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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靡有同焉。盖命书之始，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乃谓之字。始皇焚书，古文熸焉，靡得言矣。秦时字书，李斯苍颉，赵高爱历，胡毋博学，流衍当代，都其文字，才三千三百耳。汉兴三百余年之间，古书稍出，相如、子长、扬雄、班固之徒，缀述古籀，搜剔彝鼎，递有增益。许君苴而合之，成《说文》一书，为文九千三百五十，其于秦篆殆三之矣。小篆既微，隶书攸盛，野王《玉篇》，祖述许书，写为隶体，升降损益，颇有异同，而分部悉合，故后世语小篆者宗《说文》，言隶书者称《玉篇》。六书之指，略备于斯。夫史有阙文，见叹宣圣；向壁虚造，鸿生所讥。后有蔑旧艺而善野言，摭俗书而乱古谊，斯则许君所谓未睹字例之条而玩于所习者也。欲以祛谬误，达神恉，不亦悖乎？有明一代，小学放绝，梅氏《字汇》，张氏《正字通》，独行于世，其建立部首，间出己意。嗜古之士，群焉訾謷，以为分合乖宜，复伤芜杂。夫六书八体，今昔殊形，由简之繁，久而愈赜，绳以旧列，讵可尽通。必执古以例今，胶柱而鼓瑟，斯亦未免高论矣。清初《康熙字典》分别部居，独取《正字通》条例，殆有见也。兹编匡俗正谬，远稽旧文，名物训诂，时标新解。下至域内方言，海邦术语，兼搜博采，致资研索，倘所谓凌越前贤以述为作者耶！抑犹有进者，近代词典，月异日新，博赡精宏，词事并著。东西学生，循是形声文字之原，以渐通夫天地人物之故，而周知当世之务，岂止广知识，备遗忘已哉。陆费君沾溉学者，宏愿靡涯，然则是编之作，殆犹大辂之椎轮已耳。
《孟禄讲演集》序
孟禄博士之讨论教育问题，余幸列末座闻绪论。余生平所受激刺，此次当为最剧要者之一。博士以极短之时日，观察中国教育现状，能洞悉其症结，以“毫不客气”的态度，对于吾侪为尽量之忠告，使闻者发深省。其示吾侪以应循之涂辙，又极平实，极致密，如持规矩以衡天下之方圆，可以接责效实，无所侥幸，无所逃避。其课吾侪之责任及馈吾侪以希望，如昏夜阴雨中，在吾当前视线所及之极际，示现一极庄严极绚烂之灵光，予吾侪以至可歆，而非努力孟晋则末由致。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吾闻博士之教，使吾耻，使吾勇。
博士所以饷吾侪者，至丰且切。然先民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博士所陈诸义中之根本义，则在教育职业之确立，与从事教育职业之人之彻底的自觉。吾侪既确信教育为国家所悬命，则知能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联络关系，实全民族荣悴之所由决定。今日立身教育界，而确认识其自身之价值及责任者，究有几人？有此认识而心力学力俱足以副之者，更有几人？言念及此，不寒而栗。吾以为欲实行博士所诏导，其先决之条件有二：
一、不欲从事教育职业者，希望其自行退出教育界。
二、欲从事教育职业者，希望其勿怠于自己教育。
吾于博士所论，欲引申阐发者颇多，属讲课匆冗，而讨论集出版期迫，仅能以极简之语表所感最深切之一端，其余愿俟诸异日。十一，三，二十一。
梁启超。
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
《列国岁计政要》，西土岁有著录。欲觇国势察内政者，靡不宗此书。岁癸酉，制造局译出一通，齐州之士宝焉。时阅二纪，继轨盖阙。今岁五月，知新报馆乃始得取其去岁所著录者，译成中文，附印于报末，乞叙。叙曰：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梁启超曰：君子曷为尊史？史者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读其史，于其国之寖强寖弱，与其所以强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数白黑面指经纬，斯良史哉。以故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古史，不如读近史；读追述之史，不如读随记之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始模拟仿佛，百中摄一二，又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寖强寖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几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见于纪传，非大慧莫察也。是故君史之敝极于今日。以予所闻，西人之《岁计政要》者，其所采录，则议院之档案也，预算决算之表也，民部、学部、兵部、海部、户部、商部之清册也，各地有司、各国使员之报案也。自国主世系、宗戚岁供、议院、官制、教会、学校、学会、国计、兵籍、兵船、疆域、民数、商务、工艺、铁路、邮务、新疆、钱币、权衡，区以国别，分类毕载，冠以总表，籍相比较。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年与年比较，而进退见；事与事比较，而缓急轻重见。自癸酉迄今，二十五年，其增益新政，万国所同者，有二大端：一曰学，二曰兵。日盛月新，各不相让。即以区区之日本，昔之文部省，岁费不过十三万余元者，今且增至二百五十三万八千余元。昔之陆军、海军，两省合计，岁费不过九百余万元者，今且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余万元，欧洲各国称是。其骤增之数，悬绝至不可思议。故学之极盛，乃至美国、瑞士，千人中不识字者，不过八九人，虽在妇女，其入学悉无分毫异于男子。教法日新，用力少而蓄德多，在学数年之功，所得与畴昔之十数年者可以相抵。兵之极盛，乃至易一新式枪炮，而每国所费至万万。岁入经费，其用之于兵者，殆过其半。日本今岁预算，岁入共二万三千九百七十五万余元，其费于海陆军者一万三千七百余万元，欧洲各国皆称是。学之日盛，地球将受大福；兵之日盛，地球将蒙显祸。然其机皆起于争自存，其原皆由于列国并立。中国以一瘠牛，偃然卧群虎之间，持数千年一统垂裳之旧法，以治今日，此其所以为人弱也。《管子》曰：“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呜呼！可以自愧，可以自惕，可以自奋矣。卷端有比较表：一事也，国与国比较；一国也，年与年比较。户口之表，中国等恒居一；疆域之表，中国等居四；昔居三，今降而四矣。国用、学校、商务、工艺、轮船、铁路、兵力诸表，中国等恒居十五以下，或乃至无足比较焉。呜呼！观此而不知愧不知惕不知奋者，其为无人心矣。是故观美国之富庶，而知民权之当复；观日本之勃兴，而知黄种之可用；观法国之重振，而知败衄之不足惧；观突厥之濒蹙，而知旧国之不足恃；观暹罗之谋新，而知我可耻；观德之锐意商务，而知其将大欲于中国；观俄之阴谋，而知东方将有大变；观俄日之拓张海运，而知海上商权，将移至太平洋；观德美日之争兴工艺，而知英之商务，将有蹶衄；观各国兵力之日厚，而知地球必有大血战；观土希之事，列国相持不发，而知其祸机必蓄泄于震旦。有天下之责者，将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不亦深切而著明也乎？斯国史之良哉！
《西政丛书》叙
政无所谓中西也。列国并立，不能无约束，于是乎有公法；土地人民需人而治，于是乎有官制；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于是乎有农政、矿政、工政、商政；逸居无教，近于禽兽，于是乎有学校；官民相处，秀莠匪一，于是乎有律例；各相猜忌，各自保护，于是乎有兵政；此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国者之通义也。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规，徒因陋就简，委靡废弛，其上焉者，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欧洲各国，土地之沃，人民之赜，物产之衍，匪有迈于中国也，而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始于相妒，终于相师，政治学院，列为专门，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义。其大国得是道也，乃纵横汪洋于大地之中而莫之制；其小国得是道也，亦足以自立而不见吞噬于他族。播其风流，乃至足以辟美洲，兴印度，强日本，存暹罗。西政之明效大验，何其盛欤？利、徐以来，西学始入中国，大率以天算格致为传教之梯径。自晚明以逮乾嘉，魁儒巨子，讲者盖寡，互市以后，海隅士夫，怵念于败衄，归咎于武备，注意于船械，兴想于制造，而推本于格致。于是同文馆、制造局、船政所各事，南北踵起。而旁行之书，始行于学官，象鞮之笔，渐齿于士类。然而旧习未涤，新见未莹，则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惟是武备之未讲，船械之未精，制造之未娴。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其何以不戾于公理，而合于吾圣人之义者，则瞠乎未始有见，故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吾既未识西人语言文字，则翘颈企踵仰馀沥于舌人之手，一新译政书出，购之若不及。虽然，所译之书，未必其彼中之良也；良矣，译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即二者具备，而其书也，率西域十余年以前之旧书，他人所吐弃而不复道者，而吾犹以为瑰宝而珍之，其为西域笑也，固已多矣。又况并此区区者，乃不过燕吴粤一隅之地有通行本，而腹地各省乡僻绩学士，犹往往徒睹目录，如宋椠元钞，欲见而不可得。呜呼！中国之无人才，其何怪欤？乃从肆客之请，略撷其译本之最要者，或家刻本少见者，或丛刻本无单行者，得十余种汇为一编，俾上石以广流通。其华人之深通外事而有独见者，亦附数种焉。腹地之省，乡僻绩学之士，其或愿闻之也。虽然，其细已甚，欲免于西儒之笑难矣，慰情聊胜无，亦靡恧焉。若责以古贤编辑之体例，则俟译本遍天下，必有人从而抉择之、厘定之者。
《西书提要·农学》总序
