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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传》始、通、和、正之说，而不引《义海撮要》所载梁武帝义“始为元，遂为亨，益为利，不私为贞”一条。此类颇多，亦伤漏略。又如《周礼》备载宋元诸儒攻驳之语，则徒启纷纷。《孟子》备载《笔谈》所纪王圣美因何却见梁惠王之言，则更涉谐谑。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钦定繙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
乾隆二十年初，钦定繙译《四书》，续繙译《易》、《书》、《诗》三经，续又繙译《春秋》、《礼记》二经。至乾隆四十七年，而圣贤典籍释以国书者，灿然备焉。案郑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阯，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书不通。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碍耳。”其说良是，然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语言，自有契若符节者，又何声音之能障碍乎哉？考《隋书》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经籍志》载其书作一卷。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学其识，均未窥六艺之阃奥，故能译者仅文句浅显之《孝经》，而诸经则未之及耳。我国家肇兴东土，创作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复御定《清文鉴》，联字成语，括一切义。精微巧妙，实小学家所未有。故六书之形声训诂，皆可比类以通之。而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译《四书》，示初学之津梁。至于《五经》，《易》则略象数之迹，示其吉凶；《书》则疏佶屈之词，归于显易；《诗》则曲摹其咏叹，而句外之寄托可想；《春秋》则细核其异同，而一字之劝惩毕见；《礼记》则名物度数，考订必详，精理名言，推求必当，尤足破讲家之聚讼。盖先儒之诂经，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鲜通；此编之诂经，则疏通其意，故明白而无误。不立笺传之名，不用注疏之体，而唇吻轻重之间，自然契删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学者守是一编，或因经义以通国书，而同文之圣化被于四方；或因国书以通经义，而明道之遗编彰于万世。其有裨于文教，均为至大。虽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于兹哉！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原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校勘”。详其《序》文，盖鼎先为《考文》，而观补其遗也。二人皆不知何许人。验其版式纸色，盖日本国所刊。凡为《易》十卷、《书》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诗》二十卷、《左传》六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别《孟子》于《七经》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国，殆犹用唐制欤？前有《凡例》，称其国足利学有宋版《五经正义》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诗》二通、皇侃《论语义疏》一通、《古文孝经》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礼记》一通、《周易》、《论语》、《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十三经注疏》本。崇祯本即汲古阁本也。其例首《经》，次《注》，次《疏》，次《释文》，专以汲古阁本为主，而以诸本考其异同。凡有五目：曰《考异》，曰《补阙》，曰《补脱》，曰《谨案》，曰《存旧》。按所称古本为唐以前博士所传，足利本乃其国足利学印行活字版。今皆无可考信。书中所称宋版《五经正义》，今以毛居正《六经正误》及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引宋本参校，如《尚书·益稷篇注》“粉若粟冰”，《六经正误》引绍兴本作“粟冰”，监本作“粟水”，兴国军本作“粟米”，今汲古阁本作“粟冰”，而此书不引“粟水”、“粟米”二条；《毛诗·鸱鸮章》“予尾翛翛”《经传沿革例》引监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今汲古阁作“翛翛”，古阁作“矛尾翛翛”，而此书不引“脩脩”一条；《生民章笺》“訏谓张口呜呼”，《经传沿革例》引余仁仲本“呜”作“鸣”，今汲古阁本作“呜”，而是书不引“鸣”字一条；《春秋左氏传·隐四年》“老夫耄矣”，《六经正误》引潭本“耄”作“耄”，今汲古阁本作“耄”，而此书不引“耄”字一条；《襄三十一年》“夭厉不戒”，《六经正误》引临川本“夭”作“天”，今汲古阁本作“夭”，而此书不引“天”字一条；《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经传沿革例》引蜀大字本、兴国本“偏”作“遍”，今汲古阁本作“偏”，而此书不引“遍”字一条：悉与毛、岳两家所称宋本不符，不知所据宋本定出谁氏。