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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山曰：“资用不节，终必受困，临事惜财，亦能误事。”其子学熙尝书诸座右，肃然曰：“此阿父名言也。”
周名馥，安徽秋浦人。由牧令历阶至津海关道，擢直隶按察使，晋四川布政使，移直隶，升授山东巡抚，署两江总督，调补两广。入民国，袁项城遣使强之出仕，馥笑对使者曰：“余年已耄耋，不解共和政治，何能作官？”卒不出。学熙字缉之，初为浙江候补知府，继以道员指省直隶，历充要差，以劳积保授四品京堂，授长芦盐运使，权直隶按察使。入民国，两度为财政总长。
范成斋授平谷令，平谷地瘠民贫，咸视为畏途，同人为之忧，成斋笑曰：“平谷居盘山之麓，饶山水之胜，昔陈六舟愿以京兆尹易平谷令，余何人，敢薄而不为哉？”
范名中倍，山西祁县人，癸巳举人。历官京兆、香河、武清、三河、平谷县知县。国变后从事教育，积劳而卒。
徐班侯为御史，严劾庆亲王奕，疏中警语云：“金店办捐而商贾售真名器，异端言事而庵观作小朝廷。孩童乳臭，攘部首之尊；儿女姻亲，踞藩雄之任。”江杏村读疏叹曰：“是方不愧谏官。”
徐名定超，浙江永嘉人，癸未翰林。授编修，擢京畿道监察御史。鼎革后未仕，就聘浙江通志局提调。丁巳春，挈眷乘普济轮船返温州原籍，船沉，徐与夫人均遇难。江见前。
李梅庵侨居歇浦，鬻书自活，江苏都督程雪楼礼聘为顾问，李辞曰：“某学识虚浅，不谙职政。赞扬盛化，宣布和风，非某才力所能及。”
李见前。程名德全，四川荣阳人。以县丞指分安徽，旋投奉天某副都统充幕客，累保至直隶州知州。某将军疏荐其才堪大用，入都召见，得旨以道员交军机处存记，授齐齐哈尔副都统，擢将军，未几授黑龙江巡抚。乞病归，起为奉天巡抚，裁缺后授江苏巡抚。辛亥宣布独立，自称都督，旋政府正式任命之，以足疾辞，再起任旧职。二次革命弃官逃沪，宣言不问政事。
刘申叔随端方入蜀，端遇害，刘闻风逃沪，仇党欲杀之，章太炎为之鸣冤曰：“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刘因得免。
刘名师培，江苏仪征人，举人。拣选知县，保荐知府，充学部咨议官、粤汉川铁路顾问官。尝痛国学沦亡，与邓实、黄节诸人创国学保存会于海上，刊售《国粹学报》，着有《读左札记》。
袁容庵驭军严明，尝诫兵士曰：“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群卒闻之悚然。
袁见前。
孙慕韩性谦怿，遇人恂恂有礼。客问之曰：“公今显贵，竟能不骄？”孙曰：“能谄人者能骄人，吾不能谄，又何能骄？”人之谄且骄者，深恶而痛绝之也。
孙名宝琦，浙江杭县人。以荫生官部郎，历阶四品京堂，充出使德国大臣。任满还朝，简署山东巡抚，旋真除。入民国为熊内阁外交总长，熊去位，代之为国务总理，仍兼外长。未几并辞，任审计院院长，移任财政总长，再移税务处督办，尝被推为招商局、汉冶萍公司董事。盛宣怀、杨士琦先后卒，继杨为招商局总董，继盛为汉冶萍公司总董。
杨味春有男子八人，尝诫之曰：“唯德为能悠久，一切智慧魄力不足恃也。”众唯唯。
杨见前。长子名毓璋，次名毓、毓珂、毓泉、毓、毓莹、毓瑗、毓ロ，诸人事略另详。
赵智庵尝误呼陈宦为宦，闻者皆匿笑，俄顷悟曰：“二安口拙是一缺点。”
赵名秉钧，河南汝县人。由县尉历保至道员，指分直隶，充淮军营务处统领、天津保定巡警总办，从容擘画，规模井然，成绩几冠全国。巡警部创立，以项城之荐得为右侍郎，易民政部，仍旧职。戊申项城开缺回籍，秉钧亦以原品休致，养晦津沽，以书画自娱。辛亥项城组织内阁，首荐为民政大臣。入民国，历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直隶都督。
张小帆曰：“用人之道无他，信赏必罚而已。有功不赏则解体，有罪不惩则益肆。”
张名曾扬，直隶南皮人，甲戊进士。由翰林外任山西雁平道，擢福建按察使，晋布政使，移四川，授山西巡抚，调浙江巡抚，再调江苏巡抚，未之任，乞病归。民国政府屡征不起。
王石琴尝语诸子曰：“吾之不偶于时，性为之，亦命为之，但内省非吾疚者亦何恨？”
王名煜，福建闽县人。举人，官知县。
熊健庵对邓子通曰：“观人极难，不可轻加毁誉。一席之议论或有可取，善其人一时之言则可，以此概其人之生平则不可。”
熊名升恒、邓名通，均湖北黄冈人。
徐佛苏尝曰：“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虽一时愤激之言，而爱国热忱溢于言表。
徐名佛苏，湖南长沙人。留学日本，卒业师范学校，尝为《新民丛报》编辑。民国以来，为《国民公报》主笔，其师梁启超荐于政府，被任为政事堂参议。
伍秩庸对狄楚青曰：“近日心中悟得一妙理，凡人之害我者决不可存报复之心。此心一发必有所着，环空一周，此毒仍射于吾身，无异自杀。”狄曰：“此义微妙，非公不能道。”
伍名廷芳，广东南海人。留学美国，得法学博士，仕清历官至外务部右侍郎、出任美国钦使。民国肇建，以功授勋一位。六年，任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着有《民国图治刍议》。狄名葆贤，江苏溧阳人。少承家学，工书善画，以创设时报馆、有正书局有声于社会。着有《平等阁笔记》、《平等阁诗话》。
