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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认民众意识之品质视个人为高，其当否且勿论，要之，极认识民意价值之言也。所云“啧室之议”则竟主张设立法定的民意机关矣。虽其性质非必与现代议会同，且在历史上亦未尝实现，然固不可不谓为一种颖异之理想也。
今最后所欲论者，儒家对于兹事态度如何？儒家以政治设施当以民意为标准，其主张甚为坚决明了。如：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大学》）
类此之语，儒书中不可枚举。惟人民是否应自进以参与政治，其参与政治方法如何，孔子盖未尝明言。《论语》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二语，或以为与老子“愚民”说同，为孔子反对人民参政之证。以吾观之，盖未必然。“不可”二字，似当作“不能够”解，不当作“不应该”解。孟子曰：
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
此章正为彼文注脚：“可以有法子令他们依着这样做，却没有法子令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此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义也。例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使民厚，使民不偷，此所谓“可使由之”也。何以慎终追远便能厚，何以故旧不遗便不偷，此其理苦难说明。故曰“不可使知”也。儒家无论政治谈教育谈，其第一义皆在养成良习惯。夫习惯之养成，全在“不著不察”中。所谓“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故“终身由而不知”乃固然也。然则欲以彼二语构成儒家反对民权之谳者，非直冤酷，亦自形其浅薄也。
然则儒家主张民权之证据有之乎？曰：亦无有也。民权云者，人民自动以执行政权之谓。儒家虽言“保民而王”，言“得乎邱民而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也。彼宗固极言民意之当尊重，然并不谓对于民意悉当盲从。孔子曰：
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
孟子曰：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
儒家之意以为，政治家之眼光，当常注视舆论。又当常自出其理性以判断而慎采之。“善钧从众”，盖彼宗之最大信条也。夫采纳民意，尚须以“必察”为条件，则纯粹民意之直接统治，不为彼宗所敢妄赞，有断然矣。
然则儒家果画然将国人分为能治与受治之两阶级乎？曰：是殆然，是又殆不然。儒家有所谓能治的阶级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标帜，遍征诸儒书而可信者也。顾所最当注意者，“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换言之，则“君子”者人格完成之表称也。与“君子”相对者为“小人”，谓人格未成，如幼小之人也。虽民权极昌之国家，亦必以成人为参政之标准，未有赋予未及龄之“小人”以参政权者。儒家亦然，专以成人为参政之标准，不过所谓成人者，非生理上之成人，乃人格上之成人耳。儒家以为人格未完成之“小人”而授之以政，譬犹未能操刀之“小人”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呜呼！今之中华民国冒民权之名以乱天下者，岂不以是耶？岂不以是耶？儒家之必以人格的成人为限制，其乌可以已。
然则此限制为固定的乎？曰：是盖不待问而有以知其不然。地位可以有固定，品格不能有固定，儒教最终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泽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夫天下人人皆成为“君子”，则儒家“全民政治”实现之时矣。
然则如何而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耶？吾固屡言之矣。人格者，通彼我而始得名者也。故必人格共动互发，乃能驯致人格之完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亦在“仁以为己任”之君子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