然如《周易·小过》九四《注》“不为责主”，此书引宋版“责”作“贵”，与《六经正误》所引善本合。又《春秋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此书引宋永怀堂本“级”作“伋”，与《六经正误》所引兴国本合。《昭二十四年注》“不佞献王”，此书引宋版“王”作“玉”，与《六经正误》所引临川本合。《僖三十一年注》“济水荥阳东过鲁之西”，此书引宋永怀堂本“荥”作“荧”，与《经传沿革例》所据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怀其安，实败名”，此书引宋永怀堂本“其”作“与”，与《经传沿革例》所引监本、蜀本及诸善本合。《礼记·曾子问注》“则卒哭而致事”，此书引宋版“则”作“周”；《丧服小记》“殇无变文不缟”，此书谓“缟”乃“缛”字之误：皆与《经传沿革例》所引兴国本合。考《经传沿革例》所载宋版二十一种，多不附《释文》，其附《释文》者独有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书载宋版《毛诗》、《左传》，独附《释文》，则或为监本及蜀中大字本欤？又鼎称足利本乃统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尚书·舜典注》云“使各陈进治理之言。古理作礼”，而《六经正误》所引监本亦云“理”作“礼”，则知古本非无稽也。至所正《释文》错误，多称“元文”，不知“元文”为何本。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盖徐本未出以前，其书已传入彼国矣。欧阳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今考此书所列《尚书》，与中国之本无异。又明丰坊伪造诸经，皆称海外之本。今考此书与坊本亦无一同，是亦足释千古之疑也。
△《九经误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着录。是书以明国子监所刊诸经字多讹脱，而坊刻之误又甚于监本，乃考石经及诸旧刻作为此书。其中所摘监本、坊本之误，诸经尚不过一二字，惟《仪礼》脱误比诸经尤甚。如《士昏礼》“视诸衿鞶”下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字；《乡射礼》“各以其物获”下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燕礼》“享于门外东方”下脱“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馈食礼》“长皆答拜”下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振之三”下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其一两字之脱，尚有二十处。皆赖炎武此书校明，今本得以补正，则于典籍不为无功矣。惟所引石经“子朝奔郊”四字，字体与唐不类，考《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师军于京楚，辛丑伐京。”《注》云：“京楚，子朝所在。”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尹。”《注》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则子朝无奔郊之事，此四字为王尧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复采之，未免泥古之过，然不以一眚掩也。
△《经问》·十八卷、《经问补》·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说经之词，其门人录之成编。皆一问一答，故题曰“经问”。其后三卷，则其子远宗所补录也。其中如论褚师声子不解袜；论肃容、肃揖、肃拜三者之分；论妇人不称敛衽；论稽首、顿首之误用；论杜预注丘甲之非；论《仪礼》出二戴，《礼记》不出二戴；论甘盘不遯于荒野；论姓分为氏，氏分为族；论以字为氏，不必定用王父；论兄弟不相为后，破汪琬以弟后兄之说；以《史记·诸侯年表》正《赵世家》记屠岸贾之讹；谓卫宣公无烝夷姜事；谓《孟子》记齐楚伐宋时，宋犹未灭滕；谓《春秋》桓公多阙文；论公行子有子之丧；论微子、微仲；论郑康成误注剿说为雷同；论孔子非摄相；论孔子适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论畏厌溺；论鲁鼓、薛鼓非无词；论媒氏禁迁葬嫁殇；论子文三仕三已；论束牲载书：皆证佐分明，可称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钱丙、蔡氏之类，多隐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则不足齿录。其傲睨可云已甚。李塨《序目》称“仁和汪祭酒尝答人书，谓西河论经，终不见有绌理。似乎郑康成、杜预、孔颖达、贾公彦辈皆有赢有绌，而西河随问随答，无不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胜，务取给一时，不肯平心以度理，亦于是见之。可谓皮里阳秋矣。然以马、郑之淹通，济以苏、张之口舌，实足使老师宿儒变色失步，固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十三经义疑》·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浩撰。浩字养斋，华亭人。是书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考订之力颇勤。