论者谓中国以农立国，泰西以商立国，非也。欧洲每年民产进项，共得三万一千二百二十兆两；而农田所值，居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兆两；商务所值，仅一千一百二十兆两。然则欧洲商务虽盛，其利不过农政十分之一耳。稼植之富，美国为最，每十方里所产，可养人二百。而化学家以为能尽地力，每十方里所产，可养人至一万六千，较美国今日所产，增十余倍，而美国所产，较欧洲尚增一倍有余。然则今日欧洲农政，直萌芽之萌芽耳。中国农政，又远在欧洲后，如三十四与十二之比例。西人谓设以欧洲寻常农学之法所产，推之中国，每县每年可增银七十五万，推而至一省十八省，当何如耶？推而至十年百年，又当何如耶？况中国去赤道近，日热厚，雨泽足，同用一法，所获又可加丰于欧洲，若推而极于尽地力之法，又当何如耶？故中国患不务农耳。果能务农，岂忧贫哉！今之谭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富国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图末，无惑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西人言农学者，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农家之言，汗牛充栋。中国悉无译本，只有《农学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本不能自为一部。今特立此门，采《格致汇编》中，与农学比附者益之，以明此事为切要之举，以俟后之君子，续译巨编，俾裒然成帙焉。
《俄土战纪》叙
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黩，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希腊之自立也，塞尔维亚门的内哥布加利亚罗马尼亚赫次戈纬纳之叛土也，六大国之以兵力胁土也，其事皆自俄罗斯发之。盖俄人承先君大彼得遗命之志，欲得志于东方者，历数百年，而其心未尝少渝也。东方有病夫国，俄之大利也。土既不悟，而犹屡授人以可抵之隙，一举而属国分裂矣，再举而欧洲各土，开协议会于土之廷矣，三举而黜其君，执其政，豆剖其地矣。昔之泱泱雄国，囊括东西罗马之旧土，跨亚欧非三洲之沃壤者，今且■然不绝如线矣。犹复不思自振，祸乱将至，则补苴弥缝，以期苟安。及事之既平，又复晏然为燕雀之计，处堂以嬉矣。是以外侮间岁辄起，每起必丧师割地，日朘月削，而不复能国其国也。比者革雷得阿比西尼亚之事，西方论者，以为若在十年前，则土其必亡矣；今者欧洲诸雄，方并心注力于中国，无暇以余力及区区之土，而土遂获全焉。呜呼！与土同病者，其危可知矣，而况于倚强盗以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而尚欲以苟延旦夕，为小朝廷者乎？呜呼！吾愿取汤君觉顿笔译俄土之事，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也。
译印政治小说序
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虽然，人情厌庄喜谐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缀学之子，黉塾之暇，其手《红楼》而口《水浒》，终不可禁；且从而禁之，孰若从而导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僬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日本国志》后序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乃诵言曰，使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读吾书者，若布眉目而列白黑，入家人而数米盐，登庙庑而诵昭穆也，则良史之才矣。使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读吾书者，乃至知吾世，审吾志。其用吾言也，治焉者荣其国，言焉者辅其文。其不能用，则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辁材讽说之徒，咨嗟之，太息之，夫是之谓经世，先王之志斯义也。吾以求诸古史氏，则惟司马子长有取焉。虽然，道己家事者，非愚呆蒙崽之子，莫不靡靡能言之，深周隐曲，若夫远方殊类，邈绝倜侏之域，则虽大智长老，闻言未解，游梦不及，况欲别闺闼话子姓数米盐哉，此为尤难绝无之事矣。司马子长美矣，然其为《史记》也，则家人子之道其家事而已。日本立国二千年无正史，私家纪述，秽杂不可理，彼中学子能完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鲜，况以此士之人，谭彼岸之书，异域绝俗，殊文别语，正朔服色器物名号度律量衡靡有同者，其孰从而通之？且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士学子鼾睡未起，睹此异状，桥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读《日本国志》，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岂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孟子不云乎，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斯书乎，岂可仅以史乎史乎目之乎？虽然，古之史乎皆有恉义，其志深，其恉远。启超于黄子之学，自谓有深知其为学也，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见，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微。敢告读是书者，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梁启超曰：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吾师南海先生，早睊睊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谨按其序曰：“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其害将至于死亡也。《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世变之穷而采用之。呜呼，孔子之虑深以周哉！吾中国大地之名国也，今则耗矣衰矣，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吾尚守旧故也。伊尹古能治病国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汤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积池水而不易，则臭腐兴；身面不沐浴，则垢秽盈；大地无风之扫荡改易，则万物不生；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今中国亦汲汲思自强而改其旧矣，而尊资格使耆老在位之风未去，楷书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补缀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补漏糊纸于覆屋破船之下，亦终必亡而已矣。即使扫除震荡，推陷其旧习而更张之，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而吾数百万之吏士，问以大地道里，国土人民物产，茫茫如堕烟雾，瞪目桥舌不能语，况生物心伦哲化光电重农工商矿之有专学新书哉？其未开径路固也。故欲开矿而无矿学无矿书，欲种植而无植物学无植物书，欲牧畜而无牧学无牧书，欲制造而无工学无工书，欲振商业而无商学无商书，仍用旧法而已。则就开矿言之，亏败已多矣。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励之，其室户堂门，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决无舍而别讲之理也。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泛万石之木航，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昧然而操柁于烟雾中，即无敌船之攻，其遭风涛沙石之破可必也。况环百数习于出没波涛之铁舰，而柁工榜人，皆渔户为之，明灯火张旌旗而来攻，其能待我从容求火乎？然今及诸舰之未来攻也，吾速以金篦刮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缓也。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今之公卿明达者，亦有知译书者矣。曾文正公之开制造局以译书也，三十年矣，仅百余种耳。今即使各省并起，而延致泰西博学专门之士，岁非数千金，不能得一人；得一人矣，而不能通中国语言文字，犹不能译也。西人有通学游于中国，而通吾之语言文字者，自一二教士外，无几人焉，则欲译泰西诸学之要书，亦必待之百年而后可。彼环数十国之狡焉思启者，岂能久待乎？是诸学终不可得兴，而终不能求明而自强也。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兴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尽通物理不可。凡此诸学，中国皆无其书，必待人士之识泰西文字，然后学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人士安得尽人通其学，不待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非译书不可矣。然即欲译书，非二十行省并兴不可，即二十行省尽兴而译之矣，译人有人矣，而吾岌岌安得此从容之岁月，然则法终不能变，而国终不能强也。康有为昧昧思之曰，天下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使明敏士人，习其文字，数月而通矣，于是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士新得之学举在是，吾数百万之吏士识字之人，皆可以讲求之。然后致之学校以教之，或崇之科举以励之，天下响风，文学辐凑，而才不可胜用矣。于是言矿学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迩者购铁舰枪炮筑营垒以万万计，而挫于区区之日本，公卿士夫，恐惧震动，几不成国。若夫一铁舰之费数百万矣，一克虏伯炮之微，费数万金矣，夫以数万金，可译书以开四万万人之智，以为百度之本。自强之谋而不为，而徒为购一二炮以为赍敌藉寇之资，其为智愚何如也！呜呼，日人之祸，吾自戊子上书言之，曲突徙薪，不达而归，欲结会以译日书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呜呼！使吾会成，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国也，然今不早图，又将为台湾之续矣。吾译书之会，不知何日成也。窃悯夫公卿忧国者，为力至易，取效至捷，而不知为之也。购求日本书至多，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汉志》之例，撮其精要，翦其无用，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启超既卒业，乃正告天下曰：译书之亟亟，南海先生言之既详矣。启超愿我农夫，考其农学书，精择试用，而肥我树艺；愿我工人，读制造美术书，而精其器用；愿我商贾，读商业学，而作新其货宝贸迁；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撢究以返观，发愤以改政，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读明治之维新书，借观于寇仇，而悚厉其新政，以保我万万里之疆域，纳任昧于太庙，以广鲁于天下。庶几南海先生之志，则启超愿鼓歌而道之，跪坐而进之，馨香而祝之。
