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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变辨】
朱子《易本义》有卦变之说，盖因《彖传》“刚来而得中”，“柔进而上行”之类为之解。予以为不然。夫所谓卦变者，言本卦自某卦而来；然卦有六画，较他卦皆变也，而独以一二画为说，虽与《彖传》相合，乃因《彖传》而求他卦之合者以为证，其理非确然也。且六十四卦自《乾》、《坤》而外无不可谓之变者，而孔子乃独於此十馀卦著其变，而又有自一卦变而来者，自两卦三卦变而来者，参错不伦，必非孔子意也。夫卦变苟有其例，孔子《系辞》、《说卦》之论《易》义例详矣，而独无一语及之，乃忽於《彖传》中为其说，文义不明，茫无根据，孔子之言必不若是也。
然则所谓“刚来而得中”，“柔进而上行”者，其义何也？曰：此仍以卦体言而不可以谓之变也。盖孔子之意谓三阴三阳各自为体，阴与阴为类，阳与阳为类。其有一画不此之比而错入於阴阳之中，或本卦所以成者，则往往为之说，理本易晓。朱子不求之於本卦六画而求之於他卦，其亦过矣！
予请为悉数而条辨之。
《讼彖传》曰：“刚来而得中也”，谓二爻一阳不与上三阳相比，而独陷於二阴，为下卦中也。《本义》谓“刚来居二而当下卦之中”者，是也；谓“自《Т》而来”者，非也。
《随彖传》曰：“刚来而下柔。”谓初爻之阳不与四五两阳爻相比，而居二阴之下，所谓“随”也。《本义》谓“卦变自《困》九来居初，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之”者，非也。
《蛊彖传》曰：“刚上而柔下。”谓上爻一阳不与下二阳爻相比而居上，初爻一阴不与上二阴爻相比而居下也。《本义》引或谓“卦变自《贲》初上二下，自《井》五上上下，而自《既济》来者兼之”者，非也。
《噬嗑彖传》曰：“柔得中而上行。”谓五爻之阴不与下二阴相比而居五。《本义》谓“柔上行以至於五”者，是也；谓“自《益卦》来”者，非也。
《贲彖傅》曰：“柔来而文刚”谓二爻之阴不与四五二阴相比，而错居二阳爻之中也。又曰：“分刚上而文柔。”谓上爻之阳不居下卦二阳之中，而错居上二阴爻之上，如三阳，自中分其一以居於上，故谓之分也。《本义》谓“卦自《攒》来者，柔自三来而文二，刚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济》而来者，柔自上来而文五，刚自五上而文上”，是分字无说也。
《无妄彖传》曰：“刚自外来而为主於内。”谓初爻一阳不与上三阳相比而居於初，故曰“自外来”也。《本义》谓“自《讼》而变，九自二来而居於初”者，非也。
《大畜彖传》曰：“刚上而尚贤。”谓上爻一阳不与下三阳相比而居於上也。《本义》谓“自《需》而变，九自五而上”者，非也。
《咸彖传》曰：“柔上而刚下。”谓上爻一阴不与下二阴相比而居上，三爻之阳不居上而居三，去上卦而来为下卦之上也。《本义》引或谓“《咸》自《旅》来，柔上居六，刚下居五”者，非也。
《恒彖传》曰：“刚上而柔下。”谓四爻一阳不居初而居四，去下卦而为上卦，初爻一阴不与上二阴相比而来层初也。《本义》引或谓《恒》自《丰》来，“刚上居二，柔下居初”者，非也。
《晋彖传》曰：“柔进而上行。”谓五爻一阴不与下三阴相比，而错居二阳之间也。《本义》谓“柔进而上行，以至於五”者，是也；谓“自《观》而来”者，非也。
《睫彖传》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谓五爻一阴不与三爻之阴相比而居於五也。《本义》谓“自《离》来者柔进居上，自《中孚》来者柔进居五，自《家人》来者兼之”者，非也。
《蹇彖传》曰：“往得中也。”谓五爻一阳不与三爻之阳相比而居於五也。《本义》谓“阳进居五而得中”者，是也；谓“自《小过》来”者，非也。
《解彖传》曰：“利西南，往得众也。”谓四爻一阳不与二爻之阳相比而往居於四也。又曰：“其来复古，乃得中也。”谓二爻一阳不与四爻之阳相比而来居於二也。《本义》谓“卦自《升》来，三往居四，而入於《坤》体，二居其所而又得中”者，非也。
《鼎彖传》曰：“柔进而上行。”谓五爻一阴不与初爻之阴相比，而上居於五也。《本义》谓“卦自《巽》来，阴进居五”者，非也。
《渐彖传》曰：“进得位，往有功也。”谓四爻之阴不与下二阴相比而上居於四，以下卦之一阴而上入於乾体，所谓“渐”也，所以为女归之象也，犹之《归妹》以阴而居於三而为“归妹”，《彖传》所谓“征凶，位不当也”。《本义》不得所以名《渐》之故，而谓“自《涣》来者，九进居三；自《旅》而来，九进居五”者，非也。
至《涣》与《升》与此似觉小异，然亦非卦变也。