如季本《读礼疑图》以万人为一军，浩袭其说。于《诗》“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不主郑《笺》举成数之解，而引《司马法》“又以一乘总三十人”定千乘当三万人，而疑贾《疏》附会此法为畿内之制。今考《大司马》：“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天子诸侯同制。《小司徒疏》谓《司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内采地法。又《司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国法。此周之定制也。《齐语》：“管子制国，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为师，故万人为军。”韦昭《注》：“万人为军，齐制也。周则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此春秋列国之变制也。僖公之《颂》正当齐桓之时，或其时即用齐法，亦未可知。浩据以疑《周礼》则非也。浩又于《仪礼·聘礼》引崔灵恩之说，谓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诸侯虽正卿，犹不敢称大。《史记》谓鲁以孔子为大司寇，若然，岂鲁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后，故有大司马。楚之有大司马也，因僣称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艺粟尽地利，立为大司徒。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则春秋时诸侯正卿明称大，而称大司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传》曰：“向为人为大司寇。”则宋称大者又不特司马矣。鲁司寇为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称司寇，而概谓诸侯正卿皆不得称大，则亦弗之考也。又《周礼》“乃立春官宗伯”，郑《注》引“夏父弗忌为宗人”。浩谓《春秋内外传》俱作“我为宗伯”，宗人虽亦掌礼之官，但位卑权轻，焉能擅为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于上下。《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衅夏献其立夫人之礼。对曰：无之。公怒曰：汝为宗司。”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庙之中，则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礼及宗庙。”与郑氏《周礼·大宗伯注》“宗官典国之礼与其祭祀”合。又《大戴礼·诸侯迁庙》“齐，祝、宗人及从者皆齐，宗人摈。”与《周礼·大宗伯职》掌王之傧相合。郑注宗伯为宗人，盖即据此。此天子、诸侯之宗人也。《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韦昭《注》：“宗，宗人。”《晋语》：“范文子谓其宗祝。”韦昭《注》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为位卑权轻，是以卿大夫之宗人与天子、诸侯之宗人合为一也，考核颇疏。其他如释《左传》“得祏于橐中”，谓大夫士亦有主，与蔡谟之说合。而引《说文》“大夫以石为主”，则出前儒所引之外。释《尔雅》“昏，强也”，谓“昏”当作“昬”。《书》“不昬作劳”，“昬”音“闵”，与暋同，强也。又《尔雅》：“夏日复胙。”郭《注》：“未见所出。”浩引《穀梁》杨《疏》云：“复胙者，复前日之礼。”《有司彻》贾《疏》云：“复胙者，复昨日之胙祭。”则均可补郭注，其说亦颇有可采者，盖于注疏之学虽未能贯通融会，而研究考证，具有根柢。视剽剟语录，枵腹谈经，徒以大言臆断者，则胜之远矣。
△《九经古义》·十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着录。是编所解，凡《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十经。其《左传》六卷，后更名曰《补注》，刊版别行，故惟存其九。曰“古义”者，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于今者也。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岐。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釐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反古，是曰乱常。至于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栋作是书，皆蒐采旧文，互相参证。其中爱博嗜奇，不能割爱者，如《易》之《需卦》，据《归藏》作“溽”，于《象传》饮食之义固符，于爻词“需泥”、“需沙”则义不相协。《书》之“曰若稽古”，用郑康成之义，实则训古为天，经典更无佐证。《仪礼·士昏礼》之“皇舅某子”，申《注》、《疏》、张子、李子之义，驳顾炎武之说，实则《春秋传》所谓男妇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称号。《礼记·檀弓》之“子夏丧明”，“汉冀州从事郭君碑”作“丧名”，实系假借之字，乃引《尔雅》“目上为名”，谓名为目珠，实则目珠不在眉目之间。