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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之时代与地域
《召南》十有四篇，旧说皆以为文王之世南国之诗。今以经传考之，《鹊巢》三篇皆燕射时所歌，当为成周盛时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何彼矣》篇中称“平王之孙”，则东迁以後之诗无疑也。以词意观之，“鹊巢”三篇乃治内齐家之事，颇类《周南关雎》之三。《行露》狱讼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之日。《标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怀春”，与《南有乔木》之“游女”事相类也。《何彼矣》之称“平王”，与《汝坟》之忧“如毁”时相近也。然则其诗先後固不一时，不得皆以为在文王世也。至谓为南国之诗，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何彼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馀诸篇皆无明文，亦难悬定。然则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尽南国诗矣。惟《驺虞》乃射时所歌，与《鹊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犹《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说并见各篇中。
○《鹊巢》《采蘩》《采》
△《鹊巢》教女子不自私
《鹊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鹊之巢，而鸠居之，言此国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为己物，不体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犭旬，故有视其前子、庶子远不如己子者，有疏其夫之兄弟而亲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国乃夫之国，当视夫之亲疏以为厚薄，鸠但居鹊之巢而已，不得遂以为鸠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於归之日，百两御之，待之隆者，责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鹊有巢而鸠居之，非但享其成业而已，亦必将有内助之功，然後可以无愧於妇职耳。大抵《召南》前三篇与《周南》前三篇略相类：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鹊之巢，是以采蘩奉宗庙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国之当本於家；而以《关雎》、《鹊巢》两篇冠於《葛覃》、《采蘩》诸篇之首，以明妇之当统於夫。古人於此盖有深意存焉。《序》第以为后妃、夫人之德，失之远矣。
△《采蘩》、《采》教女子重宗庙
《采蘩》、《采》何以次於《鹊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庙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乐也，必将有所重责之也。妇所以事夫者，非徒饰其仪容也？必将有以重报之也。重盖莫重於宗庙矣，故举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即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独於妻殊之而与为敌体？诚以同奉宗庙之故，故重之也。然则为女子者必与夫为一体，体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庙，而保之无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礼，故以祭祀之事谆谆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采》应在《草虫》前
又按：《采》一篇，《齐诗》在《草虫》前，今《毛诗》则在《草虫》後。据《礼燕射篇》文：“笙入，立於县中北面，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则是《采》当与《鹊巢》、《采蘩》相属，不当反在《草虫》之後。《齐诗》之次是也。《毛诗》误矣。
△蘩之应用
祭祀之事多矣，“为俎孔硕”，“为豆孔庶”，何为斤斤於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贵诚之意也。《春秋传》云：“《风》有《采蘩》、《采》，《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盖有诚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洁，则虽沼涧之中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庙，不在於备物也。抑《传》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国政，以霸西戎，则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举人之周，与人之壹，然则是义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与非难至之地也，与蘩非难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即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尝无才，人主苟能求之，则随地皆可以得人，所谓“举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则随事皆可以奏效，所谓“与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说《诗》，触类可以旁通，而非後世为章句训诂者之所能及也！
△《二南》先言妇人事
《周南》、《召南》何为皆先言妇人之事也？曰：此先王虑天下之远也。盖天下之平必由於国治，国之治必由於家齐。故太任思齐，太姒嗣音而周以兴；牝鸡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宠、申后废而周亦以东迁。毋以妇人为轻，妇人之所关於兴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败国而亡家也。後世不达此意，惟务徇妇人之情，而妇人亦惟欲徇已之志。是以西汉有吕氏之祸，王氏之篡，东汉尤以母后专政为常，其所亲则贵宠之，非其所亲则疏远之，若天下为己之故物者，而不复顾宗庙之陨，岂非此义之不明哉，驯至唐之武韦而祸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信乎其如正墙面也！
○草虫
△本篇未必为夫妇诗