《升彖传》曰：“柔以时升。”《本义》谓“卦自《解》来，柔上居四”，说似可信矣，然而非也。《升》与《萃》反对：《萃》者聚三阴於内也，《升》者升三阴於上也。《易》之道常欲阴在上而阳在下，故《坤》体在上：若《泰》、《谦》、《临》、《复》之类多吉卦，而《巽》下《坤》上者遂谓之《升》，馀一阴於下而升三阴於上。《升》者，积於上而其下升而不已之象，故曰“柔以时升”，《大象》曰：“君子以慎德积小以高大。”谓其日升日积而不已也。初六爻辞曰：“允升，大吉。”《小象》曰：“上合志也。”谓升者已多而在下者终亦必升也。皆本卦画之象以为言。而《本义》不解所以名《升》之故，於“柔以时升”注云：“以卦变释卦名，是谓卦自《解》来，柔上居四。”一爻之升而即可以名卦，若是则卦之名《升》者亦多矣！
《涣彖传》曰：“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义》谓“自《渐》而变，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层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说似可信矣；然而亦非也。《涣》之所以为《涣》者，非止风行水上而已也，亦有其卦画焉。以《乾》体之一阳而下入於《坤》体，以《坤》体之一阴而上入於《乾》体，阴阳解散，所谓“涣”也；而尤以六四为主，排阳之一爻而使之下，故爻词曰：“涣其群也。”然则所谓“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谓二爻之阳不与上二阳相比，而居二四爻之阴，入於外阴卦，得位而上同於五也。（“上同”犹之“不穷”，字无深意，犹曰“上入於乾体”云尔。）《本义》不求之卦画，得其所以名《涣》之故，而牵引卦变，於《涣》毫无所发明，乃谓“《彖传》以卦变释卦词”，何其误也！且谓“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为“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则误之尤者也。（近代有吴世尚者，更定朱子《本义》，於此节下云：“以卦变卦体释卦辞，谓‘刚来而不穷’为卦变，‘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为卦体，而日以六居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五，”盖又本之朱子《语类》也。）
他若《泰》、《否彖辞》“大往小来”，“小往大来”，尤不可以卦变言。阳大阴小，此即《彖传》内阳外阴，内阴外阳之旨；不曰阴阳健顺而曰大小者，为占者言也。而《本义》乃谓“《泰》自《归妹》来，六往居四，九来居三；《否》自《渐》来，九往居四，六来居三，”不亦赘乎！
要之《彖传》之词，凡朱子所谓卦变者，实与《剥》之“柔变刚”，《谦》之“天道下济，地道上行”，《损》之“其道上行”，《益》之“自上下下”，《节》之“刚柔分而刚得中”，同类。自上而下者曰“来”，曰“下”，自下而上者曰“进”，曰“往”，曰“上”，皆即本卦六画之体言之，而非所谓卦变也。
夫卦变者，穿凿支离之说也。予所谓本卦者，明白易直之说也。朱子解书众矣，不喜为穿凿支离之说，而於卦变独不免焉，盖本先儒之说而未觉其失也。朱子又有《卦变图》，谓“《彖传》或以卦变为说。今作此图以明之。盖《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木指也。”夫卦变之说由於後人误解，《彖传》何尝有一言及卦变乎！而曰“《彖传》以卦变为说”，是近於诬圣矣！且纳甲飞伏之类，《易》之说夥矣；推而广之，皆可谓《易》中之一义，而皆圣人所不道。朱子於纳甲飞伏之类不取以注《易》，而独取卦变者，何也？盖未知《彖传》之自有所谓也。呜呼，惜其不於本卦六画求之也！
【附杂说二条】
苏子瞻曰：”凡《易》之所谓刚柔往来相易者，皆本诸《乾》、《坤》也。《乾》施一阳於《坤》，以化其一阴，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刚来”者，明此本《坤》也，而《乾》来化之。《坤》施一阴於《乾》，以化其一阳，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来”者，明此本《乾》也，而《坤》来化之。非是卦也，则无是言也。”愚按：此言甚巧，近似有理，颇得其仿佛，而实不然也。《彖传》之词皆谓自本卦升降，但非自他卦而变耳。子瞻知卦变之不足信，遂以为如此，不知孔子所谓“来往，上下”，皆实有所以然。果如其说，则三子皆自《乾》来，三女皆自《坤》来，止一来字足矣，何必又用进往上下也！且谓最著者《贲》之《彖传》，则止言“刚来而文柔”足矣，何以言“分刚上”也？孔子用字不已赘乎？又如“刚自外来而为主於内”、“外”者《坤》耶《乾》耶？何以他卦皆不言外，而此独言外耶？惜不得起子瞻而问之也。