《新学伪经考》序
南海先生演孔之书四，而《伪经考》先出世焉。问者曰：以先生之大道，而犹然与近世考据家争一日之短长，非所敢闻也。梁启超曰：不然，孔子之道堙昧久矣。孔子神圣与天地参，制作为百王法，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学，舍大同而言小康，舍微言而言大义，传之李斯，行教于秦，于是孔子之教一变；秦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君王矣。刘歆媚莽，赝为古文，摭渎乱之野文，雠口说之精义，指《春秋》为记事之史，目大《易》为卜筮之书，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东汉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史官矣。唐宋以降，鉴兹破碎束阁六经，专宗《论语》，言理则剿贩佛老以为说，言学则束身自好，以为能经世之志。忽焉大道之失益远，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宋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迂儒矣。故小有智慧之士，以为孔子之义甚浅，其道甚隘。坐此异教来侵，辄见篡夺。魏唐佞佛，可为前车，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其事益悍，其几益危。先生以为孔教之不立，由于孔学之不明，锄去非种，嘉谷必茂，荡涤氛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至于荀学之偏，宋学之浅，但明于大道，则支流余裔，皆入范围，非吾党之寇仇，固无取于好辩。启超闻《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尝试论之，秦以前据乱世也，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升平世也，孔教行于神州。自此以往，其将为太平世乎？《中庸》述圣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孔教之遍于大地，圣人其知之矣。由斯以谈，则先生之为此书，其非与考据家争短长，宁待辩耶？演孔四书，启超所见者，曰《大义述》，曰《微言考》，并此而三。又闻之孔子作《易》、《春秋》，皆首著以元统天之义，所谓智周万物，天且弗违。呜呼！则非启超之愚所能及矣。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五年，六月朔，弟子新会梁启超。
重印郑所南《心史》序
启超欲求郑所南先生《心史》，养养然梦寐以之者十余年。乙巳四月，客有自署无冰者，以家藏本见赠。穷日夜之力读之，每尽一篇，腔血辄腾跃一度。既卒业，隐几瞢腾，睡则呓诵“誓以匹夫纾国难，艰于乱世取人才。屡曾算至难谋处，裂破肺肝天地哀”之句，咿嘤作小儿啜泣声，同舍生眙之，谓其病也。呜呼！启超读古人诗文辞多矣，未尝有振荡余心若此书之甚者。先生自跋曰：吾不知此书纸耶字耶，语耶法耶，誓耶诚耶，人耶鬼耶，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但启超读之，则如见先生披垢腻衣，手八尺藤杖，凛凛然临于吾前，滔滔然若悬河以诏我以所谓一是之大义者。呜呼！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先生所抱主义，至单极简；全书殆数万言，所陈说唯一义，反之复之，络之绎之，而不见其有一词之费。《诗》曰：“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荀卿释之曰，故君子结于一也。
先生之谓矣！今之少年，其貌为先生之容者盖比比，吾不敢谓其皆无先生之志。虽然，学先生者必于其本。本原一谬，其去千里。吾观先生性情之厚，其独得于天者，或非人人所能几，至其坚苦刻厉，力学自得之处，曷尝不谆谆然，示后辈以周行而俾之率由。一言蔽之，亦曰诚而已矣。今之少年，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或且迁怒以及孔子。然日本四十年前维新之业，彼中人士，推论自出，皆曰食儒教之赐无异辞。吾读所南先生之书，而叹儒教之精神，可以起国家之衰而建置之者，盖在是矣，盖在是矣！夫先生盖舍儒教外，他无所学者也。先生之人格，求诸我国数千年先民中，罕与相类。惟日本之吉田松阴绝肖之：其行谊之高洁肖；其气象之俊伟肖；其主义之单纯肖；其自信之坚确肖；其实行其所持之主义，百折而气不挫也肖；其根本于道心道力，予天下后世以共见也肖。呜呼！海西海东数百年间，两人而已，两人而已。顾以一松阴能开今后之日本，而先生乃赍志没，仅以区区之《心史》贻子孙，此盖所处之时势难易不同。而日本则一松阴唱之，十百千万松阴和之，而所南并世无一所南。岂惟并世，即距今六七百年，而所谓区区之《心史》，犹若隐若见于人间世，而举国中，知有先生者，尚不可多得，微论崇拜也。先生固言之矣，曰：“国之所与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观人国家者，惟观人心何如尔。此固儒者寻常迂阔之论，然万万不逾此理。”又曰：“今之人，万其心，一于利，初若剞肝胆相授，熟窥于久实不然，坐空一世悉莫我与合。”又曰：“我始之待人为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则七六矣，又久之则五四三二矣，又久之至于一亦无所取者有之。”呜呼！人心败坏一至此极，欲国之不亡，岂有幸也？呜呼《心史》！呜呼《心史》！书万卷，读万遍，超度全国人心，以入于光明俊伟之域，乃所以授拯数千年国脉，以出于层云霿雾之中，先生有灵，尚呵护之。乙巳四月，后学梁启超校竟记。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荀卿亦有言，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而严师畏友，又非可亟得之于末世，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灵典册，得片言单义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夹辅，自营养，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而终身诵焉也。抑先圣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书六经亦盖备矣。然义丰词约，往往非末学所骤能领会，且亦童而习焉，或以为陈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诸贤阐扬辅导之言，益汗牛充栋，然其义大率偏于收敛，而贫于发扬。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以告无罪也明矣。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而后能磨练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所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非有所程式而养之于素，其孰能致者。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而文正以朴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
《适可斋记言》、《记行》序
中国之为人弱，其效极于今日，而其根伏于数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国武备不修，见弱之道一，文学不兴，见弱之道百。西人之始来也，非必欲得地也，灭国也，通商而已。通商万国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国之利十，未或以为害也。害恶在？中国人士处暗室，坐眢井，懵不知外事，又疲散苶耎，苟欲弥一日之患，而狃于千岁之毒，彼族察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胁。而我之遇彼也，如丛神与弈秋博，无著不谬，无子不死，一误再误，以讫于今。呜呼，不可谓国有人矣！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顾乡处寡学，因 驾南翔，求所谓豪杰之士，周知四国者，所见所闻，其象鞮之流，往往学此为衣食计，无通识，无远志；或有宿学清流，锐意新学，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士，隔膜影响，如贫子说金，终无是处，盖帖然概于心者不过数人。顾闻马君眉叔将十年矣，称之者一，而谤之者百，殷殷愿见，弥有岁年。今秋海上忽获合并，共晨夕饫言论者十余日，然后霍然信中国之果有人也。世之谤君者勿论，其称君者，亦以为是尝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来可斗量也。吾有以窥君之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矩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原，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若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治天下若烛照而数计也。君书未获见，所见者二种：《适可斋记言》、《适可斋记行》，非君特撰之书也。然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宋殇之于孔父，知而不能用，春秋罪之，是或有天运焉，则更何惑乎谤君者之百其喙以吠声也。吾请进一言，愿君捐虑覃精为其所欲为者，成一家之言以诏天下。荀卿不云乎，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穷极必变，天之道矣。四万万之人宁冥冥以沦胥欤？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新会梁启超谨叙。
