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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宋神宗熙宁六年，知应天府张方平奏言。此条据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汴河利害事”校。
其略曰：臣窃惟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虏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戎狄乱华（文集作“内侵”），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摹毕讲，不远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是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家）［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上）［主］。国［家］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运）［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粟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也。［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之）［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近岁陈说利害，以汴河为议者多矣，臣恐议者不已，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国家大计，殊非小事，惟陛下（恃）［特］回圣鉴，深赐省察，留神远虑，以固基本。
按：此则今日漕河之于京城亦是建都之本。
元祐间，龙图学士知扬州苏轼奏状。据《东坡全集》卷六十二“论纲稍欠折利害状”校。
其略曰：窃谓欠折之本出于纲稍，贫困之由起于违法收税，若痛行此一事，则期年之间，公私所害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叶小节也。若朝廷每闻一事辄立一法，法出奸生，有损无益，则仓部前日所立斗子仓法及其余条约是矣。臣愚欲乞尽赐寝罢，只乞明诏发运使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则馈运大计可得而办也。何谓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盖发运使岁课当以到京之数为额，不当以起发之数为额也。今者折欠尽以折会价填，而发运使不复包认其数。但得起发数足，则在路虽有万数疏虞，发运使不任其责矣。今诸路转运司岁运斛斗皆以到发运司实数为数，而发运司独以到京及府界实数为额，此何义也？臣欲乞立法，今后运司岁运额斛，计到京欠折分厘以定殿罚，则发运使自然竭力点检矣。凡纲运弊害，其略有五：一曰发运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诸仓专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诸场务排岸司作弊，点检附搭住滞；四曰诸押纲使臣人员作弊，减克在夫钱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诸仓作弊，多量剥取，非理曝扬。如此之类皆可得而去也。纵未尽去，亦贤于立空法而人不行者远矣。何谓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盖运路千余里，而发运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间诸色人作弊，侵扰纲稍于千里之外，则此等必不能去离纲运而远赴诉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选差，或令发运使举京朝官两员为勾当，纲运自真州至京，往来点检，逐州住不得过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过十日，以船为廨宇，常在道路，专切点检。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许决徒以上罪，送所属施行。使纲稍使臣人员等常有所赴诉，而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岁运到京数足及欠折分毫为赏罚。行此二者，则所谓人存政举，必有大益。
按：苏轼所陈纲运五弊，切中今日，当职者宜思之。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宋朝岁漕置仓于真、楚、泗三州，转运至京，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粟载于真、泗、楚转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复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远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搬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元以江南运不便，乃通海道，春夏分二运。
丘氏曰：按海运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伯颜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壁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比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巡成山之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至北京。至永□乐□十二年，会通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会）［惠］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 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之悔。今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搬，而以盐为佣值，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耗。岁岁当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湖海一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预防之先计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畏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河。