伊川亦不取卦变之说，其言曰：“如‘刚上柔下’，‘损上益下’，谓刚居上，柔居下，损於上，益於下，据成卦而言；非谓自卦中升降也。如《讼》、《无妄》云；‘刚来’，岂自上体而来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进而上也；非谓自下体而上也。”愚按：刚上柔下，以成卦言之，不知所言与孔颖达同否。颖达谓“刚卦在上，柔卦在下，为刚上柔下；柔卦在上，刚卦在下，为柔上刚下”，虽与《咸》、《恒》数卦相合，而其理不可通之於“柔进上行”，“刚自外来”之语。揆程子之意，则又似以“刚爻居上，柔爻居下”为言；然於《咸》、《恒》则不可通矣。《损》、《益》二卦则又因卦名为言，非他卦比也。《讼》舆《无妄》皆自上而来，《无妄》固明言“刚自外来”也。故朱子谓“程子牵强解了”，固不足以服言卦变者之心也。至谓柔层尊位即为“进而上行”，则柔居尊位者三十二卦，何以他皆不言，而独《噬嗑》、《晋》、《睽》、《鼎》四卦，皆《离》在上者。言之耶？又《大有》亦《离》在上，何以又不言耶？此其中具有所以然，而程子未之知也。
【《古文尚书》考】
《书经》蔡《注》每篇序所云“今文古文”，解者曰：“今文，伏生所授，马、郑等注；古文，孔壁所藏，安国所傅，”是说相沿久矣。以予考之，有可疑者。
《後汉书儒林传》云：“中兴，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傅》，郑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据此，是马、郑所注非伏生之《尚书》而《古文尚书》也。考《古文尚书》，当前汉时孔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潭，谭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琊王璜及平陵涂恽，恽授河南桑钦，平帝时立於学官。後汉习《古文尚书》，见於《儒林传》者，南阳尹敏初受《欧阳尚书》，後受《古文》；汝南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鲁国孔僖世传《古文尚书》；东昏杨偷师事丁鸿，习《古文尚书》；东海卫宏从杜林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济阴孙期习《古文尚书》。又《贾逵传》云：“父徽，受《古文尚书》於涂恽。逵传父业。肃宗立，特好《古文尚书》，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达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二卷，帝善之。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於世。”安帝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又刘陶学《古文尚书》，张楷通《古文尚书》，刘学《古文尚书》。此《古文尚书》之传习於两汉者班班可考也。其後不知何以不传於世。
至东晋时，梅赜之《古文尚书》出，人遂以伪为真。自是众说纷纭，若伪孔安国《尚害序》，孔颖达之类，其说皆不足信。而世人贵耳贱目，信近说而灭旧闻，两汉之《古文尚书》遂无复考其源流者矣。《伪古文尚书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学士解散，我先人藏其家书於屋壁。汉室隆兴，旁求儒雅；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而《前汉书》则曰：“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孝文时，使晁错往受之。”《序》又云：“鲁共王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皆科斗文字；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增多状生二十五篇。其馀错乱磨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既毕，会国有巫蛊事，不复以闻。”而《前汉书》则曰“《书》十六篇，孔安国献之”，曰“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盖《尚书》兹多馀是矣”，曰“《鲁共王》得古文坏壁之中，《书》十六篇”，篇数不同，亦绝无“错乱磨灭，不复可知”之说。