《近著第一辑》序
民国九年春，归自欧洲，重理旧业，除在清华、南开诸校担任功课，及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著述。已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教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编，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有半之精力，尽在是矣。本编殊芜杂不足齿录，过而存之，藉觇异时学力之进退云尔。上卷即《欧游心影录》之一部分，彼书既中辍，录其可存者分别标题凡八篇。中卷专为研究佛典之著作，内中有《中国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下卷研究国史及其他国学之著作及政治问题诸论文与夫无可归类者凡二十七篇，与三次所编讲演集无一从同焉。十一年双十节编定，启超记。
◇史部新序──【近人书话】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
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彝之论日益盛，而彝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则曰，是实《春秋》之义。乌乎！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粗粗，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彝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又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视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以变彝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今论者持升平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彝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诸夏也？且《春秋》之号彝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彝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彝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不明此义，则江汉之南，文王旧治之地，汧雍之间，西京宅都之所，以云中国，孰中于是？而楚秦之为彝狄，何以称焉，不宁惟是。昭十二年，“晋伐鲜虞”，晋也彝狄之；《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晋伐鲜虞何恶乎，晋而同彝狄也。”何注：伐同姓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成三年，“郑伐许”，郑也而狄之；《繁露·竹林篇》：“郑伐许何恶乎，郑而彝狄之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故大恶之。”桓十五年，“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邾娄等也而狄之；何注：桓公行恶而三人朝事之，故彝狄之。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卫也而狄之；《穀梁传》：“或者卫也。伐太子之使，贬而戎之也。”哀六年，“城邾娄葭”，鲁也而狄之。何注：城者取之也，邾娄未尝加非于鲁，鲁数围取邾娄邑，不知足有彝狄之行。夫晋、郑、邾、卫，中原之名国也。鲁者尤《春秋》所托焉，以明王法者也。而其为彝狄，又何以称焉？董子云：《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彝狄而与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彝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竹林篇》。大哉言乎！然则《春秋》之中国彝狄，本无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彝狄矣。其无彝狄之行者，虽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彝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彝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彝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何谓彝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彝狄。痛乎哉！《传》之言也，曰然则易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彝狄也。昭二十三年。然则吾方日兢兢焉求免于《春秋》，所谓彝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彝人，而安能攘人哉？是故以治天下治万世之义言之，则其不必攘也如彼，以治一国治一时之义言之，则其不能攘也如此，吾卒不知攘彝之言，果何取也。徐君君勉既学于南海，治《春秋》经世之义，乃著《中国彝狄辨》三卷，一曰中国而彝狄之，二曰彝狄而中国之，三曰中国彝狄。进退微旨，于以犁千年之谬论，抉大同之微言。后之读者，深知其意，则哓哓自大之空言，或可以少息也；中国之彝患，或可以少衰也；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旦暮遇之也。虽然，以孔子之圣，犹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然则世之以是书罪徐君而因以罪余者，又不知凡几矣。
《中国地理沿革图》序
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观念不确定，譬诸筑室而拔其础也。郑夹漈病之，故以图谱厕二十略之一，刻意缔构，惜未睹其成。清儒治朴学，颇肆力及此。若德清胡氏之于《禹贡》，番禺陈氏之于西域，皆以图附考，斐然可观；然所治者廑部分而已。晚清宜都杨氏，始有《历代地理沿革图》之作，上下古今，断代设治，洵吾学界一盛业也。惜纯用旧法，山脉河流，不便追寻；又割叶装订，极难检阅，其位置考证错舛之处亦复不少。夫作始本难，而技术复为时代所限，不足为昔人病也。独惜杨氏以后，迄无继起，斯真士大夫之羞也已。滕县苏子，以其极缜密之学力，极秾郁之兴味，极忠实强毅之责任心，竭十年之力，累易其稿，制成斯图。夹漈、宜都有知，可以瞑矣。抑吾更欲有所要于苏子者，图与表之相依若辅车也。清代官私著述之地理沿革表虽数家，然各有阙失，俱不便检阅。以苏子之学力，傥能踵斯图之后，更用今代体例，著一极浩博、极翔实之地理辞典，则所以饷遗吾侪者云胡可量？苏子如有志也，则吾更愿有所贡于苏子。吾恨迄今未识苏子，吾乐贽此序以友苏子。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梁启超。
《西疆建置沿革考》序
往者坎巨堤一役，举帕米尔千余里之地，拱手让之俄人，论者追原其故，窃咎吾国士夫，暗于西北地理，故外交之间，失败至此，至今以为恨。予尝叹西疆地辽远，环天山南北，广轮三万余里，东扼长城，北控蒙古，南连卫藏，西阻葱岭，屏蔽秦陇燕晋，若巨防然。缘边之地，壤接英俄，犬牙相临错，人民羠羯杂处，语言谣俗，与中土殊绝。英俄二国，复争惎其间，控驭一失当，则不幸往往有事。有清同光之际，界约屡订，藩篱渐撤，朝野动色，始以西陲为忧。于是建行省，设郡县，盖与内地侔矣。而二三学士，亦稍稍稽志乘，刺取其因革利病，各自为书，备谋国者采择。然大抵耳食旧闻，不能会其通，读者欲一观诸要难。盖自马迁、班固以来，纪大宛，传西域，率得之译史传闻；而佛国西域诸记，又每参以梵语，故一史所收，纪传互异，诸书错见，称谓不同，疏漏抵牾，亦势然也。余友徐子，前清之季，尝辟佐新疆大府，簿书余暇，辄钩考史传，旁及佛藏说部，方言译语，靡不研贯，证以所闻见，岁久成《西疆建置沿革考》一书。举凡域望之齵差，道里之远近，种姓之区分，郡邑之改并，与夫户口息耗，食货盛衰，民俗纯驳之不齐，皆衡论折衷，详其得失穷变之由，备著于篇，令当世得览，可谓体大思精者矣。徐子负奇才，意气不可一世。当居西疆时，驰匹马，绝大漠，所至察其山川形势，慨然有筹边之志。其所规画甚众，不得竟其用，而仅以书著也。惜哉惜哉！读是书者，毋徒震于其考据之精详，而深原所以著书之意，此则能知徐子者尔。
《清代通史》序
昔读《亨林集·书潘吴二子事》之篇，窃叹力田、赤溟两先生，弱龄树志，抗迹迁固，奋然以私家之力，负荷国史，虽横撄文网，业弗克竟。然其所草创，能使一代大师如顾宁人者，推挹咏叹，何其卓跞而闳远也。清社之屋忽十二年，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纪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世传，日月逾迈，以守缺钩沉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亦既数数发愤思以自任，而学殖谫浅又多所惊，而志虑不专壹，荏苒鲜就，弥用增怍。顾尝端居私祝，谓后起俊彦中，如力田、赤溟其人者，何遽绝于天壤，盖有之也我未见之耳。吾友蒋百里手一编见视，则萧子一山之《清代通史》，为卷三，为篇十六。已写定者仅上卷三分之二，为篇四，为文三十余万言。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近世史学日益光大，若何而始谓之史，若何致力而可以得良史？此不乏能言之者。虽其原史之言，各有流别，或且相非；其所欲操之术，亦不一致，其孰为最餍心而切理者且勿论，然而实行其所信以之泐定一史，使吾人之理想得有所丽以商榷于世者，何其寥寥也。岂非阐理则易为言，责事则难为力。夫史之为物，兼天下之至赜与天下之至动，所取材者既患其寡，复患其多，既不容骋丝豪理想于事实以外，又非可平胪事实于纸上，如抄胥云耳。于其至赜者勤而搜之，勿使漏；精而核之，勿使舛。无漏无舛矣，更求所以入吾范，勿使乱。于其至动者观其相生，观其相消，观其相荡；盬其主，絜其从，擿其伏，究其极。凡此举非冥索所能有功也。日日与此至赜至动之事实作缘，心力常注于其中，而眼光常超于其外。嘻！非志毅而力勤，心果而才敏者，其孰能与于斯？萧子之学，未见其止，但以所睹本书四篇论，其所述者为明清嬗代之枢机，为欧亚接触之端绪，为迹至棼而不易理，为几至微而不易析，读斯书何其乙乙而抽，渊渊而入，若视庵摩罗于掌上，而嚼谏果于回甘也。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矣。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视萧子何如？世有顾亭林，其必能衡而鉴之。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梁启超序于京师北海之松坡图书馆。
