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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作意
之为礼，先儒说者纷然，愈变而其说愈巧，愈巧而其真愈失。大抵近世以来，人所通行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为不王不，鲁之为僭礼；说本《丧服小记》。其一，以为乃殷祭之名，三年一，五年一；说本《春秋说》文，自何、郑以来皆用之（唯杜氏以为三年一，其说小异）。其一，以为专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喾而配以稷，鲁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则本於王肃之《圣证论》，赵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经，参之於传记，说皆不合；而学者咸从之，良可异也。述自幼读《春秋》，即尝疑之；及今三十馀年，益晓然知其误。每叹三代之礼不明，《六经》之义日晦。但余人微言轻，徒取狂妄之讥，安能夺人之所共是！然既少有所窥，不忍缄默以误学者，乃辑经传记注之言者别其同异，次其先後，而附之以辨，欲使学者溯流穷源，是非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间。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该备，姑取所记忆者列之，足以略见梗概而已。谨条其文如左。
一，祭见於《春秋》经文者二，一太庙，一群庙，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
‘夏五月，乙酉，吉於庄公。’（《春秋》闵公二年）
△‘吉於庄公’非祭文王
按：既於庄公，则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本以祭文王；祭於庄公，非也；故书之以示讥。’曰：果以祭文王，则祭於庄公不得谓之矣。鲁自时祭庄公，《春秋》何得强名为而讥之！祭天之谓郊，祭山之谓望；今谓其望於天而郊於山，而从而讥之，可乎！赵氏亦自知其说之不合，故又曲为之解曰：‘於庄公，盖用祭礼物耳。’诚如是也，僭则有之矣，遂谓之则非也。设使用郊之牲，奏郊之乐，亦遂可谓之‘郊於庄公’乎！然则果专以祭文王，《春秋》必不书曰‘於庄公’；《春秋》书曰‘於庄公’，则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盖《春秋》之所讥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於庄公’而必曰‘吉於庄公’，书法甚明，非以於庄公为讥也。正如僖之‘於太庙’，乃讥其‘致夫人’，非讥其‘於太庙’也。谓书‘於庄公’为讥，则书‘於太庙’何说焉？
‘秋七月於太庙，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於太庙’非祭文王
按：《春秋》之辞别嫌明微。但系以‘太庙’而不异其文，则亦但於周公而非於文王可知也。《春秋》书‘’者二，书‘’者二，书‘尝’者一。尝皆不书其庙而独书者，盖尝同日而祭，不仅一庙，而或直或，不系以庙则不可知其为谁何。由是言之，太庙群庙皆有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若专以祭始祖所自出，则但书足矣，何必云‘於太庙’乎！
一，祭未书於《经》而但见於《左传》者三，皆群庙之祭，亦无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将於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叔弓氵位事，入而卒；去乐卒事。’（《左传》昭公十五年。按：此经文云‘有事於武宫’，则凡《经》言‘有事’者皆也。但於《经》无明文，故俱不载）
‘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辛卯，於僖公。’（《左传》定公八年）
△於武、襄、僖三公皆群庙
按此三事，皆群庙，非始祖所自出也。然则乃太庙群庙之通祭无疑矣。或曰：‘《左传》文多附会，而《礼记》者经也；始祖所自出，其说出於《礼记》，其可舍《经》而从《传》乎！’曰：《左传》容有可疑，与经异者，疑之可也；事荒唐而文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无荒唐抵牾之失，而证之於《经》‘於庄公’、‘於太庙’之文如合符，然其不当疑明矣。且《记》者，经也邪！孔子以前圣人所定，谓之经。春秋、战国之间贤人所传，谓之传。秦、汉之际儒者所记，谓之记。自汉以後解经与传记者，谓之注。自唐以後并经传记注而释之者，谓之疏。故传或采於经，记或采於传，其作之先後然也。传或彼此互异则衷之经，记或彼此互异则衷之传，此一定之理也。《曲台记》成於西汉之世，自刘向《七略》、班固《六艺》，皆未尝以为经；至郑康成注之，始跻之於经传。唐人分经取士，遂与《礼经》并行；然其时《三传》亦杂之经中，未尝崇《礼记》而黜《左传》也。宋人好言经学而不能辨真伪，反弃《礼经》而以《戴记》取士，然後世之习举业者遂以为真经耳。岂得以汉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载者哉！且即汉人亦未尝有是说，《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独《小记》、《大传》、《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赵氏之所云，特王肃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记》果有是说，尚不当以之疑《左传》；况王肃耶！左氏生於战国之初，礼时犹未废。王肃，魏人耳，去春秋时八九百年，姑无论二子之学相去天渊，而传闻猜度者亦当不如目见者之足征也。
