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现代社会里显然有阶级的矛盾：“有者”与“无者”之间，受雇的工人与雇者的资本家之间，阶级利益的矛盾日益激厉，这种倾向是很明显的；再则，现代的生产制度里一切现象都是无政府的。——对于这种现状的考察便造成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结论。然而理论方面，社会主义乃是18世纪法国启蒙派哲学之更进一步的、更一贯的学说。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根据于经济的事实，却亦与其他的新理论一样，最初必先渗入当时的思想界。一社会的思想亦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社会理论往往能代表“时代精神”；因此对于社会的新理论必须先彻底重新审定旧时代之“精神”，就是创造新的哲学，新的宇宙观，——如此，方能确立：——根本的观念不变，对于枝节问题的答案，始终出不得旧思想的范围。
法国启蒙学派于思想上是大革命的先声，他们自己便是革命者。他们不承认一切“威信”。宗教、宇宙观、社会观、国家观，——一切都受他们严刻的批评；一切都应当合于所谓理性，不然，便不应当存在。理性因此便成一切的准则。那时，正是黑智尔所谓“全宇宙放在头里”的时代。——这最初的意义本来是说：人的智力及其所发见的理想应当做一切人类事业及社会制度的基础；后来便更进一步说：现实生活若与此等理想相矛盾便应当消灭。从前的一切社会、国家的形式既然是非理性的，便都束之高阁：——以前的都是些谬见。过去的事只值得叹息而已。现在方才有些光明；从此一切迷信、特权、冤屈、压迫都应当消灭，而代之以永久的真理、永久的正义，根据于自然律的平等，不可侵犯的人权。直到现代（二十世纪），我们才明白那理性世界不过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社会：永久的正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平等只是人人在法律之前的平等；最高贵的人权便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最理性的国家原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也和以前的学者一样，跳不出当时社会的时代范围。
法国大革命之后，实现了那理性的社会，设立了那理性国家里的新机关，无论怎样比以前的好，——却始终还远不及真正的“理性世界”。贫富之间的矛盾，不但不消灭，反而更加厉害了。根据于资本主义而发达的工业，使劳动群众的贫苦变成现代社会制度的常态。商业愈益变成投机垄断的性质。革命时代的“博爱”实际上变成商业竞争里的妒忌欺骗。强暴的压迫代以卑污的贿买。武士的剑代以老班的钱。诸侯的“第一夜权”转移于工业家。娼妓的淫风披靡天下。婚姻制度仍旧是“正式的合法的蓄妓”。一言以蔽之，启蒙学派所预允的人道正义丝毫没有实现，引起社会的大失望。综合这种“社会的失望”的，——便是十九世纪的乌托邦派。
那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资产与无产两阶级间之矛盾，还没有十分发展。无产阶级刚刚从贫苦群众分出而渐成一新阶级之中心，还没有独立为政治行动之能力。我们既是受压迫的，又是所谓“弱者”，必需有外来的自上而下的辅助。这种历史环境便影响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创始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及不成熟的阶级意识便生出那不成熟的理论。那些社会问题，还没有十分明晰，——因为经济关系的不成熟，所以解决的方法便专在理论中去求。于是发明新的社会秩序，要想自外而入，强行之于现实社会，或者用宣传的方法，或者简直设立模范社会。这种新社会理想就是所谓乌托邦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愈细密的计画，愈显得是纯粹的理想。
乌托邦派之所以成其为乌托邦派，正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弱，除理想以外不能见实际行动的可能。欧文[40]、桑西门[41]、傅立叶[42]不得不以自己的主观想象创新社会之说，因为当时旧社会里所能组成新制度的成分还没显现得很明切。乌托邦派既然自己想象新建筑的图样，亦就和启蒙派一样，要确定那永久的正义和理性的世界。然而他们的理想世界比较起启蒙派来，真正不啻天渊之隔……他的意见，以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是不正义的，非理性的；与以前的封建制度同样的应当消灭。理性与正义之所以至今不能实现，仅仅因为大家还不曾正确的知道，——正因为没有伟大的贤智，不知道真理；现在乌托邦派便以此自任。社会现象的大变——社会主义之实现，并非历史发展的结果，必不可免的事实，而是人类之幸运的偶然。假使早五百年“生此圣哲”，人类便能免五百年之斗争和苦难。既然绝对的真理无关于时间空间及人类的发展，那社会主义的发明岂非全赖时机！乌托邦派否定资产阶级的社会，以为是非理性的不正义的，然而他们不能解释他，不能发现...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