又《汉书》只言“遭巫蛊之事，未立馀学官”，亦无“为五十九篇作《传》”之文。《史记》藏书之说及篇数，并同《汉书》。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亦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及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後，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说亦与《史记》、《汉书》同。是《伪尚书序》不足信也。（口授之说本之卫宏，宏，东汉时人，不若太史公、刘歆去伏生差近，为得其真；而《汉书以备一代之史，说必不诬。）
孔颖达云：“孔君作《傅》，值巫蛊不行，遂有张霸之徒伪作《舜典》以下二十四篇，并伏生二十八篇，复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及《秦誓》，共三十四篇，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之数。刘向、班固、刘歆、贾达、马融、郑康成之徒，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此为古文之书。”按《前汉书儒林传》云：“《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书。”是张霸之书凡百二篇，非五十八篇也。《儒林传》既明言“刘向校之非是，遂黜其书”，何得云刘向、班固诸人误以为《古文尚书》乎？此说他无所见，不知颖达何所据而云然？且既云“伪作《舜典》、《益稷》”，而又云“复出《舜典》、《益稷》”，岂有二《舜典》二《益稷》乎？颖达又云：“郑康成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等；何意郑《注》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夫既云“郑康成误以张霸五十八篇为真古文”，而又云“郑《注》并与三家同”，自相矛盾，此孔颖达之说不足信也。
馀若《隋经籍志》、陆德明之类，其说亦大概不出乎此。此皆後人之所遵信传说而不疑其非者也。
以余观之，马、郑所注为《古文尚书》，《後汉书》既有明文，而篇数乃与伏生同者，盖汉时世所诵说者止伏生二十八篇，而孔安国虽得古文，亦多以二十八篇为学者传说。其所上十六篇；与二十八篇别行，当时人罕见者，故刘歆云：“藏於秘府，伏而未发。”成帝时校理旧文，乃得之，而未大传於民间。王莽之乱，遂复不存。及杜林於丙州得《古文尚书》，亦止二十八篇。自是贾达为作训，马融作《传》，郑康成作《注》，篇数虽与伏生同，而文字多异，故杜林谓“古文虽不合时务，愿诸生无悔所学”；贾达谓“《古文尚书》与经傅《尔雅》训诂相应”，撰集三家《尚书》及《古文》同异三卷；而刘陶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馀事，名曰《中文尚书》；皆所争在文字同异，而未尝言篇数之多寡也。是以《汉书艺文志》，《逸书》十六篇与二十八篇别出；而晋秘府所有《古文尚书》，当时若束皙、杜预诸人，岂无一人见之，若果有出於二十八篇之外者，其所著书岂无一言及之，而尽以书传所引为《逸书》耶？（《隋经籍志》：“晋世秘府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又按《隋经籍志》云：“贾逵、马融、郑氏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则是杂以今文耳，非既今文可知也。夫使马、郑所注果为今文，则范蔚宗不当误也。微独蔚宗不当误而已，蔚宗作《後汉书》本之《东观馀论》及袁山崧、谢承诸人，岂尽不知马、郑所注为今文耶？所载诸习《古文尚书》者，岂尽妄说耶？故吾谓马、郑所注既孔壁古文，无可疑也。
然而以为今文者何也？盖永嘉之乱，欧阳、夏侯三家《尚书》并亡，惟存伏生《大传》，而马、郑所注《古文》尚行於世。及梅赜上《伪古文》，自是孔、郑并行。此後南北分争，天下日乱，而士大夫又务於诗赋，经学遂无师承。至隋、唐之际，李延寿、孔颖达辈止见马、郑所注与伏生篇数同，逐误谓古文为今文。然颖达言“郑氏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何意郑《注》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盖亦疑之矣。今文止有伏生《大传》，《崇文总目》谓“伏胜撰，郑康成注”。康成既注古文，复注此耶？晁公武谓“胜终之後，诺从学者所作”。陈振孙谓“当是其徒杂记所闻，亦未必是当时本书”。故叶梦得谓“其言不雅驯；而《隋经籍志》谓为四十一篇，《书录解题》谓为八十三篇，篇数亦不同”，则其书之真伪不可得而知也。安知非见郑康成所注《古文》而伪作者乎？
