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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间理学未兴前之新形势
中国的佛教学理进化到了禅宗，已经达到最高点，不能再往前发展了。禅宗的主张是打破一切范围拘束，连佛教两字的范围也打破了，因此反倒容易和教外的人接近。当时禅宗的人才既多，理想又高，方法也很精妙，因此在社会上的势力非常之大，学士大夫们也都受了他们的感化，后来宋明理学的创造与禅宗很有关系。
佛教到了唐朝，不但教理发达到极点，教势也发展到极点。在教理方面，有所谓“教下三家（天台、法相、华严），教外别传（禅宗）”，名理奥义，层出不穷。在教势方面，则上自天子，中至宰相王公文武官吏，下至平民，无不信仰尊奉，惟敬惟恭，比孔子的教势力大至百倍。这种势力的普及就是腐败的根芽，因为僧侣既多，品类当然不齐，多数的僧侣不明教义，惟以虚言诱惑借博钱财为务，当时社会上信仰的人也都是明理者少，盲从者多，因此佛教自唐朝中叶以后就一天一天腐败下去，为有识者所不满。加之教理发挥到了禅宗，已到无可再发挥的余地，禅宗的主张鄙弃经卷，专用一两句不着边际的话，令学者自己去参悟，谓之曰“参话头”，这种方法固能使上智顿悟，但也容易使狂妄之徒借以藏拙影射，因此禅宗的末流捕风捉影，自命不凡，甚至酒色财气都说是不碍菩提路，这种狂禅一多，自易使人对之发生不满。这样教理和教势方面都发生了破绽，自然反动潮流会乘时而起了。
反动的主潮自然是南宋以后成立的理学，但在理学未成立以前，从唐到宋已有许多新思想发现，不过都没有成了正式的系统而已。本章就是要将这种理学未兴以前的新形势叙述一下。当时的新学说约有以下数派：
一、文中子的拟儒派 文中子据云姓王名通，是隋末的人，隐居河汾，著书立说，唐初将相多出其门。其实王通虽有其人，但并无所表见，今所传《中说》、《元经》等都是他的孙子在唐初所伪造，借以装点祖父门面的。其书处处模仿四书五经，大言不惭，而辞意尘下，比扬雄还不如，本来在思想史上毫无价值，但因后人称引者众，故不得不列于此。
二、韩愈的原道派 韩愈是个文学革命家，本不懂什么哲理，但因他生的时候，佛教是正在得势的时候，种种腐败情形，很为有识者所不满。韩愈是个直性的人，因此著《原道》一文以斥之。《原道》的内容很浅薄，并不能折服佛徒。但他在文中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相传的道来，为后世理学家道统说之滥觞。他又著《原性》，主张性有三品之说，于古代人性的争论上又添一新说，不过无甚影响。总之，就学理说，韩愈本没有什么特见，就事实的影响说，韩愈确是后来宋朝理学家的远祖。他的道统说，他的辟佛举动，都是后来理学家所竭力模仿的，也可谓豪杰之士了。
三、柳宗元、刘禹锡的进化论派 与韩愈同时的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二人，也是文学革命的健将，在思想上也很有独到之处。刘禹锡著《天论》三篇，主张人是进化的，人力可以胜天，柳宗元附和其说，并为更进一步的解释，以为天是无知之物，人可以鞭策驱使他。他的文集中发挥这种思想的很多。这种思想若有人发挥光大起来，倒可以战胜佛学，可惜刘、柳二人受政治的压迫，窜迹南荒，言论不为人所重视。加以唐时讲学的风气未开，虽有思想无法传布，因此在当时及后世竟毫无影响，也不足为怪。
四、李翱的《复性书》派 李翱是韩愈的侄婿，学术根本与韩愈颇相类，但似较韩氏稍高明些。他曾著《复性书》三篇，主张性本是善的，因为受了情欲的蒙蔽，所以昏了，修道的要旨就是恢复性的本体。这种说法本来是偷窃佛教的皮毛，没有什么精义。但到了宋朝，经程、朱诸理学家一番发挥，演为天理人欲之说，就成了理学的中心思想了。
五、吕岩的道士派 吕岩就是今日道士们崇拜的纯阳祖师吕洞宾，相传是唐朝中叶的人，后来得了道，遂为道教崇拜之中心。此人的有无虽尚未定，但我们不妨姑假其名以代表唐朝的道教。原来道教自东晋葛洪以后，已成立了一个系统，后经北魏寇谦之等的努力，形式上也成了宗教组织了。但当时佛教势力盛极一时，道教终不能与之抗衡。到唐朝兴起以后，因为与道教始祖老子同姓的关系，故推尊道教，定为国教。道教得了这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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