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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此种政治，自然是希望有圣君贤相在上，方能实行。故吾侪可以名之曰“人治主义”。人治主义之理论何由成立耶？儒家以为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所谓：
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
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中庸》）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
问其何以能如此？则曰在上者以心力为表率，自然能如此。故曰：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同上）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同上）
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悖。（《大学》）
此类语句，见于儒家书中者，不可枚举。既已如此，则政治命脉，殆专系君主一人之身。故曰：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
惟其如此，则所谓善政者，必：
待其人而后行。（《中庸》）
惟其如此，故：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
虽然，仁者不出世，而不仁者接踵皆是。如何能使在高位者必皆仁者耶？儒家对此问题，遂不能作圆满解答。故其结论落到：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
儒家之人治主义，所以被法家者流抨击而几至于鏖灭者，即在此点。敌派之论调，至叙述彼派时更定其评价，今不先赘。
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儒家之人治主义，果如此其脆薄而易破耶？果真如世俗所谓“贤人政治”者，专以一圣君贤相之存没为兴替耶？以吾观之，盖大不然。吾侪既不满于此种贤人政治，宜思所以易之，易之之术，不出二途：其一，以“物治”易“人治”。如法家所主张，使人民常为机械的受治者。（法家所以为物治为机械的之理由，俟于叙彼派时更详论。）其二，以“多数人治”易“少数人治”。如近世所谓“德谟克拉西”以民众为政治之骨干。此二途者，不待辨而知其应采第二途矣。而儒家政治论精神之全部，正向此途以进行者也。
儒家深信非有健全之人民，则不能有健全之政治。故其言政治也，惟务养成多数人之政治道德、政治能力及政治习惯，谓此为其政治目的也可，谓此为其政治手段也亦可。然则挟持何具以养成之耶？则亦彼宗之老生常谈————仁义德礼等而已。就中尤以礼为主要之工具，故亦名之曰“礼治主义”。孔子尝论礼与法功用之比较曰：
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大戴礼记·礼察》篇、《小戴礼记·经解》篇）
此言礼之大用，可谓博深切明。法禁已然，譬则事后治病之医药；礼防未然，譬则事前防病之卫生术。儒家之以礼导民，专使之在平日不知不觉间从细微地方起养成良好习惯，自然成为一健全之人民也。孔子又曰：
礼义以为纪……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礼运》）
法是恃政治制裁力发生功用。在此政府之下，即不能不守此政府之法。礼则不然，专恃社会制裁力发生功用，愿守此礼与否，尽可随人自由。但此礼既为社会所公认时，有不守者则视同怪物。（众以为殃。）虽现在有势位之人，亦终被摈弃（在势者去），此种制裁力虽不能谓全无流弊（第七章别论之），然最少亦比法治的流弊较轻，则可断言。孔子于是下一决论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此章在中外古今政治论中，实可谓为最彻底的见解。试以学校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如立无数规条罚则，如何如何警学生之顽，如何如何防学生之惰，为师长者则自居警察，以监视之勤干涉之周为尽职。其最良之结果，不过令学生兢兢焉期免于受罚，然以期免受罚之故，必至用种种方法以逃监察之耳目，或于条文拘束所不及之范围内故意怠恣，皆所难免。养成此种卑劣心理，人格便日渐堕落而不自觉，故曰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则专务以身作则，为人格的感化，专务提醒学生之自觉，养成良好之校风。校风成后，有干犯破坏者，不期而为同辈所指目，其人即亦羞愧无以自容，不待强迫，自能洗其心而革其面也。故曰有耻且格。此二术者，利害比较，昭然甚明。学校且然，国家尤甚。且如英国人者，以最善运用宪政闻于今世者也。问彼有宪法乎？无有也。有选举法议院法乎？无有也。藉曰有之，则其物固非如所谓“宪令著于官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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