政府稽勋，凡有功共和者，量功之巨细，分赏之等差，授张啬庵以勋二位。张闻报辞曰：“未知所以为民也而忽有位，未知何以慰民也而忽有勋。”
张见前。
政府授黄陂等三十人嘉禾章或文虎章，独汤蛰仙辞不受。或曰：“公得毋沽名钓誉耶？”汤曰：“与使君子窥其罔耻，甘令小人笑其沽名。”
汤见前。
建都议起，南北殊言，章太炎有五害之书致参议院，反复辩论，利害昭然。
章见前。其书略言：“颇闻坚守金陵者，谓燕京有使馆炮台之险、亡清污俗之余，徙处南方，非独避危就安，亦以涤瑕荡垢。不悟政纪修明则旧污自化，衅非自取则攻具无施，此二者不足以成迁都之说。今复举利害较之，中国幅员既广，以本部计燕京虽偏在北方，以全邦计燕京则适居中点，东控辽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若徙处金陵，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其害一也。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为衣冠所辐辏，足令蒸蒸不变，若徙处金陵，安于燠地，苦寒之域必无南士足音，将北民化为蒙古，其害二也。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日露已侵及东三省而中原又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其害三也。清帝尚处颐和园，不逞之徒尚思拥旧君以倡乱者非止一宗社党也，政府在彼则威灵不远，足以镇制，若徙处南方，是纵虎兕于无人之地，岂独乱人利用其名，蒙古诸王亦或阴相拥戴，是使南北分离，神州幅裂，其害四也。交民巷诸使馆，物力精研，所费巨万，若迫令迁徙，必以重资备偿，民穷财尽之时而复糜此巨帑，其害五也。今北方诸议者或思改宅天津，其实犹不如仍旧，而况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谋国是者当规度利病，顾瞻全势，慎以言之，而不可以意气争也。若曰南土为倡义根本，必不屈就北方，是乃鄙夫倔强之谈，岂足数于大君子之前乎？纵依是说，则倡义之始实在武昌，又不应以金陵为宅矣。或言南中少吏，自愧轻材，以为建宅北方必被淘汰，由保图禄位之心，腾其鼓簧以挠大计，明知大势不可更改也，强与支拄以延双方调洽之期，一日服官则一日沾沾自喜，初不虑民生之日瘁、外患之相乘也。窃以号称志士，热中患失亦何至是？然以今日仕途混杂，不能无浮竞之徒私相煽惑，诸君子职在建言，讦谋定命，岂忘国家久安之计而徇朋友利禄之情？吾以为必不然矣。”
汤蛰仙既辞浙江都督，袁总统器其才，聘为公府顾问。汤辞曰：“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若误啖殷浩之虚名，转致樊英之失据，浇竞将沿成风气，秽浊更不减胜朝。舆论向背乃属耳目，甚不愿共和前途或自某败坏。”其迹似亢，其诚可悯。
汤见前。
民国成立，百度维新，于晦若拟一联悬于户曰：“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见者以为隽语。
于名式枚，广西贺县人，庚辰翰林。入李合肥幕，笺奏多出其手，由四品京堂授广东学政，充出使欧美考察政治大臣，归授吏部右侍郎。入民国，政府授为参政，辞不受任，旋卒。
黎黄陂促樊云门赴鄂省长任，樊请宽限三月，黎再催曰：“微论九十春光，视荫不及，即此一日三秋，已不胜东山苍生之慕。”
黎见前。樊名增祥，湖北恩施人，丁丑进士。授庶吉士，散馆后选授陕西渭南县知县，鹿传霖抚陕、荣禄将军西安均器之，疏荐其贤，以卓异召对称旨，记名以道府用，授安贤凤颍道，擢陕西按察使，晋布政使。因案褫职，再起为江宁布政使，一度护理两江总督。民国元年，授湖北内务司长，未之任，晋民政长，亦辞不之官。四年入京，就参政院参政。着有《樊山全集》。
徐班侯官户部，联军之乱，有译者导德兵入宅，曰：“你南方人，有无金子？”徐以指画桌曰：“京字是一点、一横，一张大口，一个小人的小字。”译者大笑，导德兵退去。
徐见前。
金病鹤中年多病，其前室周氏谓曰：“病鹤‘[1234]’之病字上去一点，则‘无一点病’矣。”金喜其语隽。周殁，自署曰“[1234]鹤”。
金名鹤翔，江苏常熟人。
杨渭叟曰：“读书达理方知惭愧，读书多方多知惭愧。鲜读书未必知惭愧，不读书断不知惭愧。”
杨见前。
章太炎致书袁总统，论治术云：“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待藩镇之术安慰荆吴。大端既定，然后政治可施。当法纪之未成，惟人才为亟务，徇故吏则不才者任事，安反侧则无赖者入官，殊途同归，皆以紊政。夫变革之世贵斤弛才，兴作之时尚精白士。”袁答曰：“至理名言，亲切有味。”
章见前。
袁项城创设参政院，罗致遗老为参政。有士面诘之，袁曰：“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士无以难之。
袁见前。
杨虎公等创立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汪荃台致书反对，有七不可之说，恺切详明，阐发尽致，或曰是其子荣宝之手笔。