《地名韵语》序
地志之书，滥觞盖古。《周官·职方》，《汉书·地理》，纪载自昔，源流斯衍，类简而勿漏，详而易举。尔后著录日夥，搜集愈博，风土之记，汗及万牛；郡县之志，溢于五车。斯有资于肆索，顾不适于记诵。庆笙先生愍其若兹，刺取地名，系以韵语，爱自帝京，讫于黔滇，撮彼行省，都为一帙。韩君云台，续有补纂，根本旧区，辟置新土，以及都会所在，道里远近，罔不条分缕析，丝连绳贯，斯可谓行地之捷蹊，童拾之遐轨。昔荷池椠本，有道里经纬之表，申耆著述，有地理韵编之释，久已胫走宇内，服膺艺林。斯编之作，未或让之。若因是以求夫沿革之迹，险要之区，人民风俗之大，耆旧物产之碎，纲举目张，星罗棋布，必有事半于曩而功倍于昔者。然则是书又岂徒供蒙求之用，获咫闻之益也乎？
《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
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去今未远。而谱传存世者，殊不足以餍吾侪望。集中所附年谱，诸本虽有异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编次为旧本。卓吾之杂驳诞诡，天下共见，故谱中神话盈幅，尊先生而适以诬之。若乃事为之荦荦大者，则泰半以为粗迹，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学案》千古绝作，其书固以发明王学为职志，然详于言论，略于行事。其王门著籍弟子搜采虽勤，湮没者亦且不少。余姚邵念鲁廷采尝作《阳明王子传》、《王门弟子传》，号称博洽，顾未得见，不识视梨洲何如？且不知其书今尚存焉否也？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醇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因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铁山斯传，网罗至博，而别裁至严，其最难能者于赣闽治盗，及宸濠思田诸役，情节至繁赜纷乱者，一一钩稽爬梳而行以极廉锐极飞荡之文，使读者如与先生相对，■然见大儒之精义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传，则掇拾丛残于佚集方志，用力之艰，什伯梨洲，而发潜之效过之。盖二书成而姚江坠绪复续于今日矣。抑吾尤有望于铁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谱》，以谓欲治朱学，此其梯航，彼盖于言论及行事两致重焉。铁山斯传正史中传体也，不得不务谨严，于先生之问学与年俱进者，虽见其概，而未之尽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谱，以论学语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岁月有可考者，皆从而次之，得彼与斯传并行，则诵法姚江者，执卷以求，如历阶而升也。铁山傥有意乎？民国十二年三月新会梁启超。
《义乌吴氏家谱》序
谱牒之学，起于周汉，而极盛于南北朝。夫南北朝所以独尊谱牒者何耶？自永嘉之乱，河洛沦为■腥，胡羯鲜卑氐羌诸裔，交错于中国，其后乃至如元魏之九十六族，咸减字译音以冒汉姓。于是神明遗胄，如范阳之卢、博陵之崔等，不能不各溯其祖之所自出，以自翘异，以示其子孙。故北朝谱牒之重，良有其不得已者存也。大江以南，虽自汉以来，次第置郡国；然土著之民，半属夷越，晋元渡江，中原衣冠阀阅，相从南徙，王谢郗庾之伦，惧播迁之后，数典忘祖。于是系固有之郡望，著其世次，使永不忘其所自来，此南朝谱牒之重，又良有其不得已者存也。或者曰：门阀之见，增憍慢，奖褊心，非所以善群。斯固然也。虽然，人性固恒恃其所观感激劝，而日以向上，为人子孙者，食旧德，诵先芬，知吾祖若宗所以立身砥行，效忠于国而光大其家者为何如，则往往悚惕鼓舞，求所以自建树，不坠其绪。《诗》不云乎，“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又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人人如是，则不肖者惧，而善者劝矣。若是乎谱牒之可以翊助世教，如此其重也。《隋书·经籍志》著录之诸谱，今无一存矣。然而故家名族，相传家乘，未经陈农之采，未入刘向之校，而体例谨严，纪载详备者，尚往往而有，谈国故者宝焉。延陵吴氏之谱，据于志宁序，谓创修者，实为东汉灈阳侯如胜。其信否虽不敢知，然以《隋志》所载，褚氏、江氏、庾氏、裴氏、虞氏、曹氏、明氏之家传家记世录等，其撰人多出魏晋之际。然则吴谱传自汉末，其事盖非不可能。又据明弘治桂钺之序，则覙述旧谱自灈阳侯以下世次，一无所紊，其佚名者则阙其名而但著其代，其支派之迁徙，皆朗然如列眉，非代有所受之，而能如是耶？吴氏自泰伯以来，以北人而首殖民于南服，姬宗受封命氏者数十，及周之衰，则零落殆尽，而吴乃绵历数千岁，至今为名宗。大江以南，血统之纯，世泽之远，未有能与吴氏抗颜行者。义乌之吴，吴氏支派之一耳。然其谱，自明洪武、弘治、万历，清顺治、雍正、乾隆、道光、光绪，未有经五十年不修者。其第十三修之本，成于光绪十年，距今亦仅四十一年耳。其族之长老，又复有十四修之举，其敬宗收族，继继绳绳之盛业，抑何其远耶！昔泰伯季札，以礼让仪型天下，实为吾中华民族道德之源泉，国之能与天地久长者恃此。今也承浇末之敝，贵争贱让，谬种流传，神明之胤，其不沦胥以亡者如发。吴氏子孙，其有能阐扬世德，以风天下者耶？此又非独一人一姓之事云尔。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新会梁启超拜撰。
《龙游县志》序
昔章实斋以旷代史才，不获藉手述作国史，乃出其绪余以理方志；方志托体之尊，自章氏始也。章氏论方志善矣！其所撰纂，自《和》、《毫》、《永清》诸州县志，以迄《湖北省志》，皆卓然自成一家言，且所业与年俱进。虽然，尚有未能尽慊人意者：专注重作史别裁，而于史料之搜辑用力较鲜，一也；嫉视当时考证之学，务与戴东原立异，坐是关于沿革事项率多疏略，二也；其所自创之义例，虽泰半精思独辟，然亦间有为旧史观念所束缚，或时讳所牵掣，不能自贯彻其主张者，三也。夫以章氏于斯学为大辂椎轮，势固未能立造极诣，且以羁栖幕府之身，所叙述者非所夙习，凭官力以采资料，既常不获如意，而咻而吠之者复日集其旁，则所就者不能如所期，亦宜然耳。独怪章氏晓音瘏口，弘阐斯学于今既百有余年，后之作者，匪直不闻有所光大损益，并踵其成规深知其意者且不一睹焉。士之识锢而志偷，不能有所负荷也非一日矣。吾友龙游余越园耻之，虽任国立法政大学教授，校课繁忙，犹矻矻述作，以四年之功，成其县志四十二卷。为纪者一，曰通纪，得卷凡一。为考者五，曰地理，曰氏族，曰建置，曰食货，曰艺文，得卷凡六。为表者三，曰都图，曰职官，曰选举，得卷凡八。为传者二，曰人物，曰列女，得卷凡四。为略者三，曰宦绩，曰节妇，曰烈女，得卷凡二有半。为别录者二，曰人物，曰列女，得卷凡一有半。右二十三卷，是为正志。丛载一卷，掌故八卷，文征八卷，是为附志。都四十卷。卷首曰叙例，则自述其治斯学所心得，泐为一家言以诏来许，是为前录。卷末曰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则马班序传之遗恉也，是为后录。越园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惟所铸焉。其为文也，选辞尔雅而不诡涩，述事绵密而不枝蔓，陈义廉劲而不噍杀。凡此，善读越园书者，当能自得之，无取吾喋喋也。吾所欲言者，越园此书在方志学中其地位何如。越园之学，得诸章实斋者独多，固也；然以此书与实斋诸志较，其史识与史才突过之者盖不鲜。掌故、文征两部实斋特创，越园因之；然实斋之《永清志》掌故部分，题曰《政书》，杂厕书中紊其伦脊，其《湖北志》，则与正志并列为三书，未免跻附庸于宗国。越园别为附志，以隶于正志，主从秩然，其长一也。实斋著书义例，皆散见各篇叙传中，征引驳诘，动辄万言，其为后学开拓心胸，增益神智者，功诚不在禹下。虽然，此乃述学非作史也。故《和》、《亳》诸志之文，可移诸《永清》，《永清》之文，可移诸《湖北》，掎摭者讥其芜累，又何以自解？由此言之，谓实斋为杰出之史学批评家则可，谓所著述遂为良史盖未可。越园述学之恉，具见叙例。其正志，则以胸中绳墨自检束，而不杂置绳墨于壁牖间，以汩其构造之美，寓文理密察于洁净精微中，其长二也。实斋以鄙薄考证之故，所作诸志，惟凭固有资料，用自己独创之史裁，加以新组织，其资料有阙漏者，罕予搜补。越园之书，如《氏族考》，调集数百家谱牒，经极详慎之去取别择，而得其经纬脉络。其《清代职官表》，康熙后既无所凭借，乃搜断片于文集笔记诗歌质剂或祠壁井阑中，天吴紫凤缕错织文，常人所不注意者，字字皆呕心血铸成，其余他篇类此者尚夥，征引之书，不下四五百种，实为搜集史料辨证史料之最好模范，其长三也。实斋诸志皆有前志列传，谓所以辨祖述之渊源，用意良美，乃其《永清志》，于旧志之文删削殆尽，间采数十条，则以为驳斥之资而已。夫旧志泰半芜秽，见蔑固宜，然一切拉杂摧烧，则新著又安所据？越园以平恕之心，衡量前人，既不盲从，亦不轻僈，旧志舛者订之，可存者采之，一经甄冶，转成璆琳，其长四也。实斋知纪传相经纬之义，且极言宜采其意以用诸方志，乃其所作诸志，除《鄂志》之《皇朝编年纪》已佚外，余则仅有《皇言恩泽》等纪，纯属部分的官样文章，不足为全书纲领条贯，则作纪之志荒矣。越园通纪之作，综一县二千年间大事，若挈裘振领，为考表传略之尺度，俾得所丽，其长五也。实斋知族属谱牒之要，乃其《永清志·士族表》，专取科第之家，所载繁而不杀，一般民庶。概付阙如，其《和志》之氏族，《鄂志》之族望等表，今已散佚，计体例亦正相类，盖为《唐书·宰相世系表》之成法所束缚，不克自广。越园之《氏族考》，根据私谱，熟察其移徙变迁消长之迹，而推求其影响于文化之优劣，人才之盛衰，风俗之良窳，生计之荣悴者何如，其义例为千古创体，前无所承。其功用则抉社会学之秘奥，于世运之升降隆污，直探本原，其长六也。