《公羊·隐十一年传》，蔡邕石经以“弑”为“试”，引《白虎通》证之，已属附会，又引《荀子·议兵篇》“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句为证，实则此“试”字又别一意，蔡邕所书，义不缘此。《成二年传》“是土齐也”，自以何休《注》文为正解，而引《周礼》、《司马法》解“土”为“杜”，实则尽东其亩，原非杜塞邻国之交通。《论语》之“咏而归”，据郑康成、王充之说，以“归”为“馈”，实则风雩无馈祭之理。如斯之类，皆不免曲循古人，失之拘执。又如据《周礼·牛人》谓“任器”字出于经文，不出子、史，驳宋祁《笔记》之误，则体同说部，与经训无关。引《荀子》、《墨子》证《学记》之“撞钟”，引《荀子》证秦穆公之能变，引《墨子》证许止不尝药，引杨方《五经钩沈》证《论语》生知，亦皆牵引旁文，无关训诂，未免为例不纯。然自此数条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较王应麟《诗考》、郑氏《易注》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
△《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撰。方坤字则厚，号荔乡，建安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编杂采前人说经之文，凡《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以多摭诸说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犹正史之外别有稗官耳。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玄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宋代诸儒，惟朱子穷究典籍，其馀研求经义者，大抵断之以理，不甚观书。故其时博学之徒，多从而探索旧文，网罗遗佚，举古义以补其阙。于是汉儒考证之学，遂散见杂家笔记之内。宋洪迈、王应麟诸人，明杨慎、焦竑诸人，国朝顾炎武、阎若璩诸人，其尤着者也。夫穷经之要在于讲明大义，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为长。然有时名物训诂之不明，事迹时地之不考，遂有凭臆空谈，乖圣人之本旨者。诸人于汉学放失之馀，捃摭而存一线，亦未始非饩羊之遗也。顾诸家无谈经之专书，篇帙纷繁，颇难寻检。方坤能荟稡众说，部居州分，于考核之功深为有裨。特录存之，亦朱子注《中庸》不废沈括《梦溪笔谈》之意也。
△《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园，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是编校正《十三经注疏》，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而音义《释文》则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凡《周易》三卷、《尚书》五卷、《诗》十四卷、《周礼》十卷、《仪礼》十一卷、《礼记》十五卷、《左传》十卷、《公羊传》四卷、《穀梁传》二卷、《孝经》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一卷、《尔雅》三卷。考诸经《正义》，宋端拱、咸平、景德，递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来公私刻版，亦有据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书，每条标其本句，而疏其讹误于下。其据某本改者，并显出之。有未定者，则以疑存之。或有据某人说者，亦缀附焉。于形声六体，尤所究详。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隶书，偏旁点画，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许慎之所述。又经师口授，各据专门。《春秋》则三《传》异文，《诗》则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复错出于其间。故“曰若”、“越若”，《书》自不同；“桑葚”、“桑椹”，《诗》亦各体：此一经自不相同者也。《周礼》之“篡”，不可通乎《周易》之“筮”；《仪礼》之“庿”，不可通于《礼记》之“庙”：此诸经各不相谋者也。郑康成之屡称旧书，陆德明之多引别本，更不论矣。故是书所举，或漏或拘，尚未能毫发无憾。至于参稽众本，考验六书，订刊版之舛讹，祛经生之疑似。注疏有功于圣经，此书更有功于注疏。较诸训诂未明而自谓能穷理义者，固有虚谈、实际之分矣。
△《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川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书成于雍正乙巳，乃川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五经》者，州分部居，各以类从，以便参考。凡《易》四十卷、《书》九卷、《诗》七卷、《春秋》三卷、《礼》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孙鉴，尝缉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又缉《诗传遗说》六卷。国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而《书》与《春秋》卒无专书。特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而已。