《草虫序》云：“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笺》云：“‘未见君子’，谓在途时也。‘既见’，谓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又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为忧，已得同牢为喜，无耻甚矣，安在其能以礼自防乎！且既问名纳采，聘之为妻矣，宁有不与同牢之理，而烦女子之过虑乎！《朱传》以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说为近是。玩其词意，未见其当为大夫之妻，亦未见其必为妻之恩夫也。《小雅》与诸国风称“见君子”者多矣，皆不训为思其夫（《车邻》、《风雨》、《菁莪》、《隰桑》、《蓼萧》），何独《汝坟》、《草虫》在《二南》中即为思夫诗乎！既不可知其人，无宁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诗人之本意也。
○《甘棠》
△本篇作於召公没後
《甘棠》，《序》以为美召伯，《朱传》以为後人思其德，爱其树而不忍伤。按《春秋传》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则是此诗乃召公既没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传》之说是也。至《笺》称“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亦非是。甘棠之阴能庇几人而於此听断乎！《朱传》以为“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笺》又称“召公为二伯，故言伯”，亦误。宣王时，穆公亦称召伯，《诗》有家伯，《春秋》有单伯，岂必为二伯然後称伯乎！又按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自此以下八篇盖皆昭王以後之诗，是以其事则瑕瑜互见，其词意亦与前五篇不类。然则独前四篇为康王以前诗也。
○《行露》、《羔羊》
△《行露》不必为女子诗
《行露序》云：“召伯听讼也：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刘向《列女传》谓：“申女许嫁於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讼之，故女作此诗。”朱子《集传》全用《序》说，而释“室家不足”之文则又兼采刘义。余按：召公从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断必有大过人者；强暴之男将畏罪之不暇，安敢反来讼人。即讼矣，召公亦必痛惩之而不为之理，安有反将贞女致之狱中者哉！且所谓“礼未备”者，仪乎？财乎？仪邪，男子何惜此区区之劳而必兴讼？讼之劳不更甚於仪乎？财邪，女子何争此区区之贿而甘入狱？婚娶而论财，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细详诗意，但为以势追之不从，而因致造谤兴讼耳；不必定为女子之诗，如《序》、《传》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没？《甘棠》乃作，则此必非文王时诗明矣。
△羔羊非美节俭正直
《羔羊序》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见有所谓节俭正直者。《郑笺》训“退食”为“减膳”，训“自公”谓“从公”，以为节俭正直之证。然献可替否乃为正直，从君岂得谓之正直！“退公”之下系以“自公”、状以“委蛇”，明谓退自公朝，岂得以退为减！《朱传》以为“退朝而食於家，从公门而出”，其训当矣。然既不用郑氏之解，何以仍袭节俭正直之说？节俭正直究於何见之乎？惟《朱传》所谓“从容自得”者於理为近。然则此篇特言国家无事，大臣得以优游暇豫，无王事靡，政事遗我之忧耳，初无美其节俭正直之意，不得遂以为文王之化也。
△二篇系诸事废弛之象
盖此二篇皆周道渐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无故而速讼狱，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为大夫者夙兴夜寐，扶弱抑强，犹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优游自适，若无所事事者，百姓将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谓安矣，然犹“视民如伤”，“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观二诗，明系太平日久，诸事废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缓语低声，以为养相度，以致万事不理”然者，岂得以为文王至治之时诗乎，且余尝见今之为州县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职业，则百姓皆得自安於畎亩；若从容暇豫而不事事，则吏胥作奸，强凌弱，众暴寡，四境之内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正此谓也。自以此为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狱讼日繁，大臣之优游养望皆视以为固然，政与诗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雷》
△本篇无劝以义之意
此篇，《序》以为大夫远行，其室家劝以义。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笺》谓“‘归哉，归哉’，劝以为臣之义未得归也。”诗明明望其归，而《笺》反谓劝以不归，与经正相悖戾。朱子但谓思念其夫，无劝以义之意，是也。然虽思念而无感伤之情，怨尤之语，则是妇人犹知大义，不至以私害公。即此见先王之遗泽未远，正与《周南桃夭》之诗相类，虽平平无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则作诗之时上距成、康之世犹未甚远也。
○《В梅》、《野有死》
△二篇均非文王之化
《В梅》，《序》以为“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朱传》从之，谓“女子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相辱也”。《野有死》，《序》以为“天下大乱，强暴相陵，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朱传》从之，谓“女子贞洁自守，诗人因所见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无耻甚矣。况不俟备礼而欲以一言定约，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职，女红而已，“怀春”则心固已荡矣。以男诱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称为“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计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传》所言，《行露》、《В梅》、《野有死》三诗，男无不强暴者，女无不贞洁者；何圣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难乎？盖此二诗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诗意亦必不如《序》、《传》之所云者。
