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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杓、梁询谊诸人皆有名。而侯挚、李瑛、田琢辈皆由下位自奋于兵间，虽功业不成，其志气有可嘉者。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由是言之，士气不可不素养也。
南渡后，疆士狭隘，止河南、陕西，故仕进调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十余载，号重复累，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其后，有辟举法行，虽未入仕，亦得辟为令。故新进士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补。故士人方免沉滞之叹云。
大臣尤当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党为自保计。南渡为宰执者，多怯惧畏懦不敢有为，凡执处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执本进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无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为党也。又或转加诘责，以示无私。或要职美官宁用他流，取媚于众。一登省府，遽忘本来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节义难矣。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贵自终。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如是得罪也。人之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职，佐人主治天下，最患耳目不广，不能周知民间苦乐、国势安危，故当忘私去智，取诸人以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贤否，皆当如家人美恶，一一辨其才，然后进退用舍合公望。办职业而为国者立法，使百官、宾客不得谒见于私第，何哉？其意止以防其请托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岂可使为宰相哉？既以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诚不宜犹尔防闲也。唐裴晋公一日拜相，遽请于私第见百官、宾客，可谓远谋，而宪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伟士成功名。使龊啮者为之，亦不敢请，而庸主亦不听也。余观南渡后为宰执者，自非亲戚故旧，往往不得登其门。若夫百官士流，未尝接议论，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取用得人、闻见不塞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为吏者当以至公无心处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誉以枉义也。余在南方时，见辟举为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与贫家讼，必直贫民。势家与百姓争，必直百姓，不问理何如也。又，或故旧同道之家有科征，必先督促不少贷，至加之刑罚。其意以为如此，示我无私，且贾细民称誉。嗟乎，贫富相争，自有曲直，彼贫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乌可执一哉？故旧同道之家，义当假借，不然止以无心处之可也。至首加讯责，不亦伤乎？不抵此曹志于升进故尔。甚者榜于门云：“无亲戚故旧”、“不见宾客”、“不接士人”。世岂有一为郡邑而遽无亲无旧者？尝记有一人为县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责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纵得升迁何荣也？
国所以官取士，士所以居官，先以养其口体妻子，然后得专意王事，虽不可取于民奢纵害公，亦不必钓名要誉太俭陋也。余见河南为令者，有夜盖纸被，朝服弊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辈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闻上位，媚细民。然其听断、抚养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车骑仪从、屋宇、服用鲜整，而遇事风生，吏民称快，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衣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征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邪？”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号“堂后官”。金朝大定初，张太师浩制皇制，袒免亲宰执子试补外，杂用进士。凡登第历三任至县令，以次召补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ヘ。两考，六十月得五品节度副使、留守判官，或就选为知除知案。由之以渐，得都事、左右司员外郎、郎中，故仕进者以此途为捷径。如不为省令史，即循资级，得五品甚迟，故有“节察令推何日了，盐度户勾几时休”之语。浩初定制时，语人曰：“省庭天下仪表，如有胥吏，定行货赂混淆，用进士，清源也。且进士受赇，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节也。”议者皆以为当，屏山尝为余言之。然省令史仪礼冠带，抱书进趋，与掾史不殊，有过，辄决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气概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颜、魏翰林邦彦、宋翰林飞卿及余先子，或召补不愿，或暂为，遽告出，皆不能终其任也。李丈钦止为余言，宋制，省曹有检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问余以宋制与金制孰优？余以为宋制善，钦止曰：“此议与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首领官，取其簿书精干也。由左右首领官选宰相执政，取其奏对详敏也。其经济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长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当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告丞相仆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备潼关、黄河，又下令签军，诸使者历郡邑，自见居官者外，无文武，小大职事官皆拣之。至许州，前户部郎中、侍御史刘元规，年几六十，亦中选，为千户。至陈州，余先子以前监察御史，亦为千户。自余不可胜言。既以立部曲，须依军例，以次相钤束，物议喧然。后亦罢之。嗟乎，以任子为兵已失体，况以朝士大夫充厮役乎？当是时，余以终场举人获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于斯。余赴试开封，先子以诗送之，且寄赵闲闲、雷希颜，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联七桂汝身之。厚禄故人如见问，为言尘土困王尼。”二公览之，为一笑。
金朝近习之权甚重，置近侍局于宫中，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故多以贵戚、世家、恩ヘ者居其职，士大夫不预焉。南渡后，人主尤委任，大抵视宰执台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谓奉御、奉职辈，本以传诏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帅臣郡守百计馆馈，盖以其亲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以逸乐导人主安其身，又沮坏正人，招贿赂为不法。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权反在其下矣。其后，欲收外望，颇杂用士人。完颜伯阳居之不岁余亦罢。又于台部令史选奉职数人，又于进士中亦选一二人充备。其人既入局中，则趋进举止，曾亦未闻有正言补益者。且此曹本仆役之职，士大夫处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为荣，亦陋也。
宣宗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不能对，退谓郎官曰：“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