且其间各以意为去取，不能尽睹其全。又不着为某氏某年所录，亦无以考其异同先后之由。黎靖德所编《语录》，虽荟稡无遗，然不及一一诠次，亦猝不得其端绪。川此编于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馀则以经文为序，并各着某人所录于下，且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时年若干岁于首条。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其间记录或失其真，前后偶异其说者未为一一辨明，然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见矣。三《礼》之末，缀以《大戴礼记》，似乎不伦。考是书历代史志皆着录于礼类。史绳祖《学斋佔毕》称宋时尝并《大戴记》于《十三经》末，称《十四经》。虽绳祖不详事在何朝，然谅非诬说。且其文与三《礼》多相出入，可以为参考之资。附录于末，亦不得以泛滥为疑矣。
△《群经补义》·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着录。是书取《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中庸》、《论语》、《孟子》九经，随笔诠释，末附杂说，多能补注疏所未及。惟有过矫郑义者，如《礼记补义》云：“主常在室，朝事虽延尸出户，而主不动。故云：‘诏祝于室，坐尸于堂。’堂上有尸无主也。《大司乐职》云：‘尸出入则令奏《肆夏》。’而《司巫》无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注》曰：“朝事延尸于户西，南面。布主席，东面。取牲膟膋燎于炉炭，洗肝于郁鬯而燔之。入以诏神于室，又出以堕于主。主人亲制其肝，所谓制祭也。时尸荐以笾豆，至荐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奥。尸来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康成此《注》虽不见于经传，必有根据。今永谓坐尸于堂，则堂上无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于主”，谓荐孰时也。《经》亦但云“祝于主”，不云“祝于尸”，岂亦得谓荐孰时尸不在室乎？盖言室则统有主，言主则统有尸。《经》以互文见义，盖以见尸主之不相离也。况《大司乐》“尸出入奏《肆夏》”，《注》谓出入庙中。如第据出入庙中，则《曾子问》曰“主出庙、入庙必跸”，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问》也。《公羊传》曰：“祫祭者，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周旅酬六尸，则毁庙有主而无尸。若朝践之节，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则毁庙之主不得与于朝践之礼矣。”《曲礼》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识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与主不相离。”《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室而尸在堂，则朝践之节，神一依于在堂之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无统，非所以明精专也。《论语补义》又谓：“鲁禘行于秋尝之时。周正之秋，实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于明堂’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吉禘于庄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宣八年》：“夏六月，有事于太庙。”《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宫。”《定八年》：“冬，禘于僖公。”据此，则鲁之禘祭四时皆举，不得拘以尝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明堂。”《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称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则六月实建巳之月，于周正为夏，不为秋也。永既据《明堂位》六月为禘月，而以六月为周正之秋，则是以六月为建未之月矣。同一鲁也，记者于正月、七月称日至，则用周正，而于六月则又用夏正，恐无是理。永又引《祭统》“内祭则大尝禘”书“禘”于“尝”下，明大禘在尝月。不知“禘”在“尝”下，不过错举之词，犹之《传》曰“烝尝禘于庙”，尝在禘前而错举之，则曰“禘尝”也。然则“经”文“尝”在“禘”上，原不谓禘在尝月也。永又引《鲁颂》“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骍刚”为禘在尝月之证。不知毛《传》曰“诸侯夏禘则不礿，秋祫则不尝，惟天子兼之”，郑《笺》曰“秋尝祭，于夏则养牲”，是毛、郑皆不以此节为禘祭也。今据《鲁颂》为禘尝同月，尤为未允。然其他条则典确不磨。若《尚书补义》以西海为青海，谓西海郡虽始立于王莽，而《山海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则西海之名甚古，并不始于莽也。《春秋补义》谓兄终弟及、宗庙昭穆之世，天子诸侯不得过四亲，而昭穆之庙不必限以四，并斥万斯大所据明堂五室之说。又谓春秋之世兵农已分，引《管子》“制国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在当时，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论语补义》谓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缕为升，三十升则二千四百缕。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缕，朱子已谓其极细，如今之细绢，岂更可倍为二千四百缕？然则麻冕亦不过十五升。辨析尤为精核。其他于《禹贡》之舆地、《春秋》之朔闰，皆考证赅洽，于《经》文、《注》义均有发明，固非空谈者所及，亦非捃拾为博者所及也。
