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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亦不能牵合矣。说经不应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德溥撰。德溥有《易会》，已着录。是书专拟《春秋》合题，每题拟一破题，下引胡《传》作注，又讲究作文之法。盖乡塾揣摩科举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伪托耶？
△《春秋直解》·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着录。是编前有《读春秋》五十馀条。其言曰：“今读《春秋》，勿主诸《传》先入一字。但平心观理，圣人之情，恍然自见。”盖即孙复等废《传》之学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题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馀条，皆摘《传》文之纰缪。其中如费伯城郎驳《左氏》非公命不书之误，其说甚辨。公为天王请籴于四国，不书者讳之也，其说亦有理。凡此之类，不可谓非左氏诤臣。至于曲笔深文，务求瑕衅。如“论宾媚人称五霸”一条，不信杜预豕韦、昆吾之说，必以宋襄、楚庄足其数，而谓五霸之名非其时所应有。如此之类，则不免好为议论矣。
△《读左漫笔》·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中允，乞假归。崇祯初，起为少詹事，不赴。此书盖其读《左传》时随笔漫记，凡二十七条。《嘉禾徵献录》载懿典有《读左史》二卷，此即其《读左》一卷也。大抵如时文评语。如开卷“石碏杀州吁”一条云：“石碏诱州吁离窟穴而执之，大是高识。”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条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称其上世而知后有达者，可谓具只眼人。”此类亦何须赘论也？
△《春秋阐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着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盖不甚传。大抵捃摭旧文，无所阐发。
△《麟经统一篇》·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万历丁酉举人，官福清县教谕。其书不载《经》文，惟以《经》文之可作试题者截其中二三字为目，各以一破题括其意，即注胡《传》于下。后列合题数条，亦各拟一破题，并诠注作文之要。其体又在讲章下矣。
△《春秋麟宝》·六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许人。是书成于万历乙卯。全录《左》、《国》、《公》、《穀》之文于《经》文之下。《左》、《国》则录其全，《公》、《穀》则除其复。《国语》事有在《春秋》前者，别为首卷于前，无所训释，亦无所论断。前有万历乙卯《自序》，言夫子获百二十国宝书作《春秋》，而绝笔于获麟，故曰《麟宝》。其命名取义，殆于“札闼鸿休”矣。
△《春秋续义发微》·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郑良弼撰。良弼字子宗，号肖岩，淳安人。万历中举人。此编取胡安国《传》所未及者，拾遗补阙，续明其义。一步一趋，皆由安国之义而推之，故其得失亦与安国相等。朱彝尊《经义考》载良弼有《春秋或问》十四卷、《存疑》一卷，并《续义》三卷，俱云“未见”。今此本分十二卷，与所记卷数不符，殆彝尊以传闻误载欤？
△《春秋心印》·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銶撰。銶，上海入。万历中由贡生官青田县训导。是编取林尧叟《春秋句解》中所为提要而推广其门目，依类摘取《经》、《传》、《疏》列其下，杂引诸儒之说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总论》十二篇，语多凡陋，率以私意窥测圣人。其体例尤为复沓。如《庄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列于锡命类。《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列周归脤类。而五始类中皆载之。《桓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既列盟类，又入会类。《僖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亦列盟类，又入殊盟类。舛互殆不胜举。其《凡例》末一条云：“书成之时，梦齐桓公、晋文公各持一单，单开七事，相揖赠予，若谢而辞之意。觉而思之，各开单七事者，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义已尽，以示不必再录。又隆庆初辑《通史聚精》八十卷，亦梦文公朱先生慰余曰：余《纲目》甚觉烦冗。”是又吴与弼《日录》之故智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乌程人。其书系《传》于《经》文之下，凡先《经》起义、后《经》终事者，悉撮为一。《左传》中称号不一者，皆改从《经》文称名。有《经》无《传》者，采他书补之。前后编次，亦间有改易。案朱彝尊《经义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着撰人名氏，亦不载卷数，而所录焦竑之《序》，与此本卷首《序》合。当即此书也。
