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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谈太炎，录孙思君（至诚）《谒馀杭先生纪语》，昨承姜亮夫君（寅清）由巴黎来书，对此有所引申补充。二君同为章氏弟子，均笃于师门，风义足称。兹录姜君来书如次：
顷于《国闻周报》二十五期，读大着载同门孙思君《谒馀杭先生纪语》，论某公好奇一段，有“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云云四语，细采文义，观语气轻重急徐之间，与不佞所闻于先生者，小有同异，岂弟子退而异言者欤。此四语适为不佞所曾轻尝，而三数为先生所申诫，又为近来学人所执以为先生疾者，不敢秘其所闻，一任世俗耳食之言，厚诬先生。然先生自有千秋，亦不敢为调停之说，以取售于当世。敢举其平日待坐所闻一二事，为阁下陈之：
（一）以今文疑群经 先生于经为古文家，此举世之所共知，而壁垒甚严，亦举世之所共知，然于今文家之严守家法者，亦未尝轻蔑。忆井研廖先生既殁，有欲求先生为墓文者，不佞以此进叩，先生惘然相语曰：“季平墓志，非我亦不能为。”而于南海立说之不纯者，则颇见诋讥。至廖康而后，先生未尝以经今文家许人，今人亦实无一以今文家之立场疑群经者。疑群经者钱玄同君号为魁首，钱君固先生弟子也。故“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一语，似觉轻重之间，尚可商量。忆初谒先生时，以治经请，先生言以经视经，则宜守家法，不可自乱途辙，杂揉今古。盖不佞亦尝请益予井研，故先生以此绳之也。大抵先生于当时之说经者，皆病其杂乱抄撮，不见矩，非必如早年于今文家之说一意作主观之批评也。
（二）以赝器校正史 此与下文“以甲骨黜许书”二语大为当时学人所诟病。盖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张其挞伐，盖阮吴诸家之说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处不明，又无其他有力佐证，当时唱之者如刘铁云辈，又非笃行纯学之士，孙诒让亦谨严无他规模，以一融通四会之学人，欲其贸然承认一种新学问，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故早年之指陈吉金甲骨之弊者宜也。近年来铜器甲骨之出土者日多，研治者途术亦日精，先生于早年之说，似已不甚坚持。忆二十二年上海同福里座中，偶谈及先生为某氏跋散氏盘中语。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赝器太多，辩别真伪，恐非目前世人学力所能及，故以证文字大体尚可寻其鳃理，以证史事终觉不安。证史不安云云，则谓先生蔑弃鼎彝，不如谓尊史过甚为能得其实。先生民族思想最切，近来国事日非，故其缅怀故国之情益甚。晚年以读史召群弟子，而于含“刚中”思想之儒行一文，复数数为世人唱导。其救民之忱，非哗世取宠者之所能望其项背。
（三）以甲骨黜许书 先生早年之不满于甲文，其原因已如上陈，惟以其所疑至晚年仍不得解，故对甲文之态度，较吉金为严肃，而尤不喜人以证古史。忆初谒先生时，先生知不佞为海宁王静安先生弟子，即谓治小学当以许书为准。二十二年春苏州国学会邀不佞演讲，大意以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学，杂证《八卦》后于甲文及《易》为春秋战国时术数之学。讲稿刊布后，先生大不悦，以召同门诸君。即不佞游大梁归，已传言唧唧，趋锦帆路拜谒，先生温语喻之曰：“凡学须有益于人，不然亦当有益于事。古史诚荒渺难稽，然立说固与前人违异，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以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最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继则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解喻。去年有欧洲之行，先生赐之食，又温语以顾亭林、王而农相勉，复言甲骨不能相信。不佞笑以请曰：“倘有的证，足使先生信其为殷商时物，则先生亦将为之鼓吹乎？”先生笑曰：“但恐君辈终不能得的证耳。”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并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世人方以此见诟，盖不思之甚耳。
（四）以臆说诬诸子 不佞于诸子素少究心，故侍座时亦从未以此请益，惟少岁偶读《唯识论》后，因以喜读先生《齐物论释》及重释，然多不甚了了，尝一以请教，先生自谦其书为“此亦一种说法”云云，他无所闻。孙君究心诸子，平素所闻当较为多也。
总之，先生于近日学人，皆叹其根柢太浅，言经者泛滥杂抄，不明家法，究习吉金甲骨者，既好立异说，不根于载籍，而又ㄎ扯正史，以为无益而诬史，为治学者所当谨择而已。细择先生晚年言学之趣向，大约有二，一欲救世以刚中之气，一欲教人以实用之学，其归在于不忘宗邦之危。刚中则夸诬奇觚皆在当砭之列，实用则怪诞诡谲皆在宜排之数。变更旧常，不轨于典籍，或有危于宗邦者，皆为心所甚忧。此其大校也。不佞所闻如是，所关虽不甚大，然亦学术上之一重公案。孙君所记，语意有待于疏说处，故为补说如是，尚乞附尾大着，刊之周报，使世人勿误解孙君之言，则幸甚矣。途中未以书自随，故但能举此以为验。俟归国后，当为阁下一再详之。
适晤孙君，因以相示，孙君于姜君宗旨，甚表钦佩，旋来书更举师说，以资参验，亦同门切磋之雅也。故并录左：
承示姜君馀杭先生绪论各节，与弟所述小有异同。弟侍馀杭先生或后于姜君，似以姜君之言为近是 姜君拥护师门，惧为耳食之言所厚诬，且不为调停之说以阿时，殊深敬佩。兹复将先生自书之言或他人所录曾经鉴定者，移录于次，以供参验，可乎？
（一）以今文疑群经 先生去秋作制言发刊词宣言有曰：“今国学之所以不振三：一日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又先生《汉学论上》有曰：“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制度，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面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馀毒遗ン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按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宜先生之为此言也。
（二）以赝器仇正史 说详先生星期讲演会记录第四期《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二十四年五月刊行），有曰：“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馀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弃，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国，向无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则可资以为证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记载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补其未备。如列传中世系籍贯历官之类，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补苴，然此究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且史乘所载，不下万余人，岂能人人尽为之考。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何从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为钟鼎、货币、碑版，然钟鼎伪造者多，货币亦有私铸伪造二者，碑版虽少，今亦有伪作者矣。《韩非子·说林》：齐伐鲁，求谗鼎，鲁以其赝往，是古代亦有伪造之钟鼎也。又《礼记·祭统》，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据左氏哀十六年传，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醉而逐之，夜半而遣之。孔氏正义谓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后即逐之。此语最为无赖。夫铸鼎刻铭，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遽成？以《左传》所载为信，则孔悝之鼎赝而已矣。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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