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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输入
当汉朝在中国本部建设了统一大帝国的时候，北方蒙古地方也兴起了一个大帝国，就是匈奴。匈奴最盛的时候，势力东面扩张到满洲和朝鲜半岛，西面直达到新疆和中央亚细亚。那时新疆和中央亚细亚建设了许多小国，成为东（中国）、西（希腊、罗马）、南（印度）三方面文化势力和政治势力的接触地。匈奴和汉朝争持了多少年终于被汉朝将他战败，到东汉初年匈奴的主要部分已降伏汉朝，南迁至塞外，余民数十万落在蒙古的，尽为东北方面的鲜卑民族所吸收，从此鲜卑遂成为庞大的民族。至于中央亚细亚地方，自西汉末年，兴起了一个大月氏帝国，这个帝国本是东亚民族，由黄河套搬至中亚的，所据的地方则系希腊民族所建大夏帝国的故地，而尤可令人注意者，这个大月氏帝国跨兴都库什山而建国，一部分在山北中央亚细亚，一部分则在山南北印度，因此印度的文化就借这个帝国之力灌输到中亚诸国来。印度自公历纪元前六百年左右，佛教兴起以后，战胜了旧有的婆罗门教，就成为印度的中心思想。这时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由锡兰岛传至后印度半岛诸国，就以锡兰岛为根据地，北派则由大月氏传至中亚诸国，大月氏就成了北方佛教的中心了。西汉末年，大月氏使者来中国，哀帝使博士弟子秦景宪从之受浮屠经，这是佛教输入中国之始。至东汉初年楚王英在宫中私祀浮屠，可见佛教势力已侵入宫庭。自此以后，民间传习者渐多，不过尚属宗教的性质，于学术思想无大关系。到西晋末年，鲜卑、匈奴、羯、氐、羌五种民族侵入中国，号称五胡乱华之祸，这五种民族在未入中国以前，本来都已受过佛教的感化，既入中国以后，遂将佛教间接介绍给中国人。加以自异民族侵入以后，西北交通复开，中央亚细亚与中国的接触日繁，印度的佛教文化遂由这种种的机会传入中国了。
这一期的佛教，主要的工作在翻译事业。因为佛教初入中国，内容尚未尽为华人所窥，因此不得不致力于这层工作。这时担任翻译事业的人，大半系外国的高僧，有来自印度的，有来自大月氏的，有来自其他各国的。这些外国僧人初来中国，对于华言未尽通达，翻译颇为困难，因此不得不另物色中国人为之笔受。大致由外国僧人口译，再由中国人由笔记录下来，或者有时更请文学家为之润色一下。翻译既然须经过如此许多困难，自然不免谬误，就中翻译最有名的要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天竺人，生于龟兹，自幼精研佛理，名闻东西。当时中国有一个高僧叫做道安，对于佛理也深有研究，常常慨叹佛经翻译的多有错误，因发起迎鸠摩罗什来华。前秦王苻坚容纳他的意见，派大将吕光去迎他。恰好苻坚不久就因兵败而死了，鸠摩罗什赶到长安的时候，已是后秦王姚兴的时代。姚兴也是个信仰佛法的人，他用政治的力量保护鸠摩罗什，赞助他大规模地做翻译事业。因此鸠摩罗什得以放手进行他的工作。他的翻译卷数既多，内容又很正确，因此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极大。除鸠摩罗什以外，外国僧人在中国很有名的有安世高、佛图澄、菩提达摩等人。
当时东西交通既便，不但外国僧人来中国的很多，就是中国僧人也有到西方求法的。当时的东西交通约有两路，一条是陆路，就是从新疆经中央亚细亚以达印度，另一条是海路，从广州出发，坐海船经后印度半岛以达印度的锡兰岛。外国僧人来中国的大半系从陆路，惟菩提达摩是从海道来的。当后秦的时候，长安有一个和尚名叫法显，发愤往印度求法，由陆路出发，凡经三十余国始抵印度，在印度住了十五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带回的经论很多，并著有《佛国记》一书，详记他的经历，这部书在后来宗教史和地理学上都很有价值。在法显前后往印度或中亚诸国求学的僧人很多，据梁任公先生在《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一文中考证，自三国以至唐初往西求法的高僧其确有姓名可考者已有百零五人，佚名者尚有八十二人，在当时旅行困难，危险非常之多的时候，能有这许多人牺牲生命光阴去做这种事业，可见时代潮流之一斑了。
除了出国求法的高僧以外，在国内也出了许多有名的和尚。在东晋末年有一个高僧道安，本姓卫氏，后改姓释，他在南北传道多年，弟子非常之多，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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