△《春秋衡库》·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冯梦龙撰。梦龙字犹龙，吴县人。崇祯中由贡生官寿宁县知县。其书为科举而作，故惟以胡《传》为主，杂引诸说发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后事》，欲于《经》所未书、《传》所未尽者，原其始末，亦殊沓杂。
△《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冯梦龙撰。是书虽以《春秋大全》为名，而非永乐中官修之原本。其体例，惟胡安国《传》全录，亦间附《左传》事迹，以备时文捃摭之用。诸家之说，则仅略存数条。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宗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谬而为之欤？
△《春秋四传通辞》·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宁人。是书采辑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传》，削其繁冗。其《左氏传》之不附《经》文者，咸删汰无遗，亦间附己意于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无通辞，随变而移”之语，遂题曰“通辞”，以明义例之有定。然名曰“四《传》”，实则合胡氏者留，不合胡氏者去，未尝以《经》正《传》也。
△《春秋左传典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许廷撰。许廷字灵茂，海盐人。万历中诸生，以荐授兵部司务。其书每一公为一卷，皆摘取《左氏》中单文只字之可资考核者，证以他书，繁称博引，以诡丽为宗，不专主于疏通《经》义。然就其所论，亦往往失之穿凿。如卫懿公好鹤，则取浮邱公之言；秦人归帑，则指为汉兴之谶：多未免于芜杂也。
△《春秋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着录。是书以天人之故，若表之于晷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书，通为一篇。其说谓：“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则其晷阴，日北则其晷阳。揆之则于其景也。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极近，景北者极远。”又谓“《春秋》之纪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两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及仲尼之没，参之而得七，两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为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为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圣人者，以行其二统，而天地为再开辟”云云。盖以《皇极经世》之学说《春秋》，自三《传》以来，未之前闻。即邵子亦未发此义也。道周《礼记》诸传，虽不必尽当于本旨，而借《经》抒论，于人事犹有所裨。此则真无用之数学，不能以道周之故，曲为之说矣。
△《春秋实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邓来鸾撰。来鸾字绣青，宜黄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编专为科举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从胡，凡左与胡觭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传》，惟有关经题者载之，从简便也。”其书可不必问矣。
△《春秋纂》（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着录。是书大抵随文生义，罕所根据。如“成风请救须”句，乃妇人左袒母家之常态，遽以继绝美之。如斯之类，所见颇浅。又如芮伯万母事，引隋独孤后以责其妒，与《经》义了不相关。至于灾异必推事应，尤多穿凿。
△《麟旨定》（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于鼎撰。于鼎字尔新，宜兴人。是书成于崇祯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标拟题，各以一破题为式，而略为诠释于下。即在举业之中亦为下乘矣。
△《春秋三书》·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张溥撰。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着录。是书第一编曰《列国论》，凡二十四卷。第二编曰《四传断》，凡七卷。第三编曰《书法解》，凡一卷。同时徐汧、张采为之序。采又有《例言》，称《列国论》中尚阙《杂国》一题，《四传断》中僖公阙十馀年，文公全阙，襄公以下亦全阙。采间为补之。《书法解》为目多端，仅成一则。溥与采倡立复社，声气交通，蔓延天下，为明季部党之魁。其学问则多由涉猎，未足专门。其所撰述，惟《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搜罗放佚，采摭繁富，颇于艺苑有功。然在当时，止与梅鼎祚《文纪》诸书齐驱并驾。较之杨慎、朱谋考证，已为少逊矣。至于经学，原非所擅长。此书为未成之本，亦别无奥义。采等以交游之故，为掇拾补缀而刊之，实不足以为溥重也。