丘氏曰：通州陆車元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於）［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内，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积水，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濠，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以东，每闸一旁皆为月河，以容候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轿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获疏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道，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辄散行，水易涸，而况易干，运道自然不致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仰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用不过民出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夫開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止于国计，未必无补。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欲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入城，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入旧河，每十里置一闸，以时蓄泄。帝称善，复置都水监，命守敬领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河自白浮村至通州高丽庄，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泄水缺口十二处，为闸二十有四。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人服其识。逾年毕工，自是免都民陆挽之劳，公私便之。帝自上都还，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运粮河全仰白、榆、浑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岁新开闸河，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余里，河道浅涩。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处，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载，淹延岁月，故亏粮数。
浚通惠河。据《元史 河渠（一）》校。
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吉）［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通惠”。凡役军一（百）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其坝闸之名曰“广源闸”。西城闸二，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西三步。海子闸在都城内。文明闸二，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魏村闸二，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闸西至上（开）［闸］一里。籍东闸二，在都城东南王家庄。郊亭闸二，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银王庄。通州闸二，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杨尹闸二，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朝宗闸二，上闸在万亿库南百步，下闸去上闸百步。成宗元贞元年四月，中书省臣言：“新开运河闸宜用军一千五百，以守护兼巡防往来船内奸宄之人。”从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创（这）［造］闸坝所费不赀，虽已成功，全（籍）［藉］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拟设提领三员，管领人夫，专一巡护，降印给俸。其西城闸改名会川，海子闸改名澄清，文明闸仍用旧名，魏村闸改名惠和，籍东闸改名庆丰，郊亭闸改名平津，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广利，杨尹闸改名溥济。”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从之。后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历三年三月，中书省臣言：“世祖时开挑通惠河，安置闸座，全（籍）［藉］上源白浮、一亩等泉之水，以通漕运。今各枝及诸寺观权势私决堤、堰，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瓮山直抵大都运粮河堤堰、泉水，诸人毋挟势偷决，大司农司都水监可严禁之。”
黄河北徙。
余阙曰：中原之地，平旷夷行，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则析为三渠。大陆而下，则播为九河。然后其委多河支大有所泻，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讫于汉，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时受害特甚。虽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业，而一瓠子之微终不能塞，而付之无可奈何而已。自瓠子再决而其流屯氏诸河，其后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为八。汉人指以为太史马颊首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泻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说，东都至唐河不为害者千数百年，至宋时，河又南决，南渡时又东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为之委，无以泻而分之，故今之河患与武帝时无异。自宋南渡时至今皇元迨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势然也。建议者以为当筑堤起漕，南讫嘉祥，东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则渐可图以导之使南。庙堂从之，非以南为壑也。其虑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也？（曹）［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则汶水必微，微则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书》所谓“浮于汶达于河”者是也。盖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复千乘，然后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治河议。此条据宋濂《明经世文编》卷二《宋学士文集》校。
宋潜溪曰：“比岁河决不治，上深忧（也）［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礼部尚书泰不花、（沉）［沈］两珪及白马致祀，又置行都水监专治河事，而绩用未之著。乃下丞相会廷臣议，其言人人殊，濂则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何也？河源自吐著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水百余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脑儿”，译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阿剌］脑儿二泽又东流，为赤宾河。而赤里出之水、山西合忽阑之水、南仓也里术之水复至自东南，于是其流渐大，曰“脱可尼”，译云“黄河”也。河之东行，又岐为九派也。孙斡论译云“九渡”也。水尚清浅可涉。又东约行五百里，始（寝）［寖］浑浊，而其流益大。朵甘思东北鄙有大山，四时皆积雪，曰“亦耳麻莫不刺”，又曰“腾乞里塔”，译云“昆仑”也。自九渡东行可三千里。