旧志艺文，猥芜特甚，实斋以正史艺文经籍志例绳之，厘正其名实，厥议伟矣。其所著关于此门者，《鄂志》已佚，《永清志》缺焉，独于《和州志》见其梗概，其大蔽则在执向歆《录》、《略》之旧，以强驭后世著作之分类，龂龂于校雠义法，而于作者年代，本书内容，反罕措意焉。越园之《艺文考略》，仿朱氏《经义考》例，详录其序例解题，或自作提要，间加考证，令读者得审原书价值，以年代为次，一展卷而可见文学盛衰之大凡，其长七也。实斋之《鄂志·食货考》，今所存者仅一篇，诚不愧为一代杰作，惜全豹未睹焉。若其《永清志》，则此等极重要之民生事项，悉以入政书之户科，与其他官书之陈腐条文相杂，芜累实甚。越园兹考，以户口田赋水利仓储物产及物价为次，什九皆凭实地采访，加以疏证；其必须参考官书格式者，则入诸附志之掌故，以期体裁峻洁，读者不迷，其长八也。实斋之重表也至矣。顾其所作诸志，于地理部分有图有考而无表。越园创立都图表，道里远近，居民疏密，旁行斜上，一目了然，兼以与氏族考互证，其长九也。名宦与人物异撰，宜专纪宦绩，实斋言之备矣，然宦绩扬善隐恶，犹沿旧志成见。越园采康对山《武功志》之意，美恶并书，非但以存直道，亦将以儆官邪，俾图治者得所鉴焉，其长十也。越园书既成，使启超为之序，启超为校课所煎迫，日不暇给，仅得略事翻读，殊不足以窥其美富。顾吾常以为实斋以前无方志，故举凡旧志，皆不足与越园书较。以越园书较实斋书，其所进则既若是矣，无实斋则不能有越园，吾信之，越园宜亦伏焉。然有实斋不可无越园，吾信之，实斋有知，当亦颔首于地下也。夫方志之学，非小道也。吾侪诚欲自善其群以立于大地，则吾群夙昔遗传之质性何若？现在所演进之实况何若？环境所熏习所驱引之方向何若？非纤悉周备，真知灼见，无以施对治焉。舍历史而言治理，其言虽辩无当也。中国之大，各区域遗传实况，环境之相差别盖甚赜，必先从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后可以观其全。不此之务，漫然摭拾一姓兴亡之迹，或一都市偶发之变态，而曰吾既学史矣，吾已知今之中国作何状，此又与于不知之甚也。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今者士之偷日以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与夫好行小慧，言不及义之流，既不足责，上焉者稗贩异域学说，不问其与国情相去若何道里，贸然欲见诸施行，或则墨守古训，不恤时俗变迁，以责无实之效，操术虽异，其为游谈则一而已。诚能一县中有如越园者一人，孳孳焉为其县泐一信史，以待国之良史受成焉以为言治理者之资，国其庶有豸也。夫越园之史才，固非可以责望于人人，虽然其书成规具在焉。创者难为功，因者易为力，但能如越园之勤求与其征实，虽无其才，亦安在不能为其书也。呜呼！其毋使《龙游县志》为我国方志学中独传之作也。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梁启超序于清华学校北院赁庐。
◇诗文叙意──【近人书话】
《曾刚父诗集》序
刚父之诗凡三变。早年近体宗玉谿，古体宗大谢，峻洁遒丽，芳馨悱恻，时作幽咽凄断之声，使读者醰醰如醉。中年以降，取径宛陵，摩垒后山斫雕为朴，能皱能折能瘦能涩，然而腴思中含，劲气潜注，异乎貌袭江西，以狞态向人者矣。及其晚岁，直凑渊微，妙契自然，神与境会，所得往往入陶柳圣处。生平于诗不苟作，作必备极锤炼，炼辞之功什二三，炼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于无复可洗伐，而犹若未餍。所存者则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千金也。故为诗数十年，而手自写定者仅此。孟子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善读刚父诗者，盖可以想其为人。抑得其为人，然后其所以为诗者乃益可见也。刚父与物无竞，而律己最严，自出处大节，乃至一话一言之细，靡不以先民为之法程，从不肯借口于俗人所即安者，降格焉以自恕。其于事有所不为也，于其所当为者，及所可为者，则为之不厌，且常精力弥满以赴之，以求其事之止于至善。不屑不洁，其天性也，顾未尝立崖岸焉以翘异于众，而世俗之秽累，自不足以入之。其择友至严峻，非心所期许者弗与亲也。其所亲者，则挚爱久敬，如其处父母昆弟之间者然，壹以真性情相见。当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贰，历二纪余，综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办。盖在清之季，谙悉食货掌故，能究极其利病症结也，舍刚父无第二人。及清鼎潜移，则于逊位诏书未下之前一日，毅然致其仕而去，盖稍一濡滞忽已处于致无可致之地，烛先机以自洁，如彼其明决也。鼎革之际，神奸张彀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刚父，则百计思所以縻之，刚父不恶而严，巽词自免，而凛然示之以不可辱。自刚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俭蓄者周恤姻族，急朋友之难，故去官则无复余财以自活。刚父泊然安之，斥卖其所藏图籍书画陶瓦之属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饱，而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呜呼！刚父之所蕴蓄以发而为诗者，其本原略如此。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喻此志也，可以读刚父之诗矣。刚父长余六岁，其举乡试，于余为同年，余计偕京师，日与刚父游，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馆共住，每瀹茗谭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胜，谓此乐非褦襶子所能晓也。甲午丧师后，各忧伤憔悴，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既而余南归，刚父送以诗，曰：“前路残春亦可惜，柳条藤蔓有啼莺。”又曰：“他年独自亲调马，愁见山花故故红。”念乱伤离，恻然若不能为怀也。余亡命十余年而归，归后屡值世难，不数数相见。刚父虽谢客，顾以余为未汩于世俗也，视之日益亲。去岁六月刚父六十生日，余造焉，甫就坐，则出一卷相属，曰手所写诗，子为我定之。余新病初起，疗于海滨，将以归后卒读而有所论列。归则刚父病已深，不复能相谭笑矣。刚父既没，余与叶玉虎暨二三故旧襄治其丧。玉虎曰，此一卷者，刚父精神寓焉，且手泽也，宜景印以传后，子宜为序。乃序如右。刚父讳习经，亦号蛰庵居士，潮之揭阳人，光绪己丑举人，庚寅进士，起家户部主事，历官至度支部左丞，卒时年六十。其卒后一年，岁在丁卯三月之望，新会梁启超序。
《秋蟪吟馆诗钞》序
昔元遗山有“诗到苏黄尽”之叹。诗果无尽乎？自三百篇而汉魏而唐而宋，涂径则既尽开，国土则既尽辟，生千岁后而欲自树壁垒于古人范围以外，譬犹居今世而思求荒原于五大部洲中，以别建国族，夫安可得。诗果有尽乎？人类之识想若有限域，则其所发宜有限域，世法之对境若一成不变，则其所受宜一成不变。而不然者，则文章千古，其运无涯，谓一切悉已函孕于古人，譬言今之新艺术新器可以无作，宁有是处？大抵文学之事，必经国家百数十年之平和发育，然后所积受者厚，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间。而所谓大家者，必其天才之绝特，其性情之笃挚，其学力之深博。斯无论已，又必其身世所遭值有以异于群众，甚且为人生所莫能堪之境。其振奇磊落之气，百无所寄泄，而壹以迸集于此一途；其身所经历，心所接构，复有无量之异象以为之资。以此为诗，而诗乃千古矣。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欧西之莎士比亚、戛狄尔，皆其人也。余尝怪前清一代，历康雍乾嘉百余岁之承平，蕴蓄深厚，中更滔天大难，波诡云谲，一治一乱，皆极有史之大观，宜于其间有文学界之健者，异军特起，以与一时之事功相辉映。然求诸当时之作者，未敢或许也。及读金亚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乃无涯畔。吾于诗所学至浅，岂敢妄有所论列。吾惟觉其格律无一不轨于古，而意境气象魄力，求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比诸远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呜呼！得此而清之诗史为不寥寂也已。集初为排印本，余校读既竟，辄以意有所删选。既复从令子仍珠假得先生手写稿帙，增如干首为今本，仍珠乃付精椠，以永其传。先生自序述其友束季苻之言，谓其诗他日必有知者。夫启超则何足以知先生，然以李杜万丈光焰，韩公犹有群儿多毁之叹，岂文章真价必易世而始章也！
噫嘻。乙卯十月新会梁启超。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一
晚清两大家诗是什么？一部是元和金亚匏先生的《秋蟪吟馆诗》，一部是嘉应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我认这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我认这两部诗集是中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这《诗钞》是我拿自己的眼光，将两部集里头最好的诗————最能代表两先生精神，而且可以为解放模范的，钞将下来。所钞约各占原书三分一的光景。
我为什么忽然编起这部书来呢？我想，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无论何时，总要积极提倡的，即使没有人提倡他，他也不会灭绝，不惟如此，你就想禁遏他，也禁遏不来，因为稍有点子的文化的国民，就有这种嗜好。文化越高，这种嗜好便越重。但是若没有人往高尚的一路提倡，他却会委靡堕落，变成社会上一种毒害。比方男女情爱，禁是禁不来的。本质原来又是极好的，但若不向高尚处提，结果可以流于丑秽。还有一义，文学是要常常变化更新的，因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就社会全体论，各个各个时代趣味不同，就一个人而论，趣味亦刻刻变化，任凭怎么好的食品，若是顿顿照样吃，自然讨厌，若是将剩下来的嚼了又嚼，那更一毫滋味都没有了。我因为文学上高尚和更新两种目的，所以要编这部书。
