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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齐国文化之表现于后世者，似乎只有阴阳家一派，但关于阴阳家思想内容之材料今日也就很少。盖阴阳家的思想全是海国民族的思想，其不为大陆性很深的中国民族所了解而渐至湮没，也是当然的道理。不过阴阳家思想的内容虽然不易研究，但就秦、汉时代他们的信徒众多，甚至欣动人主这一点上看起来，可见他确是当时一大学派，不容忽视的了。不过阴阳家到了秦、汉之际，似乎已失了他原来创始者的高尚哲理意味，而倾向于神秘方面了。大致哲学在极盛之后，民族对他们生了厌倦，就多易转入神秘的宗教方面。如希腊哲学极盛之后而有新柏拉图派的神秘思想代兴一样，中国上古的哲学思想到了先秦诸子也可算发挥净尽了，秦、汉以后各派都没甚新进步，社会上自然渐渐对他们都厌倦起来，神秘思想容易发生。阴阳家转入此方面最早，因此在西汉时代就几乎成了社会信仰的中心，他的势力不但征服雄才大略的君主如秦皇、汉武之类甘心为他效力，甚至儒家、道家也都为其所同化，而发生神秘式的谶纬思想。这真是阴阳家的大幸而又是大不幸了。
法家自秦得到政治的拥护战胜其他各派后，到秦亡汉兴名义上虽然失败，其实潜势力仍然甚大。汉朝的制度大多数沿自秦制，而秦制就是全本法家的精神制定的，因此西汉一朝可算仍然实行法家的理想，汉宣帝所以说汉朝的法家是用杂霸治国，也就是这个道理。汉初的君相如萧何、张苍、景帝、晁错等都是信仰法家的。武帝名为信儒，其实所用的人如张汤、杜周、桑弘羊、孔仅之类都是法家。就是公孙弘之流也是阳儒阴法的。儒家的胜利，法家的失败，大约在元、成以后，因为汉元帝是个好儒的人，所以西汉末年儒者才大盛起来。桓谭所辑的《盐铁论》一书，可以代表西汉中叶以后儒、法两家冲突的情形。平心而论，西汉的富强未始不是法家之效，至于元、成以后，政治所以紊乱不堪，虽非儒家的责任，但儒家的迂阔之术断不易挽救那种鱼烂的局面，也是实情。两家的优劣，由此可以见出了。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汉朝初年，神秘的思想已经流行了。当时阴阳家隳落而成的方士，在社会上极力传布神秘的思想，聪明如汉文帝，雄略如汉武帝也都受他们的愚弄。当时的名臣如张良之类又借神仙以自晦，因此神仙的价值就越高起来了。流风所及，儒、道两家也都受了影响。儒家如董仲舒之流号称大儒，但是他的著作中满纸妖妄之言。道家则托黄帝以自掩其神秘之说，其著作如《淮南子》中也充满了神秘思想。自汉武帝定儒术为国家后，思想越发退化，儒学中的神秘色彩越发达了，于是产出所谓谶纬之学，以妖妄之言自附于儒家。西汉末年，这种神秘的思想一天盛似一天，王莽的篡汉，刘秀的兴复，都借谶纬以欺人，可见神秘派在社会间的势力了。
儒术定为一尊以后，思想上就绝没有什么表见，所谓儒家者不是妖言惑众的方士，就是抱残守缺的经师。方士派固然造谣可恶，经师派也只知道咬文嚼字，毫无独立的思想可言。并且汉武帝之推尊儒术，本来是利用科举的手段，这种手段虽然将异端一一打倒，但结果使儒术变成一种干禄之学，无论是方士派或经师派都是以奉承有权者为事。西汉末年，思想史上只能产出模仿派的扬雄和作伪派的刘歆，再产生不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来，真是思想史上隳落的时代了。
东汉时代，思想的隳落销沉更甚于西汉，学术界上只有经师派和方士派在那里作怪。这时候有一个王充，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哲学家，他著了一部《论衡》，专门和当时的时代潮流反抗，他不信神怪，不信故训，甚至对儒家的祖师孔、孟都敢攻击，确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但他的著作并不为时人所注意，直到二百年后，蔡邕得了还当作秘本，不以示人，可见在当时毫无影响，我们决不能拿他的著作来代表东汉的思想界。只可以他的著作之中，反映出当时神秘空气笼罩下的一般景象罢了。
这样神秘的空气，从王充的时代起，一直又笼罩了将近二百年，直到蔡邕们出现的时代，王充的著作渐被人认识的时候，怀疑的曙光才渐渐发现。但同时神秘思想已造成空前的匪乱黄巾贼，将二百余年的东汉大帝国一拳打破。同时新的宗教纷纷俱起，而神秘思想结晶的道教遂于此时出现，成为中国唯一真正的国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