一，“於庄公”一事，《三传》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为当祭始祖之父者。
“吉於庄公，速也。”（《左传》闵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吉於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公羊传》闵公二年）
“丧事未华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梁传》闵公二年）
△三传皆讥吉
按：《三传》之文如合符然，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于庄公’为讥者。假使果以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今以祭庄公，可谓大失礼矣，则三人者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绝无一人知之而绝无一言及之乎？李氏廉乃曰：‘《三传》皆知丧之失礼而不知鲁本不当。’呜呼，三子皆生于周之世，所见者周之书，所闻者周之礼，皆未尝读《小记》与《圣证论》也；‘不王不’之法，‘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三子固无由而知之也，唯赵匡乃知之耳！吾乡有学诗者，据《诗法入门》（近世书名）而笑杜甫之不知平侧。世之据赵匡而驳《三传》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之文见於《论语》者二，皆未明言其为何礼，不得以为祭始祖之父与五年一，不王不之证。
“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篇》）
△辨朱熹“失礼之中又失礼”之说
按：圣人不欲观之，故无明文，不可以悬度而定案。果以鲁非礼之故，亦当如《祭统》、《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礼乐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赵氏之说，以祭始祖之所自出为僭则当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观，何待既灌以往乎！朱子乃云：‘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亦可谓委曲而费词矣。
“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同上）
△辨朱熹“报本之中又报本”之说
按：圣人不答或人之故，亦无明文，不可臆断。然以经传之文推之，宗庙之祀见於《春秋》者凡三，曰，曰尝，曰，故《左传》云‘尝於庙’。礻龠虽见於《易》而以为薄祭，则庙中唯此三祀为正也。此三祀者，尝以荐新，以祭改岁，其取义皆易知：独行於春夏之间，又有直袷之分，先王立制之意有难以窥测者。然则或人之所以问，孔子之所以不答，或皆因於此，未可知也。朱子乃以为祭始祖所自出而谓‘报本之中又报本，追远之中又追远，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语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则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之祖者其理即难知。此谚所谓‘二十四拜皆已拜，何争此一抖’者也。余不敢信为然。
一，之文见於《左传》者三，其词甚明，亦皆与《戴记》合，初无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不王不之说。
‘凡君薨，而作主，特祀於主，尝於庙。’（《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云‘凡’见群庙皆然
按：‘凡’之云者，群庙皆然，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与尝同举，正与《王制》、《祭义》诸篇说同，亦不当为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传》襄公十年）
△鲁之失礼在乐
按：襄公十六年传，晋亦有，则乃诸侯通用之礼也，此文以鲁之乐比宋之《桑林》，则鲁所用之乐非诸侯通用之乐矣。然则鲁之失礼固不在而在乐也。盖鲁之但以用天子之祭器乐章为僭；其实乃诸侯祭群庙之通礼，不必为天子独有之祭，为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鲁为僭也。且云‘宾祭用之’，则此乐亦以之娱宾矣，不但僭而巳。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左传》襄公十六年）
△免丧然後
按：是年春葬晋悼公，平公既位，已於曲沃矣，而此文复云‘未祀’，则是既葬既可行，必免丧然後举也。何以必待于免丧？礼吉也。‘吉於庄公’，《经》书之矣，《传》言之矣。彼此互证，其理显然。盖祖宗之血食不可因丧而废，故尝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纯用吉礼，故免丧然後。此先王制礼，所以使丧祭不相妨，吉凶无所碍，其义为至精也。然则是以丧故，所以逾三年而後，非无丧而概以数年为常也。至之所以为吉，《传》无明文。而《祭义》、《郊特牲》皆谓有乐而尝无乐。考《春秋》中之用乐用万，皆也，而尝皆无文；其说似为得之。然《鲁颂》“秋而载尝”章有“《万》舞洋洋”，《祭统》亦云“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则又不知其何故也？岂尝本无乐而亦可以用乐耶？抑後世相沿之失耶？古书既缺不能详考。要之，所以异於尝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为五年殷祭与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一，之文见於《诗序》者二，说与《春秋经传》、《戴记》合，亦与祭始祖之父无涉。