△《经咫》·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祖范撰。祖范字亦韩，亦字见复，常熟人。雍正癸卯会试中式举人，未及殿试。乾隆辛未荐举经学，特赐国子监司业衔。是书皆其说经之文。名“经咫”者，用《国语》晋文公“咫闻”语也。祖范膺荐时，曾录呈御览。此其门人归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条、《书》十二条、《诗》七条、《春秋》十三条、《礼》六条、《论语》十三条、《中庸》二条、《孟子》十条，而以杂文之有关《礼》义者八篇列于《礼》后。其论《书》不取梅赜，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原序》称“文不离乎《六经》、《四书》，说不参乎支离怪僻。”视萧山毛奇龄之专攻前人，同一说经，而纯驳显然。今观其书，如驳《公羊传》“弟为兄后”之说，而取其“母以子贵”之文；驳婚礼不告庙之非；《论语》“无所取材”主郑康成桴材之说；谓甯武子不及仕卫文公；谓“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类：取奇龄说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尚书》显然立异耳。祖范学问笃实，必非剽取人书者。或奇龄之书，盛气叫嚣，肆行诽诋，为祖范所不欲观，故不知先有是说，偶然暗合耶？然如奇龄经说，以诸贤配享为多事，而谓学宫祀文昌、魁星为有理，则祖范终无是也。
△《九经辨字渎蒙》·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炳震撰。炳震，归安人。是书校正《九经》文字。第一卷为《经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类。第二卷为《经无重文》。如褫字、豮字之类。第三卷为《经典传讹》。如《文言传》“重刚而不中”，“重”字《本义》疑衍；《象传》“履霜坚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类。第四卷、第五卷为《经典传异》。以注疏本列于上，以石经不同者列于下。其诸书援引异文，亦并附着。第六卷为《经典通借》。如“君子以顺德”，“顺”王肃本作“慎”；“磐桓，利居贞”，“磐”《释文》“一本作盘”之类。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为《先儒异读》。如《易》“大人造也”，“造”刘歆引作“聚”；“君子体仁”，“仁”董遇本作“信”之类。第十卷为《同音易义》。如“彖”本训豕走，而《易》之“彖”则训为断；“毒”本训害，而王弼注《师卦》“毒天下”训为役之类。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为《易音易义》。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于岐山”，则读飨。“乾坤”之“乾”，在《噬嗑》“乾胏”则读“干”之类。并其音而改之矣。并附以《异字同义》。如《易》之“鼫鼠”，即《诗》之“硕鼠”。《易》之“臲卼”，即《书》之“杌”之类。第十二卷则《注解传述人》也。其排比钩稽，颇为细密，可以因文字之异同，究训诂之得失，于经学颇为有裨。惟末卷《注解传述人》，全录陆德明《释文》所载，无所考证，苟盈篇帙，殊无可取。骈拇枝指，姑置而不论可矣。
△《古经解钩沉》·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萧客撰。萧客字仲林，长洲人。是编采录唐以前诸儒训诂。首为《叙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七卷、《公羊传》一卷、《穀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共三十卷。而《叙录》、《周易》、《左传》均各分一子卷，实三十三卷也。自宋学大行，唐以前训诂之传，率遭掊击，其书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说经者遂凭臆空谈，或荡轶于规矩之外。国朝儒术昌明，士敦实学，复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诏校刊《十三经注疏》，颁行天下，风教观摩，凡着述之家，争奋发而求及于古。萧客是书其一也。其《叙录》备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着义训。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不载。馀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着其目。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皆登载。又以传从经，钩稽排比，一一各着其所出之书。并仿《资暇集》、《龙龛手镜》之例，兼着其书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经文同异，皆以北宋精本参校，正前明监版之讹阙。《自序》谓创始于己卯，成稿于壬午。昼夜手录，几于左目青盲而后成帙。其用力亦可谓勤矣。至梁皇侃《论语义疏》，日本尚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诀义》，今《永乐大典》尚存遗说。是书列皇氏书于佚亡，而史氏书亦未采。盖海外之本，是时尚未至中国，而天禄之珍，庋藏清秘，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经生耳目之所及者，则捃摭亦可谓备矣。
