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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难知也，圣人犹然，叹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纸上之谈，不足凭也。程官也以功状，而矫诬之绩，不足信也。采之于月旦，而沽名者进矣；核之于行事，而饰诈者售矣。居家而道学者，大盗之薮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呜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乱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贪得之鄙夫，其术必足以自固。故干纪济恶者，皆世所谓才士也；吮痈舐痔者，皆世所称善人也。
任大臣，则当略其小过；用大才，则当宽其小疵。以吏事责三公，非礼貌之体也；以二卵弃干城，非驾驭之术也。
告令烦者，官必茸；礼数多者，人必险陂；议论繁者，事必无成；言语躁者，学必不固。
郡县之间，功令琐屑，故外宦不若内宦之逸也；朝廷之上，事体掣肘，故内事不如外事之办也。故旅进旅退，与世浮沉，则金马门尽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竖，上有实政，而下蒙实惠，则非外吏不可。
台谏虽以风闻言事，然轻以赃私，污人名节，则过矣。纵使有而发其阴私，已非厚道，况以传闻暧昧之事，或爱憎毁誉之口，而妄加诬蔑乎？宋人小说载台谏当上殿，未有题目，五更不寐，平生新旧，一一上心，有乡人来访，延款殷勤，而翌日即上弹章者，乃知此风，其来已久。
从来仕宦法罔之密，无如本朝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故也。
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职？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于文移之往来，岁时之申报，词讼之招详，官评之册揭，纷沓重积，徒为鼠蠹，薪炬之资，而劳民伤财，不知纪极，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为官，如朱买臣即为会稽太守。宋时蔡君谟，莆人，而三仕于闽。我国家惟武弁及广文不禁，其外则土官与曲阜令耳，然亦不闻以乡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职何故禁之？永乐中，邵圮以浙人巡按两浙，则知国初尚无此禁也。南赣开府，兼制闽、广，然蒙慎以广人，余从祖杰以闽人，皆尝为之。蒙不知云何，从祖当时已有称不便者。一二骄恣家奴且挟势不避监司矣，不如引嫌之为愈也。又河道总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驯以浙西人为之，每行文移于监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于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师之民最繁杂，事最猥琐，而官常有余闲者，虚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师有杀人者，地方报之，巡城御史行兵马司相视其情真者，即了矣。有疑不决，然后行正官检视，狱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谳而毕矣。外藩则不然，地方报县，先委尉簿相视，情真而后申府。府有驳，再驳而后申道。道有驳，再驳而后详直指。其间一检不已，再检不已，比至三检，所报分寸稍异，又行覆检，遂至有数县官会问者，数司理会问者，数太守会问者；而两造未服，争讼求胜，自巡抚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长，守巡二道，隔邻监司，纷然批行解审。及至狱成，必历十数问官，赴十数监司，而上人意见不一，好作聪明必吹毛求疵，驳问以炫已长。迨夫招成不变，而死者已过半矣。况转详又有京驳审录，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纷纷告辩，卒有元凶未正典刑，而中正亲属相望告毙者。至于官徇私而曲断，吏受赇而寝阁，优柔不断者，动必经年，迁转不常者概行停止，其害又难以枚举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虚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无之事也。
国家于刑狱一途，倦倦留意，不啻三谳五覆，而往往有负屈以死者。如往岁荷花之冤，甚与宋墨庄所载沉香事相类。此皆初问之官不能用心细察而草草下笔，其后遂一成而不可变耳。又有人作聪明，专以平反为能者。如山西赵思诚，初任莱州司理，雪一冤狱得名，拜谏议，后出为监司，一应强盗杀人之狱，皆以为诬，悉纵之，此则以意为轻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虽仁心，亦近于戏矣。我国家绞之上有斩，有凌迟，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诰》者减一等，盖当时颁《大诰》于天下，欲人人习之故也。后世相仍，一概减等，而遇热审尺恤刑之期，又减一等。每岁决狱，多时降旨停免，故以诖误，陷大辟者多老死园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为守令者，贪污无论，已上者，高谈坐啸，而厌薄簿书，此一病也。次者，避嫌远疑，一切出内，概不敢亲，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于疑胥役，其信奸民甚于信守令，一切钱谷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经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尽盗跖也？事有违道以干誉者，莫此为甚焉。
为令者有八难：勤瘁尽职，上不及知，而礼节一疏，动取罪戾，一也；百姓见德，上未必闻，而当道一怒，势难挽回，二也；醇醇闷闷，见为无奇，而奸驵蜚语，据以为实，三也；凋剧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乡，以疏逖见弃，四也；上多所喜，多见忌于朋侪，小民所天，每见仇于蠹役，五也；茧丝不前，则责成捆至，苞苴不入，则蒌菲傍来，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于九十，课最易盈，衔蹶伏于康庄，七也；剔奸厘弊，难调驵侩之口，杜门绝谒，不厌巨室之心，八也。至于郡守礼貌稍殊，白黑难溷，虽百责攸萃，数令稍易，然时有漏纲于吞舟，而负冤于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为仰天长叹也。
监司之臧否属吏，盖亦难矣。粉饰者见赏，则暗修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则骨梗者蒙弃；搏击者上考，则长厚者无称；要结者得，则孤立者无誉；畔援者承旨，则寒微者自疏。至于资格一定，则舍豺狼而问狐狸；意见稍偏，则盼夜光而宝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长官，有难于扣九阍者。昔王荆公为幕职，读书达旦，犹不为韩魏公所知，况其他乎？
宋刘亻冉为陕州参军，居官贫甚；及归，卖所乘马为粮，跨驴而归。魏野赠以诗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骑马去骑驴？”及真宗封禅，求野著作，得此诗，即拜亻冉为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亻冉者，难矣。然不可谓无其人也。但送行之诗，多浮其实，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贝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终不见信，如宋真宗者，今监司千万中无一人也。
