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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与实际政治运动
思想并不是悬空的，他是要与实际社会政治发生交涉的。中国已往的思想运动影响于实际政治社会的，如晚周诸子的救时之弊，北宋新旧派之争，明末东林、复社的运动，都是以思想为原动力。但是求其旗帜鲜明，影响广大的，则莫如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了。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在极端专制的淫威之下，人民是没有丝毫自由的余地的。鸦片战争以后，跟着就来了太平天国之乱，和英法联军战役，从此以后政府已不是从前的政府，中国也不是从前的中国了。中国国民受了几次外力的刺激，渐渐觉悟干涉国事的需要。最初只是用以对外，如各地的教案，即此种性质的运动，后来屡经失败的结果，知道单纯的对外也不足以收效，因此对内改革的思想就渐渐复活了。
英法联军战役以后，国内起了一派政治运动，叫做清流党，大半都是当时的名士，他们多骛大言而不切实际，盲目主张排外，对于当时主张对外和缓的疆吏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多加以攻击。但他们自己却一点成绩也没有，如张佩纶马江之败，即其一例。此外通达洋务的人如郭嵩焘、李鸿章辈，其思想则多主革新，不过这两派思想虽然不同，但彼此都尚无鲜明的旗帜，界限也不分明，因此算不得正式的政治运动。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昏聩糊涂的情形都尽情暴露出来，有志之士知非改革不足以图存，因是发起种种改革运动。康有为屡游京师，伏阙上书请实行变法，孙文也因上书李鸿章不报，转而运动革命。及中日战后，这两种运动遂均渐趋成熟。康有为联合应试举人为公车上书之举，又开保国会于北京，孙文也联合同志谋举事于广州，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政治运动遂渐成为具体的表现了。这时候在思想方面还是君主立宪派占优胜。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时务报》，鼓吹变法思想甚烈，又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造就人才很多。当时康、梁的思想已渐为国人注意。湖南的守旧派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来痛驳康、梁的主张，张之洞也著《劝学篇》来调和新旧思想。《劝学篇》中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语，成为后来多数调和派的口号。
康、梁这种运动渐渐为政府所注意，清德宗毅然采用他们的主张来实行变法，不意旧势力反动太大，终于失败，但是就他们在短期间所实行的废八股、兴学校等主张，已震动一时的人心不少了。
康、梁失败以后，都逃至国外，仍做他们的维新运动，但清廷的反动日烈，遂至酿成拳匪之乱，人心渐知满清政府的无望而趋向于革命运动。本来清朝因种族的关系久已受汉人的含恨，太平天国乱后此种思想潜伏于下层社会始终未灭。康、梁虽然主张和平变法，但其同志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已鼓吹排满革命之说。梁启超早年也很赞成这种主张，只有康有为感恩知己，始终图为清室效力不变。拳匪之乱正盛时，康、梁的党人唐才常联络两湖会党起事于汉口失败，但因此革命思想深入于两湖青年之中。黄兴组织华兴会，就是以两湖会党为基础。此外江、浙文人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等因受明末遗老思想的感化，也组织光复会，鼓吹革命思想。四川人邹容著《革命军》一书，语意直捷痛快，风行一时，革命思想的普遍，这本书的影响最大。但邹容也卒因这本书受清政府之忌，以《苏报》案之牵累而下狱瘐死，章炳麟等逃至日本，仍聚徒讲学专鼓吹种族革命主义，以文献为宣传的工具。革命运动得了这一支思想上的生力军，就轰轰烈烈膨胀起来了。不久孙文因在海外运动华侨有效而来日本，黄兴和他的同志宋教仁等也来到日本，三派联合，共组中国革命同盟会，中国革命运动从此遂有了统一的组织了。
康、梁变法失败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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