○附录
△《古微书》·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孙瑴编。瑴字子双，华容人。考刘向《七略》，不着纬书。然民间私相传习，则自秦以来有之。非惟卢生所上见《史记·秦本纪》，即吕不韦《十二月纪》称某令失则某灾至，伏生《洪范五行传》称某事失则某徵见，皆谶纬之说也。《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尤其明证。荀爽谓起自哀、平，据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着录八十一篇。燔烧之后，湮灭者多。至今仅有传本者，朱彝尊《经义考》称《易乾凿度》、《乾坤凿度》、《礼含文嘉》犹存，顾炎武《日知录》又称见《孝经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张师禹所撰，非其旧文。《援神契》则自宋以来不着于录，殆炎武一时笔误，实无此书。则传于世者，仅《乾凿度》、《乾坤凿度》二书耳。皇上光崇文治，四库宏开；二酉秘藏，罔弗津逮。又于《永乐大典》之中搜得《易纬稽览图》、《通卦验》、《坤灵图》、《是类谋》、《辨终备》、《乾元序制记》六书，为数百年通儒所未见，其馀则仍不可稽。盖遗编残图，十不存其一矣，瑴尝杂采旧文，分为四部，总谓之《微书》：一曰《焚微》，辑秦以前逸书。一曰《线微》，辑汉、晋间笺疏。一曰《阙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删微》，即此书。今三书皆不传，惟此编在，遂独被《微书》之名。实其中之一种也。所采凡《尚书》十一种、《春秋》十六种、《易》八种、《礼》三种、《乐》三种、《诗》三种、《论语》四种、《孝经》九种、《河图》十种、《洛书》五种。以今所得完本校之，瑴不过粗存梗概。又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去隋未远，所引诸纬，如《河图圣洽符》、《孝经雌雄图》之类，多者百馀条，少者数十条。瑴亦未睹其书，故多所遗漏。又摘伏胜《尚书大传》中《洪范五行传》一篇，指为神禹所作，尤属杜撰。然其采摭编缀，使学者生于千百年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其功亦不可没。《经义考·毖纬》一门其所引据，出瑴书者十之八九，则用力亦可谓勤矣。纬与经，名虽相辅，实各自为书。卦气之说，孟喜始据以诂《易》，何休、郑玄援引尤多。宋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劄子》欲于注疏中全削其文，而说不果用。魏了翁作《九经正义》，始尽削除。此实说经家谨严之旨，与孙复说《春秋》而废《传》，郑樵说《诗》而废《序》，深文巧诋，务排汉学者不同。然义理则当尊正轨，考证则不废旁稽。如郑玄注《礼》，五天帝具有姓名，此与道家符箓何异？宋儒辟之是也。至于蔡沈《书集传》所称“昆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实《洛书甄耀度》、《尚书考灵耀》之文。“黑道二去黄道北，赤道二去黄道南，白道二去黄道西，青道二去黄道东”，实《河图帝览嬉》之文。朱子注《楚词》“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实《河图括地象》之文。“三足乌，阳精也”，实《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条皆朱彝尊《经义考》之说）。以至“七日来复”，自王弼以来承用；六日七分之说，朱子作《易本义》亦弗能易，实《易稽览图》之文。《洛书》四十五点，邵子以来传为秘钥，其法出于太乙九宫，实《易乾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尽废之。然则瑴辑此编于经义亦不无所裨，未可尽斥为好异，故今仍附着《五经总义》之末焉。
──右“五经总义类”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录一部、三十六卷，皆文渊阁着录。
（案：汉儒《五经》之学，惟《易》先变且尽变，惟《书》与《礼》不变，《诗》与《春秋》则屡变而不能尽变。盖《易》包万汇，随举一义，皆有说可通。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书》纪政事，《礼》具器数，具有实徵，非空谈所能眩乱，故虽欲变之而不能。《诗》则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训诂，则不可意解也；《春秋》则其褒其贬，可以词夺，其事迹始末，则不可以词夺也：故二经虽屡变而不尽变。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徵实而难巧。”此虽论文，可例之于说经矣。今所甄录，徵实者多，不欲以浮谈无根启天下之捷径也。盖自王柏诸人以下，逞小辨而汨圣籍者，其覆辙可一一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