古人长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绝无崖岸之隔。如晋时庾亮登楼，共诸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入谢太傅室中，至为狂司马所逼，入内避之。然此犹远事也。宋欧阳公在西京幕职，与诸名士终日游山，时钱思公为守，至携酒，遣歌伎迎劳，何尝稍以势分自居，而亦何尝失时废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视丞判司理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清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职，即行中书省之别名也。臬司则汉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权重可以巡历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国朝自有巡按御史之设，而提刑之权轻矣。其分司于外者，虽时一举行，不过循袭故事耳。其后以藩司分辖各郡为分守，臬司辕者为分巡。盖藩臬之长，以地遥不能周知。而岁时复有祝厘入觐之役。迁徙事变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万历壬辰以后，天听稍高，铨补之牍，不时得请，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摄，而民愈不便矣。
宋枢密使最尊，其事权、礼遇与宰相等。当时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谓之两府。国朝兵部，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马如马公文升、刘公大夏，时与辅臣同参密议，盖虽与相臣有间，而其权亦与冢宰埒矣。但既为宰相，自当兼管文武，乃与枢密分权，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则吏、礼、兵、民、刑、工，贞观改吏、礼、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礼为坎，至神宗始定吏、户、礼、兵、刑、工，盖用《周礼》之序也。今虽沿宋制，而清贵之秩，吏之下则礼，礼下则兵，兵下则工，工下则户，户下则刑，至于都察院，虽居六卿之下，而权势与吏部埒。百年以前，尚无定序，今则一成而不可变矣。
太祖诛胡惟庸后，罢丞相不复设，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听自上裁，当时岂有内阁，及票本之事哉？永乐初，以万机多故，于词臣中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事，面与商确，而当时九卿，亦召预议，不独阁臣也。其后稍倦勤，遂令票拟以进，习以为常。三杨当英庙之初，主少国疑，权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归之，而实非也。夫以大学士为相，则学士不过词林殿阁之职，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处百僚之上，则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宫保，非本等职业也。票拟不过幕宾记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权之有？而其后如分宜、江陵之为者，如猾吏之市权，窃之也，非真权也。唐、宋宰相，礼绝百寮，坐中书堂行事，自九卿而下，进见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待制以上，见则直言某官，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夺，无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苏良嗣笞薛怀义，赵普按诛陈利用，韩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权也。今之权皆已散而归之大小九卿，而阁臣之门欲笞一人而无{楚}，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几，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夫无宰相之实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责以宰相之业，故今之为阁臣者，亦难矣。愚尝谓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杨刘谢等。得君行道，言听谏从，是以阁臣而做宰相之功业者也。嘉、隆以来，若分宜、新郑、江陵等，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称姚崇为救时之相，夫救时之相岂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聪，奸究潜伺，几务业脞，百姓流亡，即以伊、周处此，亦不过成得救时二字耳。相之治国，如医之治病也。其人强壮无疾，则教以珍摄保养，无所事事之方；若病势已深，急当治标，虽有卢、扁，亦必针石汤炙之剂；可谓其非神医，而仅为救病之医哉？宋儒敢为高论，而轻薄世务，乃于干戈云扰之际，犹以正心诚意之说进，譬之垂绝之人，教以吐纳隳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时之相为上策。何者？主非神圣，人非结绳，与其高谈性命，而无益于用，不如救偏补弊，随事干蛊，为有实效也。如张良当楚、汉之际，孔明辅偏安之国，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马光处变革之日，其所经画设施亦不过视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乱为治，功成事举，使四君子者处三代之盛时，岂不能陈王道，兴礼乐或？而不尽用其所长者，其时势非也。故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夫尧、舜之知，不过知所先务耳；知先务者，救时之相也。
才足以拨乱者，多鸷而自用；量足以镇俗者，多懦而无为。抱苦节之贞者，必褊于容众；具通达之识者，或昧于礻是躬。诸葛武侯外综军旅，内和人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举世之所难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寇莱公为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则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进贤退不肖之权寄之宰相与冢宰矣，若复事事拘例，人人循资，又恶用进退之权为也？近来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论俸，而铨选之时，置签抽掣，防弊之典，可谓至公至慎矣，而于用人之道则未也。
古之为相及冢宰者，其于天下贤才，尽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员既多，事几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复知其人矣。至于铨选猥杂，尤极不得不循资例。但掣签之法，终不可传后世，况其中弊窦，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诚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绩，百召忽无为也。平勃之谲，诚不及王陵之戆，然乘机定乱，反吕为刘之功，虽百王陵无为也。圣人于管仲，不责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论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责平勃，以不争责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废王魏死，汉、唐无文、景贞观之治，此政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者也。又云：“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夫仁杰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为正，又以仁杰为法，俗语所谓“要吃杨梅，又怕齿酸；不吃杨梅，又怕口干”者也，其无定见甚矣。
