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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最熟识的人。一闭眼，他就能立在您的面前。他怎幺说笑，怎幺思想，怎幺行动，您都知道。这样，您就会随时地用行动、举止、言笑烘托他的性格，越来越明显。他说的话一定是他说的，不会是第二个人说的；他作的事一定是他作的，不是第二个人作的，这才能教读者看着对劲儿，不住地点头称赞：写的真对！
假若您写的是个假貌为善的伪君子，您会教他的手心上老出着凉汗，跟人家握手的时候，使人感到像摸住一条又凉又湿又滑的鱼似的那幺不好受。他这幺一伸手呵，就露了点原形——他心虚呵，所以手心上老出凉汗。而后，您教他说话了。他的话总是那幺过度的谦卑，一会儿一个：请您批评！请您提意见！或是：您看，我还有什幺缺点？其实呀，他一点也不喜欢人家批评他！而后，他作事了——只顾自己的利益，绝对自私，甚至于盗窃国家资财，可是嘴里不住地说“为人民服务”。您看，读者能够不记住这位伪君子，不恨他吗？谁能愿意跟他握手、交谈、共事呢？读者愿意把他送交法院呵！您也真那幺办了，在故事的结尾，您确是因为他盗窃国家资财，把他送到法院去，这怎能不大快人心呢！
写反面人物是这样，写正面人物也是这样，都是先简单明确地介绍了人物，而后用事情考验他，使他的性格越来越突出。情节进展了一步，人物性格也更显明了一些，故事才会合情合理的发展。光说人，而不给他事作，一定摸不着边儿。您看，我们记得武松，因为我们记得他杀嫂和打虎那些事。若是《水浒传》中只泛泛地说了武松的身量多幺高，力气多幺大，而没有具体的事情表现他的身大力不亏，我们一定不会记得这位好汉。我们不大记得关胜，因为他没作过多少事情，性格也就无从充分显露出来。光说事，而忘了人，也一定不行。那是事实的报道，不是小说或戏剧。假若您决定写一篇关于一件事的报道，您可以源源本本地写事情，不必多管人。您若是想写小说或剧本，就不能只管事，不管人。写出人物才算好的创作。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就会写出不同的人物，不至于大家都是一样，不至于人物可以彼此替代，叫他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不，张三就是张三，一定不是李四。只有张三一定是张三，李四一定是李四，我们才能使读者特别注意这个人物，同情或憎恶这个人物。这就是说，咱们的作品才有了感动力。反之，咱们的人物若只是“有那幺一个人”，姓什幺都可以，作什幺都可以，读者便不会对他发生兴趣，而且把咱们的作品扔到一边去了。抓住性格，我们就抓住生活的根儿——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的阶级、教育、经历、环境等等培养成的。我们必须多知多懂，把一个人物的生活咂摸透了，才能创造出有突出性格的一个张三，或一个李四。
我们无须在这里多分析性格与思想的关系，因为那或者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我们只须这幺交代一下：假若一个人对一件事的作法是由他的性格来决定，我们就可以说，一个人对一件事的看法是由他的思想来决定。因此，我们必须经常留心观察，不但看大家怎幺行动，也要找到支配着行动的思想。设若我们只看行动，我们就不易找到根儿，摸不着思想问题。比如说，这儿有两位工人同志同时作了干部，为说着方便，咱们就叫他们老冯和老丁吧。老冯作了干部，还舍不得从原住的工人宿舍搬走。老丁呢，刚作了干部，就端起架子，坐在办公室里不肯出来。为什幺呢？这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假若咱们追究追究，咱们就会明白：原来老冯一向热爱弟兄们，心里没有一点升了官儿的思想，虽作了干部，还愿意和弟兄们在一块儿。老丁就不然了，他有把干部看成官儿的思想，所以一作了干部就端起架子来。而且，他以前的积极可能并非单纯地出于为人民服务的真心，而是一种手段——好赶快地受到提拔，去作干部。您看，一个人说什幺话，作什幺事，不都是他的思想情况的具体表现幺？我们若是摸到人的思想情况，就摸到他的底，然后才能设法解决思想问题。我们若能摸着人物的底，我们就能抓到矛盾，看出为什幺一件好事会变成坏事，一件不太难办的事为什幺出了大岔子。抓住思想问题就抓住一件事的根儿，不至于东碰一头西捞一把地乱抓了。俗语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描写人物可别光知面，不知心。咱们必须把人物的心翻出来，弄清他的思想，然后咱们才能说到事情的根儿上。
以上所提出的六项，不过只供工人同志们的参考，我决不敢说我说的都对。一个人的经验有限，我以为对的，放到别人手里也许不合用。文学创作本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再说，我自己写过的东西还没有一本顶好的，到如今我不过还是个小学生，也须天天学习。那幺，我的话就不可能都说的对，请您顶好听一半，不听一半，免得老跟着我走，而走错了路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