杨见前。汪名凤瀛，江苏吴县人，拔贡。由部曹外简湖南常德府知府，移长沙府知府。民国为参政院参政。荣宝字衮甫，拔贡生。留学日本习法政，卒业后以七品小京官签分民政部，历官至右丞。入民国，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旋被命为比利时公使，调瑞士公使。着有《清史讲义》。其反对君宪书略云：“不佞自辛亥以来每与知交窃议，以为治今日之中国非开明****不可，共和政体断非所宜。及见元、二年各省大吏之骄蹇，国会议员之纷呶，益觉前言之不谬。然就目前时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议更张以动摇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折陈之。自上年议订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悉数铲除，不复稍留抵触之余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之虚名，实际固己极端用开明****之例矣。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漠无限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君主立宪国之政体罕与伦比，谈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行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兹贵会讨论之结果，将仍采用新约法之开明****乎，则今大总统己厉行之，天下并无非难，何必君主？如虑总统之权过重，欲更设内阁以对国会，使元首不负责任乎，则有法国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则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而以共和为危险者，特一继承问题而已。顾新约法已定总统任期十年，且得连任，今大总统得为终身总统已无疑义，而继任之总统可用尧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自必妙选人才，久符物望，藏名石室则倾轧无所施，发表临时则运动所不及，国会选举只限此三人，则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绝，法良意美，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选举纷扰之弊已一扫而空，尚何危险之足云？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不知世之名分有定，抑知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闲之？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不观明太祖非采用立长制者乎？太子薨，立皇太孙，固确守立长制也，而卒构靖难之变，当日与太祖同时并起之枭雄桀黠已芟无余，与太祖共定大业之宿将元勋亦消灭殆尽，又无敌国外患出而横加干涉，故幸免于亡耳。今则迥非其比矣，而公等必主张君主立宪，何所取义乎？公等既主张斯制，自必期其说之成立、其事之实行明矣，然而公等皆甚爱于今大总统者也，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今大总统于受任之初即已遵约宣誓，且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恺切，亦经播诸文告、传诸报章，为天下所共见共闻矣。往者劳乃宣盛唱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今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谈及帝制者罪无赦，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受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果使于今大总统任期以内而竟容君主政体之发见，致失大信于天下，悖礼伤义，动摇国本，一不可也。民国元、二年孙文、黄兴辈之谋乱，即借口于今大总统有回复帝制之阴谋，全国人民确信今大总统之誓言，并无此意，故群曰孙黄为乱贼。今忽于大总统任期内而见大总统亲信之人有君主政体之讨论，是为孙、黄辈实其诬言，天下皆将服孙黄辈有先见之明，顿长其声价，增其信用，是不啻代孙、黄洗其谋乱之罪，俾死灰得以复燃，二不可也。吾国旅居各国之侨民不下数千万，莫不醉心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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