才禀于天，不可学而至也；量成于人，可学而至也。故大臣当以德量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观。如宋王临川，近代张江陵，其才非不绝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为是，而人莫敢矫其非，故王终误国，而张竟覆宗，所系非细故也。国朝夏忠靖原吉，识量不减韩魏公，人尝问公：“量可学乎？”公曰：“何为不可？吾少时遇犯者必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自熟，殊无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动矣。故圣人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于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者不得，盖事多在忙中错也。至于读书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惟涵养德性，亦足占后来之造就。使憧憧往来，卤莽裂灭之人，即读书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无终，孔子所谓无恒之人也。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举目皆是。若以忿帽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虽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尔也，故士必知命而后能乐天。
《易》曰：“吉人之词寡，张释之谓周勃、张相如两人，言呐呐不出诸口。然言语者，心之华也，未有无学术，无识见而能言者。以孔门而独宰予、子贡居言语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产有词，诸侯赖之，词之不可以已也。盖春秋、战国时，其习尚已然矣。其后仪、秦、首轸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观其立谈之顷，析军国之大计，察海内之情形，如指诸掌，此虽非圣门之言语，而其苦心考究，捭阖推测，有后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难尤倍蓰之矣。自晋一变为清谈，言始不适于用，宋一变为道学，其言又皆糟魄刍狗，而不可听，则又何贵于言哉？
三代之人必习为词命，童子入小学则教以应对，盖赫蹄未兴，赤牍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陈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学问该博，事机熟透，猝至而应，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书，不知经几筹画，费几改窜，或假手他人，或剿袭旧语，犹自诧以为奇，而况于立谈之顷乎？吾读史至子产之对晋人，张禄之说秦王，毛遂之定楚从，蔡泽之感应侯，樊将军数羽之言，淮阴侯筑坛数语，匆匆旁午之时，答辩如响，皆成文章，而见事定计，发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有余地者，其亦可谓命世之才也已。自汉以后，惟孔明见先主，立定三分之计，姚元之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词决策，预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及天章阁召问，皇恐不能对，退而上书，词之难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书，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然后为书以通之，盖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乐毅复燕昭王，杨恽报孙会宗，太史公复任少卿，李陵与苏中郎，千载之下，读其言，反覆其意，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传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鲁连之射聊城，已坠纵横之咳唾；邹阳之上狱书，不过幽愤之哀词。君子犹无取焉，况其他乎？自晋以还，始尚小牍，然不过代将命之词，叙往复之事耳。言既不文，事无可纪。而或以高贤见赏，或以书翰为珍，非故传之也。今人连篇累牍，半是颂德之谀言，尺纸八行，无非温清之俚语，而灾之梨枣，欲以传后，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祸烈矣。而其初不过起于执拗之一念，盖《孟子》所谓讠也讠也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者，当时亦但以快一时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极也。近来名公清贞苦节，天下想望其风采，及其得位行事，动与世龃龉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笃，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终不能安其位而去，虽诋诃者太过，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顾佐为都御史，疾恶如仇，百僚莫敢闯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邻十余室无人声，其风采可想见，然似亦过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总宪，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萧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抚金陵时，所行过当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浅河，舟胶中流，数日不能前。迎送之禁既严，廪既俱绝，不得已自发白镪，雇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诉冤者，辄受其词，归行之司属。司属以非职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乃取而焚之。其苛碎类若此。然海公精力干办，尚能必行其意，后人效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议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马，宰相亦然。政和间以雨雪泥滑，特许暂乘轿，自渡江后，俱乘轿矣。盖江南轿多马少故也。国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骑也。其后因马不便，以小肩舆代之，至近日遂无复乘马者矣。晋江李公为宗伯时严禁之，然终以不便，未久即复故。盖乘马不惟雇马，且雇控马持杌者反费于肩舆，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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