△《春秋说》·三十卷、《附录》·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王浸大撰。浸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祯丁丑进士。是书杂采诸说，断以己意，而本于卓尔康《辨义》者为多。其首为《诸家考》，叙古来《春秋》家及所着书。次为《经传大旨》，辑诸家议论之与己合者，次《纪传》，辑周及列国事迹，分析《经》文，各以类从，而附以《时义、地义论》。次为《春秋总义》。次《比事》四十二则，《自跋》附焉。总为三卷弁于首。次乃诠释《经》文，分十二公为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不载，盖此本为浸大孙云龙所录，未及刊版故也。浸大以《春秋》本鲁史原文，孔子修之。盖笔削史文以见义，非变史文以起义。自说《经》者不举大义而求之名字、爵号、日月及会之类以为义例，盖昉于《公》、《穀》，盛于胡氏。诠说愈繁，而经学愈乱。故着是书以破诸家之言书法者。然《春秋》固本鲁史，其间亦有圣人特笔。如“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具述改修之义。《坊记》所引鲁《春秋》、《公羊传》所引不修《春秋》及宁殖所称“载在诸侯之策”者，揆之圣《经》，有同有异。欲驳一字褒贬之说，而谓圣《经》仅鲁史之节文，未免矫枉而过直。其说《经》亦多臆断。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谓讥世卿，凿矣。栾、郤、韩、范世专晋，七穆世专郑，曷为不讥，而特讥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见《经》，《春秋》何由讥之耶？解“肆大眚”云：“文姜罪恶通天，殁后必有阴祸，庄公肆眚，为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时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说。解“郑弃其师”云：“此高克怨辞。”夫克一逋臣，岂能以其事遍赴列国？杜预所谓克状其事以告鲁者，本无确证，何得遽断为据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筑”一条云：“邑书城。台、馆、囿书筑。城，土功也，故须筑。南门、雉门书作，木功也，故须作。”夫南门、雉门岂竟不须土功？且两观何以亦书作也？凡此皆随意生文，不为典要。至其《纪传》叙事，并始于隐元年，讫于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书于《经》某事不书。又自齐、晋以下皆以鲁公年数纪年，即《周本纪》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国之纪年。经解史裁，盖两无所当矣。其《诸家考》中升胡《传》于西汉诸儒之前，已为无识。卷后又自识云：“吕大圭、灌甫、赵企明、姜廷善未详。”案灌甫，明宗室朱睦字，已见《考》中，而遽忘之。吕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着有《春秋或问》及《五论》。企明，宋赵鹏飞字，所着有《春秋经筌》。廷善，明姜宝字，所着有《春秋事义考》。而浸大俱曰未详。是即此数家，尚未窥全帙，甚至引杜预《集解》亦称之为杜《疏》，尤为无据。盖所见未博，故议论多而考证少也。
△《春秋义》·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顾懋樊撰。懋樊有《桂林点易丹》，已着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前有懋樊《自序》，称以胡《传》为宗，参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诸儒之说。今观其书，直敷衍胡《传》为举业计耳，未尝订正以三《传》，亦未订正以诸儒之说也。
△《锺评左传》·三十卷（内府藏本）
是编为毛晋汲古阁所刻。惟录杜预《左传集解》。较坊本兼刻林尧叟《注》者，特为近古。然缀以锺惺评点，改其名为《锺评左传》，殊为蛇足。惺撰《诗归》，别开蹊径，尚能成一家之言。至于诂经，则非其所长也。
△《春秋左传评注测义》·七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栋，乌程人。是书诠释《左传》，以杜预《注》为宗，而博采诸说增益之。其于《左氏》之不合者，亦间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谥号、封爵标于卷首，以便检阅，然皆冗碎不足观。朱彝尊《经义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与彝尊所记合，知《通志》为传写误矣。
