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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起战国中叶，逮其末叶而大成，以道家之人生观为后盾，而参用儒墨两家正名核实之旨，成为一种有系统的政治学说，秦人用之以成统一之业。汉承秦规，得有四百年秩序的发展。盖汉代政治家萧何、曹参，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皆用其道以规画天下。及其末流，诸葛亮以偏安艰难之局，犹能使“吏不容奸，人怀自厉”（《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语）。其得力亦多出法家。信哉卓然成一家之言！直至今日，其精神之一部分，尚可以适用也。虽然，此果足为政治论之正则乎？则更有说。
法家最大缺点，在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彼宗固力言君主当“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力言人君“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然问法何自出？谁实制之？则仍曰君主而已。夫法之立与废，不过一事实中之两面。立法权在何人，则废法权即在其人，此理论上当然之结果也。汉时酷吏杜周，逢迎时主之意，枉法陷人，有规责之者，周答曰：
三尺安出哉？（案：“三尺”谓法也，孟康注云：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
此言之不可为训，固无待言。虽然，法家固言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篇述商鞅语）夫前主之立一法，必其对于彼以前之法有所废也。废之者谁？即人主也。前主人主，后主亦人主，则曷为其不可以更有废也？然则杜周正乃宗法家言以为言也。夫人主而可以自由废法立法，则彼宗所谓“抱法以待，则千世治而一世乱”者，其说固根本不能成立矣，就此点论，欲法治主义言之成理，最少亦须有如现代所谓立宪政体者以盾其后，而惜乎彼宗之未计及此也。彼宗固自言之矣，曰：
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管子·七法》篇）
“使法必行之法”，在民本的国家之下，能否有之，且未可定。在君权的国家之下，则断无术以解决此问题。夫无监督机关，君主可以自由废法而不肯废法，则其人必尧舜也。夫待尧舜而法乃存，则仍是人治非法治也。彼宗动以衡量尺寸比法，谓以法量度人，如尺之量度布帛，衡之量度土石，殊不知布帛土石死物也，一成而不变者也。故亦以一成不变之死物如衡尺者以量度焉，斯足矣。人则活物也，自由意志之发动，日新而无朕，欲专恃一客观的“物准”以穷其态，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荀子曰：
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王制》篇）
一尺可以尽万物之长短，一衡可以尽万物之轻重。人心之轻重长短，试问几许之法而始能以尽之耶？法虽如牛毛，而终必有“法之所不至者”，自然之数也。恃法以为治，则法所不至之部分，或听人民自由行动，或由官吏上下其手，二者皆所谓“废”也。而天下事理，恐为法所不至者转多于为法所至者，则举者一二而废者八九也。然则彼宗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者，亦空想之言而已矣。
“法而不议”，实彼宗一重要信条。故曰：“令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管子·重令》篇）儒家孔孟，本不重法，故无听民议法之明文，然恒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则明明以民意为政治标准也。荀子固微带法治色彩者，则殊不取彼宗“不议”之说。其言曰：
法而议……百事无过。……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王制》篇）
又曰：
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纂论（王先谦曰《尔雅释诂》：“纂继也”，谓使人相继议论之），公察则民不疑。（《君道》篇）
荀子之意，以为欲法之能行，必须人民了解立法之意无所疑惑，则非使人民对于所应守之礼与法继续讨论公开审察焉不可。如是则可以“无过”，虽法所不至之处，亦可以“类举”而得标准。曷为能以类举耶？如吾前文所引荀子之言（看第三章）曰：
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非相》篇）
孟子亦言：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梁惠王下》）
天下事理，宜有标准以量度之，吾侪所承认也。然量物与量人，决不能混为一谈。“物准”可以量物，量人则不能以物准而惟当以“心准”。儒家絜矩之道，所谓“所恶于上无以使下……”云云者，全以如心之恕为标准，其矩则“心矩”也。物矩固可以一措定焉而不容异议，心矩则非“纂论公察”焉不可也。
彼宗最大目的，在“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此误用自然界之理法以解人事也。“必然”云者，谓有一成不变之因果律以为之支配吾侪可以预料其将来，持左券以责后效。如一加一必为二，轻养二合必为水也。夫有“必然”则无自由，有自由则无“必然”。两者不并立也。物理为“必然法则”之领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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