我又想，文学是无国界的。研究文学，自然不当限于本国，何况近代以来，欧洲文化，好像万流齐奔，万花齐茁，我们侥幸生在今日，正应该多预备“敬领谢”的帖子，将世界各派的文学尽量输入。就这点看来，研究外国文学，实在是比研究本国的趣味更大益处更多。但却有一层要计算到，怎么叫做输入外国文学呢？第一件，将人家的好著作，用本国语言文字译写出来。第二件，采了他的精神，来自己著作，造出本国的新文学。要想完成这两种职务，必须在本国文学上有相当的素养。因为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要善用这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术，要有精良的技术，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传达出来。所以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我因为在新旧文学过渡期内，想法教我们把向来公用的工具，操练纯熟，而且得有新式运用的方法，来改良我们的技术，所以要编这部书。
二
我要讲这两部诗的价值，请先将我向来对于诗学的意见，略略说明。
诗不过文学之一种，然确占极重要之位置，在中国尤甚。欧洲的诗，往往有很长的，一位大诗家，一生只做得十首八首，一首动辄数万言，我们中国却没有。有人说是中国诗家才力薄的证据，其实不然。中国有广义的诗，有狭义的诗，狭义的诗，“三百篇”和后来所谓“古近体”的便是。广义的诗，则凡有韵的皆是，所以赋亦称“古诗之流”，词亦称“诗余”。讲到广义的诗，那么从前的“骚”咧，“七”咧，“赋”咧，“谣”咧，“乐府”咧，后来的“词”咧，“曲本”咧，“山歌”咧，“弹词”咧，都应该纳入诗的范围。据此说来，我们古今所有的诗，短的短到十几个字，长的长到十几万字，也和欧人的诗没什差别，只因分科发达的结果，“诗”字成了个专名，和别的有韵之文相对待，把诗的范围弄窄了，后来做诗的人在这个专名底下，摹仿前人，造出一种自己束缚自己的东西，叫做什么“格律”，诗却成了苦人之具了。如今我们提倡诗学，第一件是要把“诗”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那么自然不受格律的束缚。为什么呢？凡讲格律的，诗有诗的格律，赋有赋的格律，词有词的格律；专就诗论，古体有古体的格律，近体有近体的格律，这都是从后起的专名产生出来。我们既知道赋呀词呀……呀都是诗，要作好诗，须把这些的精神都熔纳在里头，这还有什么格律好讲呢？只是独往独来，将自己的性情和所感触的对象，用极淋漓极微眇的笔力写将出来，这才算是真诗。这是我对于诗的头一种见解。
格律是可以不讲的，修辞和音节却要十分注意，因为诗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美的技术。若不从这两点着眼，便是把技术的作用，全然抹杀，虽有好意境，也不能发挥出价值来。所谓修辞者，并非堆砌古典僻字，或卖弄浮词艳藻，这等不过不会作诗的人，借来文饰他的浅薄处。试看古人名作，何一不是文从字顺，谢去雕凿，何尝有许多深文谜语来？虽然选字运句，一巧一拙，而文章价值，相去天渊。白香山诗，不是说“老妪能解”吗？天下古今的老妪，个个能解，天下古今的诗人，却没有几个能做，说是他的理想有特别高超处吗？其实并不见得。只是字句之间，说不出来的精严调协，令人读起来，自然得一种愉快的感受。古来大家名作，无不如是，这就是修辞的作用。所谓音节者，亦并非讲究“声病”，这种浮响，实在无足重轻，但“诗”之为物，本来是与“乐”相为体用，所以《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古代的好诗，没有一首不能唱的，那“不歌而诵”之赋，所以势力不能和诗争衡，就争这一点。后来乐有乐的发达，诗有诗的发达，诗乐不能合一，所以乐府咧，词咧，曲咧，层层继起，无非顺应人类好乐的天性。今日我们做诗，虽不必说一定要能够入乐，但最少也要抑扬抗坠，上口琅然。近来欧人，倡一种“无韵诗”，中国人也有学他的。旧诗里头，我只在刘继庄的《广阳杂记》见过一首，系一位和尚做的，很长，半有韵，半无韵。继庄说他是天地间奇文，我笨得很，却始终不能领会出他的好处。但我总以为音节是诗的第一要素。诗之所以能增人美感，全赖乎此。修辞和音节，就是技术方面两根大柱，想作名诗，是要实质方面和技术方面都下工夫。实质方面是什么，自然是意境和资料。若没有好意境好资料，算是实质亏空，任凭恁样好的技术，也是白用；若仅有好意境好资料，而词句冗拙，音节饾饤，自己意思，达得不如法，别人读了，不能感动，岂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连实质也糟蹋了吗？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二种见解。
因这种见解，我要顺带着评一评白话诗问题。我并不反对白话诗，我当十七年前，在《新民丛报》上做的《诗话》，因为批评招子庸《粤讴》，也曾很说白话诗应该提倡。其实白话诗在中国并不算什么稀奇，自寒山、拾得以后，邵尧夫《击壤集》全部皆是，《王荆公集》中也不少。这还是狭义的诗，若连广义的诗算起来，那么周清真、柳屯田的词，什有九是全首白话。
元明人曲本，虽然文白参半，还是白多，最有名的《琵琶记》，佳处都是白话。在我们文学史上，白话诗的成绩，不是已经粲然可观吗？那些老先生忽然把他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这是大众承认，不必申说了。就技术方面论，却很要费一番比较研究，我不敢说白话诗永远不能应用最精良的技术，但恐怕要等到国语经几番改良蜕变以后，若专从现行通俗语底下讨生活，其实有点不够。第一，凡文以词约义丰为美妙，总算得一个原则。拿白话和文言比较，无论在文在诗，白话总比文言冗长三分之一。因为名词动词，文言只用一个字的，白话非用两个字不能成话，其他转词助词等，白话也格外用得多。试举一个例，杜工部《石壕吏》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译出白话来是：“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我这两句还算译得对吗？不过原文十字变成十七字了。所以讲到修洁两个字，白话实在比文言加倍困难。第二，美文贵含蓄，这原则也该大家公认。所谓含蓄者，自然非廋词谜语之谓，乃是言中有意，一种匣剑帷灯之妙，耐人寻味。这种技术，精于白话的人，固然也会用，但比文言总较困难。试拿宋代几位大家的词一看，同是一人，同写一样情节，白话的总比文言的浅露寡味，可见白话本身，实容易陷入一览无余的毛病。（“容易”二字注意，并不是说一定）更举一个切例，本书中黄公度的《今别离》四首，大众都认他是很有价值的创作，试把他翻成白话，或取他的意境自做四首白话，不惟冗长了许多，而且一定索然无味。白话诗含蓄之难，可以类推。第三，字不够用，这是做“纯白话体”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桩事。因为我们向来语文分离，士大夫不注意到说话的进化，“话”的方面，却是绝无学问的多数人，占了势力，凡传达稍高深思想的字，多半用不着。所以有许多字，文言里虽甚通行，白话里却成僵弃。我们若用纯白话体做说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词不够。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义浅薄，而且不正确。若做英文，更添上形容词动词不够的苦痛。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生晚烟”，李太白的“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这种绝妙的形容词，我们话里头就没有方法找得出来。杜工部的“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深省”两个字，白话要用几个字呢，字多也罢了，意味却还是不对。这不过随手举一两个例，若细按下去，其实触目皆是。所以我觉得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三段，都是从修辞的技术上比较研究。第四，还有音节上的技术。我不敢说白话诗不能有好音节，因为音乐节奏，本发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谣，亦往往琅琅可听，何况文学家刻意去做，哪里有做不到的事？现在要研究的，还是难易问题。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两宋的大词家，大半都懂音乐，他们所创的调，都是拿乐器按拍出来，我们依着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韵味双美，我们自创新音，何尝不能？可惜我们不懂音乐，只成个“有志未逮”，而纯白话体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妨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哪里得好音节来？我常说，“做白话文有个秘诀”，是“的么了哩”越少用越好，就和文言的“之乎者也”，可省则省，同一个原理。现在报章上一般的白话文，若叫我点窜，最少也把他的“的么了哩”删去一半。我们看《镜花缘》上君子国的人掉书包，满嘴“之乎者也”，谁不觉得头巾俗气，可厌可笑。如今做白话文的人，却是“新之乎者也”不离口，还不是一种变相的头巾气？做文尚且不可，何况拿来入诗？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
以上所说，是专就技术上研究白话诗难工易工的问题，并不是说白话诗没有价值。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智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现在有人努力去探辟这殖民地，自然是极好的事，但绝对的排斥文言，结果变成奖励俗调，相习于粗糙浅薄，把文学的品格低下了，不可不虑及。其实文言白话，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再高尚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就是在律诗里头，“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情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那最高超雄浑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若说是定要满纸“的么了哩”，定要将《石壕吏》三四两句改作“有一位老头子爬墙头跑了，一位老婆子出门口张望张望”，才算白话，老实说，我就不敢承教。若说我刚才所举出的那几联都算得白话，那么白话、文言，毕竟还有什么根本差别呢？老实讲一句，我们的白话、文言，本来就没有根本差别，最要紧的，不过语助词有些变迁或是单字不便上口，改为复字。例如文言的“之”、“者”，白话变为“的”；文言的“矣”，白话变为“了”；文言的“乎”、“哉”，白话变为“么”、“吗”；文言单用“因”字“为”字，白话总要“因为”两字连用；文言“故”字“所以”字随便用，白话专用“所以”。