△《麟传统宗》·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书饾饤成编，漫无体例。隐公之前，冠以《国语》十数条，以志周东迁始末。盖仿冯梦龙《春秋衡库》为之，而疏略尤甚。《经》文之下，或录《左氏》，或取《公》、《穀》、《国语》隶之。或标《传》名，或不标《传》名。其附录者，或有“附”字，或无“附”字。端绪茫然，猝难究诘。又如“费伯”之注误在“盟唐”之下。“楚杀公子侧”《传》上，忽注云：“出宋楚平《传》”。“卫州吁弑君”下只载《诗·绿衣》一章，并无他注。“壬午大阅”，全录《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则，亦不置一词。如是者指不胜屈。文震孟《序》乃称其得于经术者深，亦可异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之熉撰。之熉字惠连，麻城人。是编专为《春秋》制义比题、传题而作，每题必载一破题而详列作文之法。盖旧制以《春秋》一经可命题者不过七百馀条，虑其易于弋获，因而创为合题。及合题之说纷纭淆乱，试官举子均无定见，于是此类讲章出焉。夫信《传》不信《经》，先儒以为诟厉，犹为三《传》言之也。至于弃置《经》文而惟于胡《传》之中推求语气以行文，《经》已荒矣。其弊也，又于胡《传》之中摘其一字、两字，牵合搭配，以联络成篇，则并《传》亦荒矣。此类讲章，皆经学之蟊贼，本不足录。特一以见场屋旧制。所谓比题、传题者，其陋如此，并非别有精微。一以见明季时文之弊，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割裂《传》文，于圣人笔削之旨，南辕北辙。均可以为炯鉴。故附存其目，为学《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传衷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编虽以三《传》为名，实以胡《传》为去取。凡胡《传》所驳，概从刊削，故所存仅三《传》之事迹。又杂引《诗》、《书》、《礼记》及《国语》之文以足之，特取备时文之捃摭而已。
△《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城撰。城字伯宗，贵池人。是编前列国名，后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时代为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仅一二字，多亦不过六七字。盖随手集录，姑备记诵，无所考正。视后来高士奇、江永二家之书不及远矣。
△《春秋五传平文》·四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张岐然编。岐然字秀初，钱塘人。其书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胡安国《传》而益以《国语》。《国语》亦称《春秋外传》，故谓之“五传”。曰“平文”者，明五《传》兼取，无所偏重之义也。其《自序》曰“尝与虞子仲皜泛览《春秋》七十二家之旨，盖鲜有不乱者。及观近时经生家之说，殆不可复谓之《春秋》。究其弊，率起于不平心以参诸家而过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传》，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从胡《传》中牵合穿凿，并不知有《经》。此所谓乱之极也”云云。考胡安国当高宗之时，以《春秋》进讲，皆准南渡时势以立言。所谓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为言之者也。元、明两代，时异势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国作《传》之初意。元制兼用三《传》，明制兼用张洽《传》，盖亦阴知胡安国之多僻，而补救其偏。永乐中修《春秋大全》，袭用汪克宽《纂疏》，乃专尊胡《传》，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广等之《大全》，虽偏主一家，伤于固陋，犹依《经》立义也。其后剽窃相仍，弃《经》诵《传》，仅摘《经》文二三字以标识某公某年。迨其末流，《传》亦不诵，惟约略《传》意，标一破题，转相授受而已。盖又并非修《大全》之初意矣。岐然指陈流弊，可谓深切着明，故其书皆参取四《传》以救胡《传》之失。虽去取未必尽当，要其针砭俗学，破除锢习，于《春秋》不为无功。惟五《传》皆具有成编，人所习诵，不待此刻而传。故取其卫《经》之意，而不复录其书焉。
△《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着撰人名氏。后有《自跋》，称初成于天启甲子，重订于崇祯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峨”，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不知为何许人也。其书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例，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各书大事于年下。然体例颇为丛杂。如周为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称“宰咺来赗仲子”。此内鲁之词，当系之鲁，不当系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称“武氏子来鲁求赙”，则称“来”似内鲁，称“鲁”又似外鲁，更无体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于晋，则排纂有讹；晋获秦谍增晋伐秦字，则事实或误：均不足以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