至於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其伪妄不能逃有识者之鉴别，故儒者多疑之。而《晋书》载其传受渊源，云：“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愉授粱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不知伪作欺人者未有不假所自以售其欺者也。故未几而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云“於大行头买得上之”，以师其故智矣。陆德明又言“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不知此乃伪作《孔传》者窃王肃之《注》也。姚方兴亦采马、王之注以作《孔传舜典》矣。梅赜所上《古文尚书》本无《舜典》，但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方兴伪作二十八字冠於其首。梁武帝时为博士，议谓“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黜而不用。故陆德明《释文》仍用王肃《注》，自“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而《隋经籍志》谓“姚方兴得《舜典》奏上，多二十八字，列於国学”，宋林之奇、陈振孙又谓“隋开皇中始得《舜典》”，皆与德明说异。德明，唐人，若隋时已行方兴《舜典》，又何以云“仍用王肃《注》，自‘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乎？可见诸说亦不足信也。
要之自有孔安国《尚书序》之後，人局於所见，以先入之言为主，递相传说；未有能虚心博考，探其源流，辨其同异者。故相传为今文，则谓之今文；相传为古文，则谓之古文而已。不知古人之说亦未必尽可信，其学亦未必皆过於後人。既如孔传《尚书》之伪，至宋始多疑之者，而隋、唐无闻焉。岂非章句训诂之功多，而辨别之识，考据之学，有所不足舆？呜呼，昔之人去古未远，遗书犹有存者，考其是非常易，而人不为或不能；今之人虽欲考之，而去古已远，传书益少，其考之益难：此古说之所以难明，而有志者用为太息也！
【朱子《彭蠡辨》疑】
彭蠡之名，始见《禹贡》，而《禹贡》所记彭蠡似在江之北也。吴起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固未详其所在。《汉书地里志》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其西”，语亦不详；然未尝言在江之南，既今鄱阳湖也。至郑康成始有“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之言，似谓彭蠡在江之南矣；犹未明言既鄱阳湖也。以鄱阳为彭蠡者，不知始自何人。後世相沿为说，而朱子《彭蠡辨》遂据以驳《禹贡》，谓“彭蠡在大江之南，以方言之，宜曰‘南会’而不应曰‘北会’，独郑渔仲谓‘东汇泽为彭蠡’十三字为衍文者得之。”愚按：以後世地形与《禹贡》较，诚有可疑，然只当疑後世地有改易，而不当疑经为衍文也。鄱阳之为彭蠡，书无确据。《地志》言“彭蠡在彭泽县西”，又言水入湖汉者八。《後汉书地里志》云：“鄱阳县有鄱水。”以此观之，湖汉似即鄱阳湖，而彭蠡与鄱阳非一地也。大概彭蠡在江北而少西，鄱阳在江南，其势遥相联接；後彭蠡淤塞无迹，而鄱阳逐冒彭蠢之名也。
蔡氏以鄱阳不合，欲以巢湖当之，又谓“不应舍此录彼，记其小而遗其大”。巢湖固不可代彭蠡，而谓舍此录彼，记小遗大，亦有不必然者。盖《禹贡》所记山水，皆以其致力者言之；视今之地形，则为详於西北而略於东南；荆州之境，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扬州之境，如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是故，北条之北山入海而止；而南条之南山止於敷浅原。导河则氵水、大陆、九河、逆河，所叙甚详；导江、汉则止於中江、北江，东南以往，记考略矣。意当时衡山以南，及今江西、浙江之地，山高水缓，患害不深，兼以蛮荒负固，地险且远，禹不至其地，未尝致功，故止言彭蠡而不言鄱阳，止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也。且荆、扬、徐、兖之境，为湖者众矣，不之及者甚多，原不能及遍也。即以山论，庐山高且大於敷浅原而不之及，蔡氏亦知之矣。然则鄱阳不及，亦无疑於“舍此录彼，记其小而遗其大”也。
