司寇为二官之谬
《年谱》云：“五十岁，迁司寇。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三岁，为大司寇。”余按：《年谱》此文盖见《家语始诛篇》首有“为司寇摄行相事”之语，其後又有“为大司寇”之文，遂误分为二官，且并属之於两时耳。不知司寇即大司寇，若少司寇必加少以别之。《家语》但袭古人成语用之，非殊之也。以为二官，误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摄朝政哉！今不取。
○为鲁司寇下
（通世案：旧本脱此标题，今据嘉庆二年刻本补之）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堕后阝，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於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诺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左传》定公十二年）
△《世家》堕都年误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经传》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误。
△司寇为政之故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为政者，宋乐喜以司城，郑子产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为政。故曰：“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辨公山弗扰召孔子之说
《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余按《春秋传》云：“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然则是弗扰叛而孔子伐而败之耳，初无所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弗扰既以费叛，是乱臣贼子也，孔子肯辅之乎！《春秋》於晋赵鞅书曰“入於晋阳以叛”，於荀寅士吉射书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鲁阳虎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孔子之恶叛臣如此，肯辅之乎！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卫，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见阳货，主弥子，况肯辅弗扰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为东周，必将讨天下之乱臣贼子也；弗扰既身为乱贼矣，安肯讨人！纵使肯讨，人亦不服，不见楚灵王之戮庆封乎！且夫弗扰，庸鄙狡诈之小人也；劳仲梁怀而不见敬也，则劝阳虎为乱；不得志於季氏也，则与阳虎谋杀季孙；不欲堕费也，则帅费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谋甚拙，安能为东周邪！夫费，弹丸地耳，其民素服属於季氏，必不久从弗扰叛也。观后阝与成之叛皆请降於齐，费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鲁以大师攻之，不数月破矣；欲为东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圣人之谦也如是。且方是时，周礼未改，非战国时可同，而谓孔子公然欲自为东周乎！又按《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於人情耶！费可以为东周，鲁之大反不可以为东周乎！《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然则是主堕费之议者孔子也。弗扰不肯堕费，至帅费人以袭鲁，其仇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扰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辅弗扰以为东周，一何舛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后阝之叛也数月而两围之，成之叛也伐不腧时焉，费之叛何以独历四年而无事耶？定十二年《传》云：“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使费果以九年叛，则费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堕之；子路当先谋讨费，不当先谋堕都也。《史记》既移费叛於九年，又采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历聘诸侯而不遇之词也，今孔子但尝至齐耳，尚未卫，宋，陈、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谓弗扰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谓在九年亦不合；总之，此乃必无之事也。
△《论语》之误
曰：然则《论语》亦有误乎？曰：有。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也。《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是《齐论》与《鲁论》互异也。《汉书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元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惟王阳传《齐论》，馀四人皆传《鲁论》者）是《鲁论》中亦自互异也。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然则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於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伦者，正如《春秋》之有《续经》，《孟子》之有《外篇》，司马迁之《史记》之有元、成时事，刘向之《列女传》之有东汉时人者然，又如近世《杜诗》、《韩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诸本并存，後人犹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张禹，汇合《齐》、《鲁》诸本而去取之，定为一书，当时学者以其官尊宦达，逐靡然而从之，以致诸本陆续皆亡。故《汉书张禹传》云：“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二人皆传《齐论》者）采获所安。”又云：“‘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浸微。”《隋书经籍志》云：“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然则今之《论语》乃张禹所更定，非龚奋、韦贤之旧本，篇目虽用《鲁论》，而其实兼采《齐论》之章句者也。嗟夫，张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贵耳，汉宗社之存亡不问也，况於圣人之言乌能测其万一；乃竟公然辑而合之，其不当删而删，不当采而采者，盖亦不少矣！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其事或悖於经传，而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传经者不知其伪而误增之而禹又误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赵岐删之；《春秋》之《续经》，幸而《公羊》、《梁》两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圣人之笔；惟《论语》一书不遇如赵岐者而反遇一张禹，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乃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断不敢议采辑者千虑之一失，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曰：圣人道大德宏，无可无不可，非可以寻常去就之义律之也。卫辄之不道，孔子尝立於其朝矣，於费奚择焉？曰：圣人者，义之归也。圣人所为？天下将以为法。己则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谓“无可，无不可”者，犹之乎“无，无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鲁；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为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义而无成见，是之谓无可无不可耳。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孟子曰：“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乌有悖礼义而自以为无害者哉！至於卫辄之事尤与弗扰不类。辄虽无道，然卫之君也，春秋固已“卫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卫，乃公养之仕；不为卫君，子贡言之矣。若欲以费为东周，为耶，不为耶？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大经大法，圣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虽甚盛德亦必有所不为。故舜必不臣尧，周公必不代成王践阼，孔子必不从弗扰、佛以叛。战国之初，异端并起，始好为圣人不凝滞之说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苏代以灭燕矣。再盛於西汉之季，说经者牵合附会以诬圣人，而王莽践帝位，刘歆以亡汉矣。三盛於东汉、魏、晋之交、名士风流，皆云“礼岂为我辈设”，而华歆、殷仲文之属争附叛臣，七贤、八达之流遂从而乱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犹藉口於无可无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虽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义？曰：苟可以为东周，则何为卒不往？苟往有害於义，则又何为欲往？盖卒不往者，经传无其事也；欲往者，纵横之徒相传有是说也。即此亦足以见其为伪矣。此乃圣人行事大节之所关，非小小者比，故余不揣固陋，不顾非笑，而为之辨。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篇》）
“公伯寮诉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篇》）
△子路为季氏宰时事
此二事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为季氏宰之时。按：鲁定公五年，公山不狙以费宰见於《传》，至十二年奔齐而费始无宰，然则子羔之举当在季氏初堕费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废言之，似不仅为子路发者，盖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实相表里，子路见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则伯寮之诉当在孔子将去鲁之前也。故并次之於此。
△辨行摄相事之号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以其贵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传》，孔子但为司寇，未尝为相。《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孟子》云：“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然则是季孙为鲁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为鲁相也。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谓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摄。盖夹谷之会当使上卿相礼，以孔子之知礼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让赵衰者然，故或谓之摄相；传闻者不知，遂误以为相国之相耳。至於摄相而有喜色，亦非圣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正考父之鼎铭曰：“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岂舜、禹、正考父不乐以其贵下人者乎！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鲁，所云“十四年行摄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录。说并见後《季桓条》下。
△辨诛少正卯之说
《世家》云：“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家语》云：“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饬（或作“泽”，又作“饰”）。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扌取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乌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横，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论语》、《春秋传》言之详矣；贱至於阳虎、不狃，细至於微生高，犹不遗焉；而未尝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尝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亦并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家语又载孔子言云：“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傅乙，子产诛史何。”按：尹谐等五人之诛不见经传，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辨行坚，荧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无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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