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童子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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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有“心丧三年”，是师与君父同也。乃世之教童子者，只可谓之猎食，而父兄为子弟延师，亦以其幼也，而延无知之师，曾不闻王介甫先入为主之说，是自误也：不敢望子弟为圣贤，亦当望子弟为鼎甲。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钝，则识千余字后，乃为之讲；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八九岁时，神智渐开，则四声、虚实、韵部、双声叠韵，事事都须教，兼当教之属对，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礼》、《仪》、《公》、《穀》摘抄读之。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读书一两年，即教以属对。初两字，三四月后三字，渐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诗矣。每日必使作诗，然要与从前所用之功事事相反。前既教以四声，此则不论平仄；前既教以双声叠韵，此则不论声病；前既教以属对，此则不论对偶，三字句亦可，四字句亦可，五句也算一首，十句也算一首，但教以韵部而已。故初读诗，亦只读汉魏诗。齐梁以下，近律者不使读。吾乡非无高才，然作诗必律，律又多七言，七言又多咏物，通人见之，一开卷便是春草秋花等题目，知其外道也，掩卷不观矣。以放为主，以圈为主。等他数十句一首，而后读五七言律，束之以属对声病不难也。

    诗题颇难，必古人集中所有之题，乃可使学子作。忆袁子才《诗话》，言某人集中有《书中干胡蝶》诗，大以为笑。我尝见此集，工夫极好。只是耳目蔽塞，咏物诗本不宜多作，然杜工部《花鸭》、《苦竹》等诗，寓意深远，又何尝不好！吴梅村《莲篷人》、《桃核船》等诗，则不如不作矣。我见何子贞太史教其侄作诗，题目皆自撰，以目前所遇之事为题，是可法也。时下题难得，则教以《文选》咏史诸篇，而所读之书，无往非题矣。咏物题太小，与画折枝草虫一般，枉费气力，如有孝子慈孙，以示操选政者，其入选也仅矣。此亦由师不知是魔道，未尝告之而然。

    凡每日属对，必相其本日所读，有可对者，而后出之，可验其敏钝；即或忘之，亦教责之而无词也。

    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经》何名？某经作注者谁？作疏者谁？《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师虽枵腹，能使弟子作博学矣。如闻一典，即逢人宣扬，此即有才者，然间三四日，必须告以“活典故”。如问之曰：“两邻争一鸡，尔能知确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即大才矣。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忘出何人传中）：先问两家饲鸡，各用何物，而后剖嗉验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长进矣。

    今之教者，弟子入学，视为废才，到十三四岁则又视为天才：何也？书，不取其多、不取其熟、不取其解，但念藏经而已，是废才也；忽然十余岁，便使之作文，岂有生而知作文者乎？是天才也。然其教以文也，仍以废才教之，曰：“‘读二十艺，三十艺。”然以一字不讲之胸，即读俗不可耐之文，庸能解乎？费尽师傅蛮力，使之能解，钝者终身于此，芹不可掇；敏者，别读佳文。夫费数年之功以粪浸灌其心，又费数年之功以洗濯其粪，何如不浸而无庸洗之为愈乎！且此乃俗语“鬼扯腿”之说也：当应读书之时，不多读、不勤讲，而以时文爚乱之，是文扯书之腿也；当应学文之时，又念经书不熟不解，无作料光彩，则又欲温习，此经扯文之腿也。意不两锐，事不并隆，何如分致其功之为愈乎！

    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其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譬如蚕然，其初一卵而已，渐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动，此时胜于卵也；至于作茧而蛹，又复块然，此时不如蚕也；徐俟其化而为蛾，则成矣。作文而不脱换，终是无用才也。屡次脱换，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钝师，当其脱换而夭阏之，则戚矣。诸城王木舟先生（名中孚，乾隆庚辰会元。）十四岁入学，文千余字；十八岁乡魁第四，文七百字；四十岁元，文不足六百字矣。此放极必收之验也。

    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既背一授，则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到茁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汁浆，不至滑过。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引伸，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展转流通也。

    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为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机不遂，而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呜乎，其果无罪耶？

    佳弟子多有说不出口底苦，为父兄者亦曾念及乎？督责以时文、排律，白折红行，捷南宫，入翰苑，父兄泰然以为善教矣！敷奏一事，则时文之法，不能达其所见也，自恨读史之不早也；公燕分体赋诗，则排律嗫嚅之词，不足道其情也，自恨《文选》之未见也。且有不知自恨者，侥幸主持文衡，不知《四书》有《汪氏大全》、《陆氏大全》、《王氏汇参》也，而调取至愚极陋之体注，遇典故则使房官检查，不知典籍浩如烟海，绝无主名，何处检也？又不知诗、经文，或作赋，或作四六，皆才人之笔，而以为文体不正。遇有知者，一屋为笑矣。不知早教以读书，则古文正有益于时文，至于出丑败坏，屈抑多士，岂非父兄之教不先乎？

    截得断，才合得拢。教子者，总要作今年读书，明年废学之见，则步步着实矣。识字时，专心致志于识字，不要打算读经；读经时，专心致志于读经，不要打算作文。然所识之字，经不过积字成句，积句成章也。所读之经，用其义于文，为有本之文；用其词于文，亦炳蔚之文也。如其牵肠挂肚，瞻前顾后，欲其双美，反致两伤矣。

    《蒿庵闲话》曰：“历城叶奕绳，尝言强记之法，云：‘某性甚钝，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粘之壁间，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闲步，即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粘壁既满，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读有录，补粘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一年之内，约得三千段，数年之后，腹笥渐富。每见务为泛览者，略得影响而止，稍经时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约取而实得也。’”

    又曰：“邢懋循尝言：其师教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亦无不烂熟矣。又拟题目若干道书签上，贮之筒，每日食后，拈十签，讲说思维，令有条贯，逮作文时，遂可不劳余力。”

    沂州张先生筠之父执李荆原（名轸映），先生师也。尝言从学时，每日早饭后，辄曰：“各自理会去！”弟子皆出，各就陇畔畦间；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经何文，有何疑义，张先生即解说之。吾安丘刘川南先生（名其旋），十余岁时，师为之讲书数行，辄请曰：如此，则举某章反背，师令退思之而复讲，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后，师遂不穷于答问，是谓教学相长。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则其作文时，必能标新领异，剥去肤词。

    泰安赵仁甫相国（名国麟），作一讲时文书（忘其名，亦未见其书），凡十二卷：泰安刻九卷，济宁知州徐树人（名宗干）补刻三卷。闻泰安人初宗法之，以致数十年无捷南宫者，遂弃之。我以意揣之，必因仁甫先生于每种题，皆录成宏正嘉文以为式，从而学成宏，以至不中也。可谓痴绝。规矩者，巧之从所出也。得规矩而失其巧，于义何居焉？试问仁甫领乡荐、捷南宫之文，岂皆成宏体乎？然必选成宏者，其文无支蔓，规矩易见，故以为式。欲其穷思毕精、驰骋于规矩之中，非欲其憔悴枯槁、窘束于规矩之中也。时文行已五百年，穷极才思。尚怵他人之我先，而乃袭先正之貌，落孙山之外，反咎仁甫之作法于凉，岂不谬乎！今日者，如得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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