△借物言情
大抵古人触目而会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读者善会之耳。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此岂为为山者言之乎！然犹云譬也。孔子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也。”则但言松柏矣，圣人岂果为松柏赋乎！况诗之为体，尤多假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尽执所言者以为实。是以《春秋传》晋执卫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晋韩起聘於郑，郑六卿饯之於郊，子大叔赋《褰裳》，韩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郑伯享晋赵孟，子皮赋《野有死》之卒章，赵盂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ζ也可使无吠。”若如《序》、《传》所释，则三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然则此二篇者当时必有所指，但世远书轶，不可考其为何事耳。读者且宜从容涵咏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强暴公行为文王之化也。
○《小星》、《江有汜》
△二篇均上惠不逮下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於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传》亦用其说。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让於德而循於礼，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诿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则在上者惠固无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尝心悦诚服矣。即《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真悔也。细玩二诗词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义命自安之诗。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时者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见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虽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犹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遗也。故此二篇当与《周南》之《つ木》、《螽斯》参看。读《つ木》、《螽斯》者，当知为上者无论男子女子皆当惠爱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爱戴欢悦。读《小星》、《江有汜》者，当知为下者亦无论男子女子，虽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当恪共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读《诗》矣！然则此二诗固瑕瑜不相掩者，谓为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矣》
△本篇决为东迁後诗
《何彼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孙”，其为东迁後诗无疑。郑渔仲固已言之矣。盖此诗虽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贵宠，盛称其车服，以“肃”，美之，则是犹有先代淳朴之遗，是以圣人犹有取焉。乃《毛传》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夫《经》明明言为平王而《传》犹以为文王，然则《经》之未尝言为某王而《传》强属之文王者，岂可以胜数哉！且称为“平王”者谓非平王宜臼，则其称为庄公、穆公者亦可谓之非鲁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书》之“宁王”为比，刘氏瑾又以《大雅》之称“辟王”，《商颂》之称“玄王”，“武王”曲为之解，强词夺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谓“宁王”者犹其称哲王也，所谓“辟王”者犹其称君王也，可以称此王，亦可以称彼王。故宁王或以为文，或以为武，泛称之则可耳。若云“宁王之孙”，“辟王之孙”，则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宁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玄王称契，未闻相土、上甲微之亦为玄王也，以武王称汤，未闻太甲、武丁之亦为武王也，岂得援以为此！嗟夫，後之人宁叛圣人之经而不肯少异於汉儒之传，宁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说，真可为长太息者矣！且《大雅尚书》称文王者无虑百馀，何以不一称为“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断断非文王明矣。
△“齐侯之子”非齐襄公
然以“齐侯之子”为齐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即位，始取王姬，不得称为齐侯之子。《春秋》书之，不过以鲁为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见於《春秋》者固不知几何也。说《诗》者不诬经以从传，不强不知以为知，庶乎其可与言《诗》矣！
○《驺虞》
△《驺虞》应从鲁、韩说
“驺虞”，《毛诗》以为仁兽之名，《鲁诗》、《韩诗》则以为掌鸟兽之官。欧阳永叔以《鲁》、《韩》为是而《朱传》则用毛说。余按：驺虞之为兽，稽之经传皆无文；而《传》有“驺人”、“虞人”之官，《鲁》、《韩》之说为有征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兽之繁，而末忽叹美於仁兽，於文义毫不相蒙。自当以《鲁》、《韩》、欧阳之说为正。其诗意则《序》与《朱传》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时耳。至《传》以此诗在《召南》中，遂以为南国之诗，亦恐未然。《殷其雷》、《何彼矣》皆周人之诗，何必此诗定属之南国乎！此与《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盖序《诗》者以《关雎》、《鹊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则皆咏叹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见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极於昆虫草木。犹十五国风之以《二南》始，以《豳风》终，不可谓邶十二国之诗在前而《豳风》在後也。
