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在邹
【补】“孟轲，驺人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辨孟母三迁之说
《列女传》云：“孟轲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戏为贾。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徒舍学宫之旁。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当非无故而云然者，即三迁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谓孟子云云者则必无之事也。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人之相远固由於习，然大圣贤之生必与众异：必不尽随流俗为转移。孟子虽幼，安得遂与市井墟墓之群儿无以异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然则孟子亦当如是。使孟子幼时绝不知自异於群儿，则孟子壮时亦安能自异於战国纵横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侧之不可居，则何不即择学宫之旁而迁之，乃又卜居於市侧乎？《国语》称文王曰：“在母弗忧，在傅弗勤。”《列女传》云：“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後世儒者遂谓文王生有圣德，大王知其必能兴周，故舍泰伯而传国焉。夫同一圣人也，文王则生而即为圣人，孟子则幼时无少异於市井小儿，一何其相去之悬绝乎？盖凡称古人者，欲极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复顾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谓文王之圣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无异於庸愚。其实圣人之为圣人亦必由渐而成，圣人幼时虽未即为圣人而亦必不与流俗同也。善读书者当察其意所在、不必尽以为实然也。故今不载此事。
△辨孟母裂织买豚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余按：自裂其织以喻学之不可中辍，理固当然；然且诵且思，岂无中止之时，乃责其声之必无断续乎！至於“啖汝”云者，不过一时之戏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戏而遂买豚肉以弥缝之，是教之以文过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说者欲极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会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为信。故今并不录。
△辨孟母不许去妇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乃汝无礼也！’”礼不云乎：“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於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余按：独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过，岂得辄去！声扬，视下，亦谓朋友宾客闻耳，房帏之内安得事事责之！此盖後人之所附会，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载。
【备览】“受业子思之门人。”（同上）
【附论】“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孟子》）
△孟子无受业子思事
赵岐谓孟子亲师子思。王劭谓《史记》“人”字为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手卒时子思当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後，居邹，之宋，之薛，之滕，为文公定井田复游於鲁而後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馀年，孟子何由受业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孟子亲受业於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於子思主事，《史记》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
○适梁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宋人疑孟子见诸侯之误
叶大庆《考古质疑》云：“墨客王圣美少谒一达官，问圣美曰：‘尝读《孟子》否？’曰：‘都不晓其义。’问：‘不晓何义？’曰：‘从头不晓。孟子不见诸侯，何以见粱惠王？’其人愕然无对。此虽若戏笑之谈，匆遽中亦自难对。近见陈氏《新话》云：‘孟子之书有一言可万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见诸侯而见梁惠王，学者至今疑之。’大庆尝思而得之。孟子论去就之义，曰：‘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按：《史记魏世家》：‘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某皆至。’然则孟子之见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礼乎？”（原文甚繁，今删而果之如此）余按：孟子之见梁王无难解者，不知圣美何以不晓，达官何以无对？陈氏何以致疑，叶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谓不见诸侯者，谓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见诸侯耳，非谓终古不可与一见也。故曰：“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於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语意甚明。岂容有不晓其义者！而乃纷纷疑之，议之，真吾所不晓也！若谓终古不可一见诸侯，则禹、皋陶何以儿尧、舜、伊尹何以见汤，太公何以见文王乎？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然则孟子之见时君皆当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即无史记之文，而孟子之为应聘而往亦无可疑者；但记书者止欲明先义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见之前一一铺叙，如今演义之文法耳。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卫灵公问陈於孔子，未问之前亦必有其相见之因，无关於义理，故不必一一而书之策也。今论者乃以是为疑，岂宋人沿唐旧习，喜奔竞，怪孟子不见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读书，书无不可议者，无性乎陶渊明之“不求甚解”也！
△孟子救旧之旨
按：孟子先义後利之旨深切战国时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义。逮春秋时，人渐重利；然尚有好义者，亦颇有假义者。至於战国，非惟人不好义，即假义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图，无所用於假义者也。人心一专於利，则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且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国之君惟务战争以辟土地，聚敛以充府库，其臣亦惟务逢君以取富贵，其闾巷之间亦惟事强凌弱，众暴寡以自利。此无他，皆好利之心驱之使至是也。是以战国之时生民涂炭，风俗颓敝，死於兵者动至一二十万，然则孟子此言诚救时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鉴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读之亦深叹美之也。
△“利”非不可言
圣人何尝下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曰“利建侯”，曰“利见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圣人何尝不教人以趋利而避害乎！但圣人所言，义中之利非义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独得之利，永远之利非一时之利，此其所以异也。故曰“见利思义”，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无如世俗之人惟利是图而不复顾义之是非，不但损人以利己也，为臣者且耗国以肥家，甚至贪一时之利而致酿终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可不谓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谓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与齐、梁、滕君问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载，而《孟子》乃人所共读，亦无庸悉载也，故但掇其要旨及有关於时事者次其先後，不备录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此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同上）
【备览】“惠王数败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轲皆至梁。”（《史记魏世家》）
△孟子至粱在惠王後元之末
《史记》此文载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显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记》，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称王也。而孟子之见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战，请以战喻”，“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惠王果未称王，孟子何由预称之曰王乎？又按《史记》，粱予秦河两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来之事，惠王何由预知之而预言之乎？按：杜预《左传後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後王年也，”然则《史记》所称“会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於襄陵皆惠王时事，非襄王时事矣。盖惠王本称魏侯，既僭称王，则是年乃称王之始年，故不称三十七年而称元年。《史记》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见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书元年，遂误以为襄王之元年耳。然则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後，则孟子与惠王之所云者无一语不符矣。孟子与齐宣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也。然犹及见襄王而後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两岁之中，於《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记》所云，非是。说并见後《襄王条》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平定？”吾对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
