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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料，既无完善之成书可供采择，则亦惟泛求诸群籍而已。
上四类，前二类为研究个人思想之资料，后二类为研究时代思想之资料。其实两者有交光的关系既如前述，则此种界限，殊无取细分也。以吾所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现存之资料，可谓极丰富，独惜散在群籍，非费极大之劳力，不能搜集完备，且非有锐敏的观察力，时复交臂失之。此则凡治国故者所共感之苦痛，不徒本问题为然耳。
资料审择，又为治国故者一种困难之业。因古来伪书甚多，若不细加甄别，必致滥引而失真。例如以《内经》均黄帝思想，以《阴符》为太公思想，以《周礼》为周公思想，以《家语》、《孔丛子》所记为孔子思想，以《列子》、《关尹子》、《鬼谷子》等书各为其本人思想，乃至以《伪古文尚书》为三代时思想，杂谶纬诸书为邃古时思想，如是必至时代背景与思想系统完全混乱，而史之作用全失。
不惟伪书而已，即真书中所记古事古言，亦当分别观之。盖古代著述家，每将其理想托诸古人以自重。孟子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岂惟许行，实亦可谓有为尧舜之言者孔丘、孟轲；有为大禹之言者墨翟；有为黄帝之言者庄周也。（《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墨子同道尧舜，而趋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可复生，谁与辩儒墨之诚乎？”此语最能道出先秦诸子托古之真相。）故虽以此等大哲之著书确实可信者，其所述先代之事迹及言论，大半只能认为著书者之思想，而不能尽认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又不惟专家著述为然，即诸经诸史中资料，亦当加审慎。孟子论治《诗》也，谓当“不以辞害意”；其论治《书》也，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盖史迹由后人追述，如水经沙滤，必变其质。重以文章家善为恢诡詄荡之辞，失真愈甚。吾侪既不能吐弃此等书以孤求史迹，而其所记载又玉石混淆，则惟有参征他种资料，略规定各时代背景之标准，其不大缪于此标准者则信之而已。此则治一般史之通例，其方法非本书所能胪述也。
辨别伪书，凡以求时代之正确而已，不能因其伪而径行抛弃。例如谓《管子》为管仲作，《商君书》为商鞅作，则诚伪也。然当作战国末法家言读之，则为绝好资料。谓《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则诚伪也。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为西周遗制，其大部分亦足表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交之时代背景，则固可宝也。又如《内经》决非黄帝时代书，自无待言，然其书实战国末阴阳家言所荟萃，阴阳家如邹衍之徒著述已佚，此书即其绝好之代表品也。《列子》非列御寇作而为晋人伪撰，亦略有定评，然晋人学说，传今无几，即以此书觇当时时代意识之一斑，计亦良得也。
尤有一类资料决当拣弃者。汉代策问郡国所贡士，已开奖借空言之渐，唐宋以还，斯风弥扇。如韩愈、杜牧及苏洵、轼、辙父子兄弟之徒，多以好为肤廓之政论，滥博盛名。明清末流，帖括播毒，谈政本必“危微精一”，论政制必“封建井田”，尘土羹饭，屡嚼而秽不惭，优孟衣冠，久假而归无日。凡兹谰言，概宜芟汰。要之学者之学说，当以有无创造力为价值标准；政治家之绩业，当以有无责任心为价值标准。合此标准，可以厕诸思想之林，否则毋慁我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