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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豎子
趙為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從。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興師以與楚戰，舉鄢、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唯陳平以為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夫白起、信、布之為人，材能不可揜，以此三人為豎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為懦夫。至如高帝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棲棲然處長安為列侯，蓋一匹夫也，而噲喜其過己，趨拜送迎，言稱臣，況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固嘗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詆蘇秦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柏直為豎子，則誠然。柏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嘆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為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為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為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司序官往還用大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雜著於令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通判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不帶職，申諸司狀繫銜。提刑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任，始去之。劉焞為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請聯銜具報。」邁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任權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燁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校，趙又畏人議己，於是遇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權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寶文閣，知贛州，全銜猶帶權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用從官禮數。黃渙為通判，入都廳，為之不平。鄭汝諧除權侍郎，為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以祕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為鄧馹牒問。唐瑑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暫兼權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皆失於討問典章，非故為尊大也。陳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為得體。邁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誤用兩朱，殊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本路，並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提舉宋藻穿戟門訶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穿紹興府門，將至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還。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纘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纔役，才歸即去國，尤袤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奸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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