昆仑之南又东流，过阔即、阔提二地，至哈（剩）［刺］别里赤，与纳邻哈刺河合，又合乞儿、马出二水，乃折流转西，至昆仑北既复折而东北流至贵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仑至此不啻三千里之远。又约行三百里，至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盖六千七百有余里矣。其大也既远，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洒）［酾］为二渠，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趋碣石入于勃海。然自禹之后无水患者七百七十余年，此无他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也。周定王时，河徙砱砾，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渐至堙塞。至汉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孝武时决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无他河之流不分而势其益横也。（连）［逮］乎宣房之筑道，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故）［旧］迹，其后（入流）［又疏为］屯氏诸河，复入于千乘（县）［间］德棣等河，复播为八，而八十年又无水患矣。及成帝时，屯氏河塞，又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由是而观，则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也。自汉至唐，平决不常，难以悉议。至于宋时，河又南决。南渡之后，遂由彭城合汴、泗东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数千里湍悍难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势，万万无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输曹、郓地几千里，悉为巨浸，民生垫溺，比古为尤甚。莫若浚入旧淮河，使其水流复于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杀其力，则河之患可平矣。譬犹百人为一队，则力全，莫敢与争锋。若以百分而为十，则顿损。又以十各分为一，则全屈矣。治河之要孰逾此？然而开辟之初，洪水泛滥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盖财成天地之化，必资人工而后就。或者不知，遂以河决归于（大）［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说，最能偾事者也，濂窃愤之。因备著河源以见河势之深且远，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闻于上，则河之患庶几其有瘳乎！虽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按：景濂此议作于至正间，予尝闻前辈云：《禹贡》曰“导河自积石”，未穷其源也。汉张骞云“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唐薛元鼎云“得河源出昆仑”。盖皆传闻耳。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黄河九渡，盖在昆仑西南。宪宗命加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万里，而河源则在域内，所谓星宿（河）［海］，得之目睹也。景濂引援示人详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确论也。
黄河故道。
古自阳武北新乡西南入境，东北经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隶浚县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贡》导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处。《地志》：魏郡邺县有故大河，在东北直达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则非禹之所穿。汉文帝十二年，河决酸枣，东南流经封丘，入北直隶长垣县，至山东东昌府濮州张秋入海。五代至宋，两决郑州及原武东南阳武，南流经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龙山、陈桥，北经兰阳、仪封入山东曹县境，分为二派：其一东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东北流今会通河。国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阳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淹没护城堤，又决阳武西南，东南流经封丘阝歨门、祥符东南草店村，经府城北五里，东过焦桥，南过苏村，至通许西南分九道，名九龙口。又南至扶沟、太康［州］、陈、项城诸州县境，入南直隶太和县合淮。正统十三年河溢，仍循阳武故道直抵张秋入（海）［河］，今皆淤为平地。其自荥阳县筑堤，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名金堤。自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西北抵黎阳观下，东北抵东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阳。人自汲县筑堤，东接胙城，抵直隶滑县界，西接新乡获嘉县界，东南接延津县界，名护河堤。在荥阳县东南二十里中牟县东北境，名官渡，即曹操与袁绍分兵相拒处，筑城筑台，皆名官渡。在汲县东南境，名延津，置关亦名延津，又置关名金堤。在新乡南境有□□渡，皆因河徙而废。国朝于祥符县置清河巡检司，清河、大梁、陈桥三驿，陈桥递运所。封丘县置中滦巡检司，中滦、新庄二驿。仪封县置大岗驿、大岗递运所。通许县置双沟驿。太康县置仪安驿、长岭递运所。新沟县置崔桥驿。陈州置宛丘驿、淮阳递运所。项城县置武丘驿。皆因河徙而革。
黄陵冈之口塞于弘治乙卯，筑三巨坝而防护之，逼水南行，运道无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横奔，头坝、二坝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坝，暴水涌冲，坝去十分之八。总理副都御史保定刘公斋沐一祭，追去百二十步。事闻朝廷，天子遣刘公谕祭谢焉。
元顺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脱脱用言者，于都城西开河置闸，引金口浑河之水东流，达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脱脱不纳。左丞许有壬言：“浑河之水湍悍易决而足以为害，淤浅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势高峻，金时在城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涨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岂容侥幸？设使成功一时，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帝不听。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费用不赀，而卒以无功。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里东麻谷，即卢沟东岸。今都城南有三里河，又东南有十里河，城壕水涨，自正阳桥东减水桥下入三里河，经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浑河，或以为即脱脱开金口河之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开通惠河，舟自通州达都城，免都民陆挽之劳。