“《》，太祖也。”（《毛诗序》）
△《》太祖指文王
按：此即《王制》所谓“直”，《春秋》所谓“於庄公”、“於太庙”者也。《王制》以为天子无直，而此云尔者，盖传闻之小异；疑此为得之。此诗词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以为“太祖”，盖以文王为太祖，犹《祭法》之云“祖文王”也。此於说《诗》虽出揣度，然言则固与《春秋经传》合，不以为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云：“喾於後稷之庙而词无及喾、稷者，恐《序》之误。”不知原不於喾，亦不皆於稷，故词不及喾、稷而《序》以为，非《序》误，乃以为始祖所自出者误也。
“《长发》，大也。”（同上）
△《长发》“大”即
按：此即《王制》所谓“”也。此诗遍述契、相土、汤，故《序》以为“大”。於此可见汉初儒者师弟相传，其说皆如是，初无有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不但《王制》、《祭义》等篇为然也。朱子《诗传》乃云：“大不及群庙之主；此宜为祭之诗。”盖由误信赵氏之说，不知大即，是以反疑《序》说为误。今但屏去赵说，则古传记之言者皆不误矣。然则是王、赵误而非古传记之误也。
一，《礼记》中泛记祭之时者六，皆列於时祭之内，兼有诸侯宗庙通用之文，绝无五年一及不王不，祭始祖之父之说。
“飨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而秋尝。”（《郊特牲》）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秋尝。……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有乐而尝无乐。”（《祭义》）
“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
△《郊特牲》等篇以为春祭
按：此三篇皆谓春秋尝，则乃每年之祭而非五年之祭也明矣。且《祭义》、《郊特牲》皆通论祭礼而其言如是，则乃诸侯群庙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独有之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独擅之祭，又明矣。
△朱熹释《中庸》尝之非
朱子《中庸章句》云：“，天子宗庙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庙而以太祖配之也。尝，秋祭也。四时皆祭，举其一耳。”余按此章自“修其祖庙”以下皆论祭祀之礼，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尝”明之，其为春秋尝，文义甚明。况《祭义》、《郊特牲》皆有“春秋尝”之文可互证乎！今殊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则以春秋包四时，後则以一尝该四祭，亦可谓迂曲深晦而费词矣。盖朱子亦以先入之言为主而强取而合之，故不复顾本章之文义耳。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衤勺，夏曰，秋曰尝，冬曰。”（《王制》）
“春祭曰衤勺，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衤勺、，阳义也；尝、，阴义也。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於尝。”（《祭统》）
△《王制》等篇以为夏祭
按：此二篇之文与前三篇小异。彼以为春祭，此则以为夏祭；彼以为每年两祭，此则以为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盖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时，其後说经之儒各据其师所传为说而分系之，是以或举其重，或兼其轻，或以为春，或以为夏耳。要之，皆以为每年之祭而非以为五年之祭也。夫《记》之言虽不足尽信，然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源流不归於一，非若後世为举业者同宗一注疏而无异说也。藉令果有五年一之事，四十馀篇之中岂得竟无一人言者，而不约而同皆以为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云云而无异词，则亦未尝以为不王不与祭始祖之所自出矣。
△郑玄分别夏、殷、周祭名之非
郑氏《王制》、《祭统》注云：“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日衤勺，以为殷祭。”余按：《祭统》言成王、康王赐鲁以尝重祭，则为周制无疑矣；《中庸》以春秋尝为武王、周公之达孝，则亦以春秋尝为周制也；乌得概谓之夏、殷哉！夏、殷之制，《记》尝言之矣，《王制》之“飨、食”，“收、”，《祭义》之“祭ウ、祭阳”，《郊特牲》之“尚气、尚声”，皆以夏、殷之文别之，未有不举其代号者。不举代号，皆周制也。如概以为夏、殷，则《王制》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郑氏以夏、商为有殷祭乎？无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袭其名，可也；即别命一名，亦可也；何为易之而又冒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为易之而又胃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冒夏、商时祭之旧名，复别制一时祭之名以代之？亦可谓委曲而繁扰矣！《记》之言凡十一篇，《祭法》记四代之，无论已；其馀十篇，无明文者五而以为时祭者五，未有一篇言为殷祭者。《记》之所采多周末之言，即汉亦去周为近，何故竟无一人肯述周制而皆远征之夏、商乎？