夫“鄱”古作“番”，鄱阳县以番水而名。番者，播也，犹“播为九河”之播，言一水播为数水，故名之曰番水。今之洞庭，在当时为九江，而在今为湖独深广盛大，非鄱阳、太湖所能敌，则安知鄱阳湖在禹时不亦为数江安流而至後世始盛乎！又地形北高而南下，而水道日趋於南，北乃益高。黄河迁於宿迁，南遏淮水，而淮、扬之间遂成巨浸，群湖连蔓，则又安知非江、汉之汇本在北，其後江迁而南，合於豫章江，而彭蠡遂为平地，南江遂遏而为湖乎！朱子言“今彭蠢至冬天水涸，亦止数条江水在其中”，则是鄱阳与洞庭正同。洞庭在当时谓为九江而不谓之泽，则鄱阳亦必不谓之泽也。此《汉志》所以鄱阳县有鄱水而无彭蠡而《禹贡》所谓“汇泽为彭蠡”者知必非鄱阳矣。
盖尝以《汉志》所言思之，不曰“有彭蠡泽”，亦不曰“彭蠡泽在其西”，而曰“《禹贡》彭蠡泽在其西”，必举”《禹贯》”者，见时当已无彭蠡，而古地名相传可识也。余按地形，必当在今武昌以东，蕲州、广济以南，浔阳、宿松以西，考之地图，证之记载，其地亦多潴水，而九江为尤近之；别於鄂陵，会於江口，上下三百馀里。大约自浔阳江以西既古彭蠡泽，其地望既合於《禹贡》，亦合於《汉志》。夫古之九江为今之洞庭，安知古之彭蠡非今之九江乎！彭泽为县，去鄱阳湖远而浔阳江近，是古之名县以此不以彼，故《汉志》不曰“彭蠡泽在其南”而曰“在其西”也。浔阳江中有彭郎矶，“彭郎”未必非“彭蠡”之误。又九江有湓水、湓江、湓城、湓浦诸名，记者谓“九江有井如盆，故名”。夫一井岂可谓之水，而以之为地名江名乎！（今地志及图，九江有清湓山，湓水所出，与古《九江记》异。）湓者，彭之音讹也。《真》、《文》、《庚》、《青》数韵之字，相传而讹者多矣。
或谓彭蠡既江、汉所汇，不应塞为平地，则亦不然。泽者，水草交厝之所；大约其地洼下，水盛则聚，水杀则涸，易於潴水，亦易於湮塞。《禹贡》所言诸泽，若大陆、梦，则当时已可耕治矣；雷夏、大野、荣波、菏泽、孟猪、猪野，则皆塞为平地；後世指其地者亦多出於亿度，人自为说。彭蠡亦泽也，独不可塞为平地乎！今现有鄱阳湖与江相连，而地颇相近，遂必指为彭蠡；若无鄱阳，吾知其必求之江北而谓塞为平地矣。
且地之改易有可证者。浔阳九江，昔所谓“江分九派”者，今止一江，无九江之迹。九江可变为一江，彭蠡泽独不可变为九江乎！名之改易亦有可证者。洞庭本太湖之名，湖中山有石穴深洞，无知其极者，因洞以名山，因山以名湖；吴起所谓“三苗氏左洞庭”者是也。後世谓洞庭者乃《禹贡》九江，是九江冒洞庭之名也。九江之洞庭相远，而洞庭自若，犹且冒其名；况鄱阳在江南，彭蠡在江北，势既遥相联接，而彭蠡又无形迹，其以鄱阳冒彭蠡之名亦何足怪乎！
朱子确信鄱阳为彭蠡，既谓经为衍文，又谓禹遗官属致误，又谓《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岂禹与班固皆误，而朱子独不误乎！疑经畔古，非余之所敢安也。昔郦道元有言：“东南地卑，万水所凑，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故《禹贡》所言，其不合於今者，阙疑可矣。若必欲以後世之地形证古人之是非，几何其不疑黄河未至於氵水、大陆；而岳阳、荆州之境，其与太原相远耶！
【《生民》诗《集传》辨】
朱子注《生民》诗，载张子之言，谓：“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又载苏氏说，谓：“凡物之异於常者，其取天地之气常多，故其生也或异。麒麟之生异於犬羊，蛟龙之生异於鱼鳌，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异於人，何足怪哉！朱子谓斯言得之，而余则以为非也。夫化而生者，天地之始也。高辛之世，岂天地之始乎！溯高辛而上之，其见於经可信者，有颛顼、少吴，黄帝、神农、伏羲氏矣，其前虽荒远不可详，然未必遂为天地始也。夫自化而生之时，至於高辛，不知几百年或千年，或万年，或数万年，而仍化而生乎！高辛氏以前，羲、农、黄帝之世，胡不闻化而生？高辛氏而後，尧、舜、禹、汤之世，胡不闻化而生？而独高辛氏之子有稷复有契，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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