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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类
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于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于中夏、存于日本者颇多。昔僧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云云。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亦云古文《孔传》，中华所不传，而其邦独存。又云“其真伪不可辨，末学微浅，不敢辄议”云云。则日本相传，原有是书，非鲍氏新刊赝造。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考元王恽《中堂事纪》有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宴于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高丽、日本比邻相接，海东经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奝然不与郑《注》并献，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玄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然孰为旧文，孰为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元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遂谓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明孙本作《孝经辨疑》，并谓唐宫闱不肃，贞削《闺门》一章乃为国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于《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况知几与贞两议并上，《会要》载当时之诏，乃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误》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为大罪。又不能知唐时典故，徒闻《中兴书目》有“议者排毁，古文遂废”之语，遂沿其误说，愦愦然归罪于贞。不知以《注》而论，则孔佚郑亦佚。孔佚罪贞，郑佚又罪谁乎？以《经》而论，则郑存孔亦存，古文并未因贞一议亡也，贞又何罪焉？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众说喧呶，皆揣摩影响之谈，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内府藏本）
不着编辑者名氏。以宋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案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议者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按此说舛误、辨已见《孝经正义》条下）。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书录解题》载光书、祖禹书各一卷。此本殆以二书相因而作，故合编也。王应麟《玉海》载光书进于至和元年，时为殿中丞，直秘阁，与祖禹说小异。然《光集》所载《进表》，称“尝撰《古文孝经指解》，皇祐中献于仁宗皇帝，窃虑岁久不存，今缮写为一卷上进”云云，则祖禹所说者初进之本，应麟所说者重进之本耳。《孝经》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载王劭、刘炫以来，即纷纷聚讼。至唐而刘知几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其彼此驳议，《唐会要》具载其词，至今说经之家亦多递相左右，然所争者不过字句之间。观光从古文而句下乃备载唐元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辕北辙，可移今文之注以注古文乎？宋黄震《日钞》有曰：“按《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于大义固无不同。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于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其说可为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胡爌《拾遗录》尝讥祖禹所说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误为《经》文。今证以朱子《刊误》，爌说信然。然亦非大义所系，今姑仍原本录之，而附载爌说，以纠其失焉。（按：注《孝经》者驳今文而遵古文，自此书始；五六百年门户相持，则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误》始：皆逐其末而遗其本也。今特全录黄震之言，发其大凡，以着诟争之无谓。馀一切纷纭之说，后不复载，亦不复辨焉。）
△《孝经刊误》·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书成于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曰“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案胡宏高宗时为礼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着有《五峰论语指南》一卷），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按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案汪应辰，孝宗时为端明殿学士），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语录》考之，黄记云：“《孝经》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又云：“‘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是季文子之词。‘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又叶贺孙记云：“古文《孝经》有不似今文顺者。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着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二，恐不是。”又辅广记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岂不害理？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岂不启人亻朁乱之心？”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于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欧阳修《诗本义》曰：“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节南山》三诗为证。朱子盖阴用是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注其下曰：“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故今特着于录，见诸儒渊源之所自与门户之所以分焉。
△《孝经大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董鼎撰。鼎有《尚书辑录纂注》，已着录。初，朱子作《孝经刊误》，但为厘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未及为之训释。鼎乃因朱子改本，为之诠解。凡改本圈记之字，悉为芟除。改本辨正之语，仍存于各章之末。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者，一一顺文衍出，无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谓不解《经》而别发一义者，亦即以《经》外之义说之，无所辨诘。惟增注今文异同为鼎所加耳。其注稍参以方言，如云“今有一个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略如《语录》之例。其敷衍语气，则全为口义之体。虽遣词未免稍冗，而发挥明畅，颇能反覆以尽其意，于初学亦不为无益也。前有熊禾《序》，盖大德九年鼎子真卿从胡一桂访禾于云谷山中，以此书质禾，禾因属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称朱子为“桓桓文公”。按《书》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孔《传》曰：“桓桓，武貌。”《尔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与着书明道之旨无关，颇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颠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焉。
△《孝经定本》·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着录。此书以今文《孝经》为本，仍从朱子《刊误》之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误》凡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栽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并附录于后。后有大德癸卯澄门人河南张恒《跋》，称澄“观邢《疏》而知古文之伪，观朱子所论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齐诸说，附入己见，为家塾课子之书。不欲传之，未尝示人”云云。盖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谓汉初诸儒始见此书，盖未考魏文侯尝为作《传》，见于蔡邕《明堂论》中。至其据许氏《说文》所引古文《孝经》“仲尼居”无“闲”字，知古文之“仲尼闲居”为刘炫所妄增。又据桓谭《新论》称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异者四百馀字。今刘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于今文八字。除增《闺门》一章二十四字外，与今文异字仅二十馀字。则较司马贞之攻古文但泛称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据。所定篇第虽多分裂旧文，而铨解简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误》既不可废，则澄此书亦不能不存。盖至是而《孝经》有二改本矣。
△《孝经述注》·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项霦撰。霦始末无可考。惟《江西志》载：“项霦，浙江临海人。洪武间为按察司佥事。”与黄昭《原序》所言合，当即其人也。是编用古文《孝经》本。其所诠释，不务为深奥之论，而循文衍义，案章标旨，词意颇为简明，犹说经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艺文志》不着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载其名。惟《永乐大典》仅存此本，然编次佚脱，以第七章《注》文入第六章《经》文下，遂使六章无《注》，七章无《经》。今以所佚《经》文案古文原本补入。所佚《注》文，则世无别本，无从葺完矣。以其沉埋蠹简之内三百馀年，世无能举其名者，今幸际昌期，发其光耀，亦万世一时之遭际。故特采掇出之，俾闻于后，不以残阙而废焉。
△《孝经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着录。是书作于廷杖下狱之时。其作书之旨，见于门人所笔记者，曰：“《孝经》有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于礼，约礼于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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