“的”“了”“么”“吗”，固然是人人共晓，“之”“者”“矣”“乎”“哉”，何尝不也是人人共晓？《论语》只用“斯”字，不用“此”字，后人作文，若说定要把“此”改作“斯”才算古雅，固然可笑，若说“斯”字必不许用，又安有此理？“能饮一杯无”，古文应作，“能饮一杯乎”，白话应作“能饮一杯么”，其实“乎”“无”“么”三字原只是一字，不过口意微变，演成三体，用“乎”用“无”用“么”，尽听人绝对的自由选择，读者一样的尽人能解。近来有人将文言比欧洲的希腊文、拉丁文，将改用白话体比欧洲近世各国之创造国语文学，这话实在是夸张太甚，违反真相。希腊拉丁语和现在的英法德语，语法截然不同，字体亦异，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国人治佛学的，若使必要诵习梵文，且著作都用梵文写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国通行文字写他不可。中国文言白话的差别，只能拿现在英国通俗文，和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古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绝不能拿现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腊、拉丁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现代英国人，排斥希腊、拉丁，是应该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亚集》，不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因为现代英文和《莎士比亚集》并没有根本不同，绝不能完全脱离了他，创成独立的一文体。我中国白话之与文言，正是此类。何况文字不过一种工具，他最要紧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传达出来。第二，是要令对面的人读下去能确实了解。就第二点论，读“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这两句话能够了解的人，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两句话，亦自会了解。质言之，读《水浒传》、《红楼梦》能完全了解字句的人，读《论语》、《孟子》也差不多都了解。
《论语》、《孟子》一字不解的，便《水浒》、《红楼》亦哪里读得下去————这专就普通字句论。若书中的深意，自然是四种书各各都有难解处。又字句中仍有须特别注释的，四种书都有，————就第一点论，却是文言白话，各有各的特长。例如描写社会实状，委曲详尽，以及情感上曲折微妙传神之笔，白话最擅长，条约法律等条文，非文言不能简明正确；普通说理叙事之文，两者皆可，全视作者运用娴熟与否为工拙。我这段话自问总算极为持平，所以我觉得文言白话之争，实在不成问题。一两年来，大家提倡白话，我是极高兴。高兴什么？因为文学界得一种解放。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别造出一种束缚了，标榜白话文的格律义法，还不是“桐城派第二”？这总由脱不了二千年来所谓“表章什么，罢黜什么”的劣根性，我们今日最宜切戒。依我的主张，是应采绝对自由主义，除了用艰僻古字，填砌陈腐典故，以及古文家缛笔肤语，应该排斥外，只要是朴实说理，恳切写情，无论白话文言，都可尊尚，任凭作者平日所练习以及一时兴会所到，无所不可。甚至一篇里头，白话文言，错杂并用，只要调和得好，也不失为名文。这是我对于文学上一般的意见。
专就讨论，第一，押险韵，用僻字，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语，变成“点鬼簿”，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三，美人芳草，托兴深微，原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应推尚，但是一般诗家陈陈相袭，变成极无聊的谜语，也是要相对排斥的。第四，律诗有篇幅的限制，有声病的限制，束缚太严，不便于自由发掳性灵，也是该相对的排斥。然则将来新诗的体裁该怎么样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选择。第二，骚体、赋体、词体、曲体，都拿来入诗。在长篇里头，只要调和得好，各体并用也不妨。第三，选词以最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第四，纯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练，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第五，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至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口音谐协为主。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白话体自然可用，但有两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凡字面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达意者，不必定换俚字俗语。若有意如此，便与旧派之好换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属一种习气，徒令文字冗长惹厌。第二，语助辞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伤气，便像文言诗满纸“之乎者也”，还成个什么诗呢？若承认这两个条件，那么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诗派。我对于白话诗的意见大略如此。
因为研究诗的技术方面，涉及目前一个切要问题，话未免太多了，如今要转向实质方面。我们中国诗家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厌世气味太重。我的朋友蒋百里曾有一段话，说道：“中国的哲学，北派占优势，可是文学的势力，实在是南派较强。南派的祖宗，就是那怀石沉江的屈子。他的一个厌世观，打动了多少人心，所以贾长沙的哭，李太白的醉，做了文人一种模范。到后来末流，文人自命清高，对于人生实在生活，成一种悲观的态度，好像‘世俗’二字，和‘文学’是死对头一般。”（《改造》第一号《谈外国文学之先决条件》）这段话真是透辟。我少年时亦曾有两句诗，说道：“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饮冰室诗稿》）我想，我们若不是将这种观念根本打破，在文学界断不能开拓新国土。第二件，前人都说，诗到唐朝极盛，我说，诗到唐朝始衰。为什么呢？因为唐以诗取士，风气所趋，不管什么人都学诌几句，把诗的品格弄低了。原来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做成些优美创新的作品，供多数人赏玩。那多数人只要去赏玩他，涵养自己的高尚性灵便够了，不必人人都作，这才是社会上人才经济主义。如今却好了，科举既废，社会对于旧派的词章家，带一种轻薄态度。做诗不能换饭吃，从今以后，若有喜欢做诗的人，一定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根柢已经是纯洁高尚了。加以现代种种新思潮输入，人生观生大变化，往后做文学的人，一定不是从前那种消极理想。所以我觉得，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其实就以中国旧诗而论，那几位大名家所走的路，并没有错。其一，是专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渊明、王摩诘、李太白、孟襄阳一派。其二，是专描写社会实状，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中国最好的诗，大都不出这两途，还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现在里头，就算不朽之作。往后的新诗家，只要把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从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至于社会一般人，虽不必个个都做诗，但诗的趣味，最要涵养。如此，然后在这实社会上生活，不至干燥无味，也不至专为下等娱乐所夺，致品格流于卑下。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三种见解。
金、黄两先生的诗，能够完全和我理想上的诗相合吗？还不能，但总算有几分相似了。我如今要把两先生所遭值的环境和他个人历史，简单叙述，再对于他的诗略下批评。（下略）
《丽韩十家文钞》序
韩之遗民金泽荣，最录其国先达之文之雅正者，命曰《丽韩九家文》，以贻其友王性淳。王氏复益以金氏所作为十家，家写一篇，而介张季直先生以请序于余。余常以为凡论诗文，非读全集，不能有所评骘。仅此十篇者，不足以见十家造诣之所至明矣，不足以见彼都文运升降之迹益明矣。然吾读此而叹彼都固尝大有人在，即此十篇者，而其士夫所蕴蓄所宗尚所诒播，盖可见也。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而丧，虽社稷宗庙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谓之未始有国也。反是，则虽微社稷宗庙正朔服色，岂害为有国。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今岁欧洲大战，有胎祸之一国曰塞尔维亚者，世所共闻也。此国之亡，尝七百年矣，距今百年前，乃始光复旧物，渐得列于附庸。今乃攘臂与世界一大名国战，而胜败尚在不可知之数，彼独非世之鲜民也哉，而至竟若是。吾尝稽其史乘，知其人尊尚其先民之文学也至深厚，因文学而忆记其先烈，而想慕之，而讴歌之，而似续之，不复其初焉而不止也。岂惟塞尔维亚，希腊也，意大利也，德意志也，皆若是已耳。夫生为今日之韩人者，宜若为宇宙间一奇零之夫，无复可以自效于国家与天壤，顾以吾所持论，则谓宇宙间安有奇零人，人自奇零而已。苟甘自奇零，则当世名国中奇零之人又岂鲜，独韩人也欤哉？然则金、王二君之志事，于是乎可敬，而十家文之钞辑，于是乎非无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