△《纪年》“今王”即襄王
《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称为“今王”，至二十年而其书止。杜氏《左传後序》谓：“《史记》误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为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记》襄王之年为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谓《竹书》之“今王”为哀王而无襄王，则非也。《孟子》书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此书者皆当时目睹之人，不容误哀为襄，则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称“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则是梁有襄王，无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盖有误书襄王为哀王者，《史记》因疑梁有襄、哀两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误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为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为哀王之年耳。然则《纪年》之所谓今王即《孟子》所记之襄王，不得以为哀王也。说并见前《惠王条》下。
【附录】“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钅赞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又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钅赞穴隙之类也。’”
△孟子在梁未仕
按：孟子尝见梁惠王，惠王自谓“晋国天下莫强”，则当战国之初犹皆以韩、赵、魏为晋国也。孟子未尝至韩与赵，则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时无疑；所谓“晋国”，即指梁而言也。观霄以“难仕”疑孟子，则孟子在梁但如宾客然，未尝受其爵禄，观孟子“钻穴，逾墙”之喻，则当时求仕者率有所因缘而得之，孟子则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当时游士之所为也。故《史记》於齐称“游事齐宣王”，而於梁则但称“梁”，盖并客卿亦未尝受之矣。学者不可不分别观之也。
○游齐上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盒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至齐在至梁之後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是谓至齐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时之先後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後乃次之以齐宣，则是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後也。即以《史记》之文论之，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齐始取燕，当是时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则孟子去齐以後必无复有粱之事。故今次至齐於至梁之後。
△孟子不拿周室之故
说者谓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劝齐、梁行王政，为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记赵世家》：“成侯七年，与韩攻周；八年，分周以为两。”以《周本纪》计之，则显王二年也。盖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故令虽不行於天下而犹足以立国。烈王元年，韩灭郑，六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晋桓公於屯留，（语本《竹书纪年》，与《史记》文小异）晋、郑既亡，周孤立无所依，故韩、赵得分之。（自晋亡至此，凡四年）然则显王之世已失其国，无复尺土一民之为己有矣。是以《战国策》中所记周事但有西周君、东周君，而无一语及王；且云“东周与西周争”，“东周与西周战”，然则东、西二周亦判然为两国，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间，乃欲於此时责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记周本纪》：“显王五年，贺秦献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如小国之事大国者然。盖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马氏得以据而记之。其於三晋、齐、楚，当亦类是。然则周於是时固已降同诸侯，但其名差异耳。至三十五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则并其名亦无异於列国。故《传》曰：“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孟子曰：“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然则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数之内，周礼亦无复有存者，是以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为责孟子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由斯以观，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无疑矣。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又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与留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与不尊周则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非其道之异也。学者考古不详而妄议圣人，余甚不敢。故今考其前後而备论之。
△孟子之王政
孟子何为以“王”说齐宣也？古之圣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归之；非齐王所及也。顾战国之时，民困已极，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动齐王之心，使勉为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产，恒心”之论也？圣人之治天下，非但养之也，亦将以教之。故舜命弃播百谷，即命契敷五教，所以“无饥”之後必继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义，何以言颁白者之不负戴也？古之所谓“弟”者，非惟事兄也，亦将以事老也。故契致以人伦而曰：“长幼有序。”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若惟事兄而已，当云入则弟，不当云出则弟矣。
△孟子救世苦衷
按：人君抚有一国，当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声，荡人心志，尤所当痛绝者。乃齐王好货，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为“与民同之”即可以王；齐王好世俗之乐，而孟子以为“今之乐由古之乐”，此何说乎？无他，战国之时生民涂炭，孟子目击其艰，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时大国之君惟齐宣犹足用为善，齐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为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论也。读《孟子》者当以意逆志，不可执词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轻议孟子也。故今皆不载，并识其说於此。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末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用人之说与齐大夫
按，治国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则虽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举”之对。《孟子》此章实治国之要术，故今载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虽然，孟子此言特为齐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犹皆不可信而必访诸国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劳，何至於是？尧、舜，大圣人也，然其命官也，不过咨於四岳，访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圣帝哲王然也，齐桓公听鲍叔之荐而相管仲，晋文公听赵衰之荐而用却谷、栾枝、先轸，皆能治其国而霸诸侯。而孟子乃为是言者何哉？盖齐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贤者少，惟诸大夫之言是听则必有夤缘权幸以求进身者。观於王、陈贾，齐之大夫可知矣。观於《牵牛章》中，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观於王至公行氏有进而与言者，有就其位而与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资大夫之荐引，安能得贤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国害民者势也。虽有即墨大夫而无如毁之者之多，虽有阿大夫而无如誉之者之众，齐之往事概可见矣！故凡...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