“天子直衤勺、、尝、。诸侯衤勺则不，则不尝，尝则不，则不衤勺。诸侯衤勺直，一直一，尝，。”（《王制》）
△“直、”非祭名
按此文，则是衤勺尝乃祭之名，而直与袷乃分合之谓，非祭之名也。分祭则谓之直；合祭则谓之袷。直，即直也，专之义也。，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犹右之加示而为佑也。尝皆有袷，则尝之外不得复有袷祭矣。犹《诗》之言“黍稷童，直稚菽麦”，不得谓黍稷菽麦之外别有童直稚之四也。至其直制，实本《春秋经传》而来。所谓之直者，即《春秋》之“於庄公，於太庙”也。所谓者，即《春秋》之“大事於太庙”也。所谓尝袷者，即《春秋》之但书“己卯”，“乙亥尝”，而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即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概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袷不得平列为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属之也明矣。且既有直有袷，则非以祭始祖之父矣。云“诸侯一直一袷”，则亦以为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之说矣。
一，《礼记》中专记鲁之制者三，但以为用天子器乐，亦但有祭周公之文，绝无不王不及祭始祖之父之说。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祭统》）
“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祭统》、《明堂位》见鲁之僭
按此二篇之文，则是鲁之所以为僭者专於祭器乐章见之，非以为僭也，非以其太祖之所自出为僭也。黄目玉瓒皆灌时所用，与《论语》“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乐，与《春秋传》“鲁有乐”之言合；鲁之僭可以互证而无疑矣。且《祭统》所称重祭凡四，而郊社尝皆与焉。郊固天子之礼，若社尝乃诸侯所通用，又何独疑於而遂以为非天子不得行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赐鲁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周令主，不应有是过举。管仲之“三归、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亦岂有人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正如楚伯州犁所云“辞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一篇皆以侈鲁国之盛，若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祀文王，此之巨典尤为煌煌者，何得通篇竟无一言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庙”乎？然则之非以祭文王可知矣。“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杂记下》）
△《杂记》概举五庙
按：此文云“有事於祖”，则亦概举五庙言之，而未见其为专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谓七月始於献子，恐未必然。范氏《梁传注》已辨之矣。
一，自《丧服小记》始有“不王不”之说，乃因《礼运》之文而误；其实，《礼运》未尝以为天子之礼。
“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运》）
“礼，不王不。”（《丧服小记》。《大传》同）
△《礼运》“非礼”之误解
按：《小记》之文乃本《礼运》之意以为言者。然《王制》等三篇泛言礼，未尝有一篇以为天子之礼者；而《礼运》、《祭统》、《明堂位》三篇专言鲁，则皆以为天子之礼。然则是鲁为天子之礼，非即为天子之礼，明矣。盖《礼运》所谓“非礼”即《祭统》、《明堂位》所云“黄目、玉瓒、《大夏》、《大武》”之属，其“郊”并举亦即《祭统》“郊社尝”并举之意；非以为天子始得行也。《礼运》以此文为孔子之言，虽未必果然，大都此语相传已久。《小记》，汉儒所纂，但闻鲁非礼而未详其所以非礼，但闻鲁之郊皆非礼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之，而以为不王不耳。《小记》本杂缀古人之语以成篇者，而此文亦与上“其祖”之文不相属。盖上文本谓王者始得“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误以为王者始得而加此文，纂辑者未之考而概列之於篇中也。
△《大传》误采《小记》
至於《大传》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述”以下见於《服问》，“别子”以下见於《小记》；则此文亦即采之《小记》可知。盖因其与上文皆论，故取而合之。然则《大传》之作又後於《小记》矣。後儒但见《大传》此文，遂不复考其所由来而概以为不王不，其亦疏矣。由是言之，不王不之说乃一人误解之，一人又误采之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一也。
一，自《春秋说文》始有五年一之说，乃因《公羊传》及《尔雅》之文而误；其实，《公羊传》未尝以为五年之殷祭。
“春曰祠；夏曰衤勺；秋曰尝；冬曰。”（《公羊传》桓公八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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