三十年，漕司言：新开闸河，引榆、浑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余里浅涩，粮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脱脱开金口河，引浑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郭守敬事观之，浑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可通。以漕司言及脱脱事观之，浑水既不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纪事实相悖。本朝通州至京师自来陆运，虽屡有言者欲开河通舟，而竟不能行。愚意元始开通惠河，导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则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浑河注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后值时亢旱，二河之源以及诸泉皆微细，故河浅而不能通舟。漕司言因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浅涩，殊不知浑、榆二水虽引入新开闸河，而其下流亦必至于通州，别无走泄，其浅涩不能载重者，乃时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至也。至于脱脱开金口河，则因开河之始偶值浑河泛溢而至壅淤耳。若当水势平缓之时引之，而又于分流之处为之节制，未必遽尔泥壅也。使果水性善淤，如是则自卢沟以至通州浑河经流之道至今淤为平地矣，岂理也哉？盖陆运车户得利，而漕卒受害。元时亦多陆运，故接运粮提举司有车户之设，隶都水监。漕司之言，未必不惑于车户之私，因时亢旱而为沮废之计者。今若不惑，群议修复元之旧河，导引西山诸泉尽归一河，以达于城之西，于双塔之开渠引榆河入焉。又于渠口置闸，以待天旱水微。于榆河东流之处筑坝，遏水西出闸口，由渠以达于都城之西。雨潦水涨浃，但令水东由故道以杀其势。又寻金口河故道而开浚之，筑长堤于浑河之东岸，而置闸于分水之口，设官卒以守。水微则开闸以纳水，水涨则闭而筑之。水由一闸口来，势不全注，旁又有堤，正如宁阳置堽城闸坝之法，既不淤塞，亦不为害。如此惟大旱之岁舟不能行，雨若时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军免四十余里陆运之劳，其为利可胜言哉？况近京之地土性坚实，水之所经，遏塞导引，其法易施。若以为此河经历贤哲多矣，果可漕运，必不至今日。是不然，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见，其盈涸不常者，不可即一时之事而昧变通之宜。苟遏引有方，未有不可兴利除害，岂可以前人所及为而遂弃不为哉！且元郭守敬始开通惠河，舟至横水浑，舳舻蔽水，则前人固已为之而有验矣。有志于兴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某具奏，其略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为人顺而成之，斯为大智。我朝建都胜地，设漕运以给用，复自真、扬至通州，避海涛之艰险，就里河之便途，闸坝相沿，亭候相望。太宗文皇帝贻燕之谋甚宏远，而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赞理之功亦岂可诬哉！自通州至都城仅五十里，原有闸河一带，废渠设卒，故闸置官，非无为也，而乃未究其志。漕臣题奏，奉有明旨，而竟莫之举行。京储之陆挽，穷军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一衣带水之河，前元以一人疏凿而有功，今乃累经建议而未就绪，一难一易，夫岂无所自哉！访得前元河道，在于宫墙外边，经过西山诸水，从青龙闸、海子合流于大通桥，水源盛大，水势汹涌。庆丰、平津、通流等七闸略加挑浚，以时启闭，则水易聚而漕艘可行。数世之享其利者，职此故也。今此水从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复曩时故道。禁庭潴水深广处甚多，则其流之出于外者微细，而其趋于河者缓弱。七闸相去五十里有几，而高低就逾五十尺，势甚直遂。夫水性本趋下者，流既微弱而势又直遂，故易涸而难盈，易泄而难聚。所以永乐年间，曾于此河搬运大木，即今营建木植并竹木杂料，皆从此河而入。积至月余，而后可剥运一次。若粮船一齐涌到，七闸并启，上源下来，下流不接，固有经十余日而一船不得渡一闸者。水行之迟，不如陆挽之速，故宁就车驴之多费，而不图船价之轻省也。所以累经建议，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视有用之河为无用之水。先朝之志终于未究，贫军之苦终于不甦也。为今之计，合无因七闸之遗址筑五坝之新制。又于其旁各置减水闸一座，晴旱水小则储蓄而不泄，雨涝水大则疏通而不壅，每坝内置剥船一百只，每船可载一百石，鱼贯而行，昼夜不息，一昼一夜，可运数万石。到大通桥京仓之东，通计一百余日而可运完矣。车辆脚价，每两八石。运船一只装三百石，该车脚三十七两五钱。剥船价每两可百石，运船每只三百石，该船价三两。车价用其十而船价用其三。大通桥沿河起盖仓屋数十间收贮，剥到粮米次第挑赴京仓。坝内合用船只，或漕运自备，或张家湾居民车辆之家亦听造船。 □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隙哉！况各闸土石见存，官吏、闸夫见有不必添设。再照大通桥至阳朝关相隔四里二十九步，旧有河二道，今筑城壕矣。应否开通，取自上裁。若必为固城之计，而不欲改辟此河，则四里之脚价费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门起至张家湾广利闸一十一里，长一千九百八十丈，系前元旧行闸河。通州西水门外小板桥以西，原有旧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转至北门土坝，止共长三百五十余步。以今年春夏间参将王佐督促运船，由张家湾至通州东城门下搬入通仓，就省脚银一万三千余两。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径达里河，则所省实多，又不止于万余两之脚价而已。
总兵官顾仕隆议曰：每年各卫运粮，多至六七月内到京，彼时农务正忙，大雨不时，车辆数少，泥淖难行，须用厚价雇车，方肯装载，往往脚价使用不敷，揭债上纳，展转迟误。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桥至张家湾一带河道，乃元时转运通渠，国朝永乐间设立漕运，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纳。自后张家湾水旱，剥船人户与夫包揽光棍之徒要得窃取漕利，巧生奸计，妄言摇动，遂将此河废坠不行。正德元年，有建议者复举兴修，题奉钦依，工部差官会同漕运参将梁玺，用银二万余两，雇倩夫匠，重加挑浚，粮运又曾抵京上纳。未几，复被前项积年奸徒设计阻滞，仍前不行。近年营造大木，悉由此河拽运到京。即此度之粮船，纵曰难行，剥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为地峻水急，不能由闸而上。臣等愚见，若将此河原设五闸少加修理，每闸下板六七块，水大听其漫流，水小任其积聚。每闸审度河道宽窄，各造大小剥船五十只，共船二百五十只。每只用军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隶总下官军运粮到湾之时，借用驾使，恐不能济，一听参将王佐委官雇人撑驾。本总把总并该运官交粮米盘上剥船，连军协力挽拽。参将王佐总为提调，催督逐闸盘运，虽遇阴晴泥泞，亦可达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坝盘船之法。若或天晴，亦听分雇车脚，水陆并进，庶获济益。臣等每见漕运日困，使用日繁，若专守旧法，恐难拯救。此河行亦可少杀车脚之费矣。如蒙乞敕该部从长计议，臣等于淮扬地方动支漕运官银，雇募夫匠，打造剥船、置办口袋，完日，送参将王佐处，听其委拨官军管领。船行之日，省出脚银以备下年添造剥船，并各闸及近城地方盖造厂房，堆放粮米，以防阴雨。（謄）［腾］卸剥船，毋使停滞。若有假势要名色包揽口袋，及车户光棍人等，敢为倡率妄言沮坏，或别生奸计，盗决河防，听科道官参劾，并行参将王佐督问，通州分守等官访拿问拟，重罪枷号，仍发边卫充军，庶奸徒知警，浮议自息，而漕运可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