○通论十三国风
△风无正变
说《毛诗》者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业之所自基，《东山》、《破斧》敌王所忾，劳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谓之变也。《淇澳》以睿圣得民，《缁衣》以好贤开国，《鸡鸣》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见君德民风之美，何所见其当为变风也者？盖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时渐远，故其诗轶者较多，且当周初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雅音渐衰而风始著，是以衰世诗多，盛世诗少，初未尝以正变分也。惟《二南》中《关雎》、《鹊巢》之三与《麟趾》、《驺虞》以燕射时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数篇，遂断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也哉！且即衰世亦未尝无颂美之诗。若《定之方中》纪卫文之新政，《鸠》美淑人之正国，以及《干旄》之下贤，《羔裘》之直节，《无衣》之勤王，较之《行露》、《死》之诗果孰优而孰劣？即《君子于役》之“苟无饥渴”亦何异於《卷耳》之“彼周行”？《出其东门》之“匪我思存”岂不胜於《汉广》之“言秣其马”？何所见而彼当为正，此当为变乎？郑渔仲云：“《风》有正变，仲尼未尝言而他经不载焉；独出於《诗序》。《缁衣》之美武公，《驷[A164]》、《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谓之变风乎？”其说是矣。然又为“变之正”之说以斡旋之，则是犹未免依违於两可也。朱子亦言“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可考”，然亦姑从《序》说，吾不知其为何故也。
△太史采风之说不可信
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馀皆无之？曰：孔子之所删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诸侯贤者必多，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何为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岂尚不如郑、卫，而反删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後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於後人臆度无疑也、盖凡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遇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则遂失传耳。不然，两汉、六朝、唐、宋以来并无采风太史，何以其诗亦传於後世也？大抵汉以降之言《诗》者多揣度而为之说，其初本无的据，而递相沿袭，递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无复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诸儒，甚且以後汉人所作之《序》命为周太史之所题。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谁，良可慨也！
△《诗序》所举人名不可信
世儒皆谓“《诗序》近古，其说必有所传。十二国风之中，称为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无疑也。”虽然，余尝细核之矣。《邶》、《》、《卫风》三十九篇，直指为某君者十有七。《王风》十篇，直指为某王者五。《郑》则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齐》则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则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陈》则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与君无涉则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举其谧则称其名与字（如秦仲卫州吁之类），徒称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谓言之凿凿也已！而独《魏风》七篇，《桧风》四篇则无一篇直指为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俭啬褊急”，“其君俭以能勤”，“君不用道”，“忧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尝一举其谧若字。此何以说焉？既果真有所传，何以此二国独不知其为某公？况桧亡於鲁惠之世，魏亡於鲁闵之世，且在齐哀、陈幽之後二百馀年，何以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谧，皆载於《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某君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谚曰：“宁在人前全不会（俗呼，“能”为“会”），莫在人前会不全。”盖会不全则智穷於所域，其为剿袭与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来，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郑渔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觏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卫风》
△《绿衣》、《日月》非庄姜伤已失位而不见答之诗
《绿衣》以下四篇，《序》皆以为庄姜之诗。《绿衣序》云：“卫庄姜伤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日月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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