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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义仓租税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榖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上令急於求米，则民重米；缓於求米，则民轻米。所缓则贱，所急则贵）。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谓贾人之多蓄积也），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给，足也，以十取百）。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忠，士不尽死矣。计本量委则足矣（委，积也），然而民有饥饿者，榖有所藏也（谓富人多藏榖也）。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轻之之时，官为敛籴；人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镪，千万（六斛四斗为锺。镪钱贯）；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谓供奉），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豪，谓轻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羡，馀也，羊见反）不足而御其财物。榖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则以币与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则古之理财赋，未有不通其术焉（榖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以币与衣者，"与"当为"易"，随其所贱而以币易取之，则轻重贵贱由君上也）。"桓公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对曰："请勿施於天下，独施之於吾国。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馀，有数。彼守国者，守榖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国之广狭、肥硗，人之所食多少，其数，君素皆知之），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於州县里蓄积钱币，所谓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镪百万）。於是县州里受公钱（公钱，即积委之币）。泰秋，国榖去参之一（去，减也，邱吕反），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榖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榖价而收藏之），国榖三分，则二分在上矣（言先贮币於县邑，当秋时下令收籴也。则魏李悝行平籴之法，上熟籴三舍一，中熟籴二舍一，下熟中分之，盖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约中熟为准耳）。泰春，国榖倍重数也；泰夏，赋榖以理田土；泰秋，田榖之存子者若干。今土敛榖以币，人曰无币，以榖，则人之三有归於上矣（言当今榖贵之时，计其价，以榖赋与人，秋则敛其币。虽设此令，本意收其榖，人既无币，请输榖，故归於上）。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筴（重之相因，若春时榖贵与榖也。时之化举，若秋时榖贱收榖也。因时之轻重，无不以术权之）。则彼诸侯之榖十，吾国榖二十，则诸侯榖归吾国矣。诸侯榖二十，吾国榖十，则吾国榖归於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重流，谓严守榖价，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泄矣（泄，散也，吾榖不散出）。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榖倍重，诸侯之榖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也。利不夺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经国，常有十国之筴也。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籴甚贵伤人（此人谓籴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於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馀四百石（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计人岁终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馀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馀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十石，云下熟籴一，谓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饥则收百石（平岁百亩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饥三十石（收三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饥之率）。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適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官以敛藏出粜），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人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按：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於齐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国，李悝之意专主於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於农人服田力穑之赢馀，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汉五凤中，岁数丰穰，榖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榖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榖足供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榖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榖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後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仓。
按：《後汉书 刘般传》，显宗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则岂後来卒置之欤？般所言者，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时，盖至东汉而其弊已如此矣。
晋武帝欲平一江表，时榖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榖，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於穰岁而上不收，贫人困於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未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榖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治建业，今江宁郡），南徐州二百万（治京口，今丹阳郡），各於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治寿春），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治浔阳），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今江陵），郢州三百万（治江夏），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今长沙），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治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万（治历阳），南兖州二百五十万（治广陵），雍州五百万（治襄阳），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庄时，秘书丞李彪上奏曰："今山东饥，京师俭。臣以为宜折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都度支岁用之馀，各立官司，年丰籴积於仓，时俭则减私之十二粜之。如此，人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钱以取官粟，年丰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明帝神龟正先之际，自徐、扬内附之後，收内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也。
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一年之粮，逐当州榖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齐制：岁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榖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籴之物，依价籴贮。
後周文帝创制六官，司仓掌辨九榖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蓄其馀，以待凶荒，不足则止。馀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秋敛。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帝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
隋文帝开皇三年，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京师置常平监。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於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榖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至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於後乏绝。又北境诸州，异於馀处，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又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并於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致堂胡氏曰："赈饥莫要乎近其人。隋义仓取之於民不厚，而置仓於当社，饥民之得食也，其庶几乎？储备如此，他日关中大旱，民犹不免食粟糠豆屑，帝亲帅之如洛阳就食，况素无备乎！百姓知挤於沟壑耳。後世义仓之名固在，而置仓於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良有司敢以闻矣，比及报可，委吏属出，而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县邑乡遂之远，安能扶携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能赈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视流散，无矜恤之心，则国家大祸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镇，炀帝之四方，鱼烂河决，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备无患，当以隋文当县置社仓为法，而择长民之官，行恤农之政，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尚书左丞戴胄建议："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至秋而偿。"其後，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开元七年，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资、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
二十二年，敕："应给贷粮，本州录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两石，七口以下三石；给粟，准米计折。"
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豆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榖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载，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粮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东道（一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
陇右道（二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粮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
陇右道（二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粮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
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万七百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六十万二千三十石）
二十八年，敕："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後赈给。道路悠远，往复淹迟，宜令给讫奏闻。"
天宝六载，太府少卿张瑄奏："准敕节文，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徵纳。臣商量，其馀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
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元宗复置之。其後，第五畸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蓄本钱。至是，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溃散，馁死相食，不可胜计。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仓官，虽频年少雨，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宜兼储布帛。请於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德宗纳其策。属军用蹙迫，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贞观、开元後，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供军，於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廪益羡。自是，元宗不复和籴於东都。
按：唐都关中，而关辅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故常恃转漕东南之粟，而东南之粟必先至东都，然後浮河、渭，溯流以入关，是以其至也冞难。故开元以前，岁若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於东都。自牛仙客献策和籴，然後始免此行。然肃、代之後，既无东幸之事，东南馈饷稍不至，则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忧。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禾悤〉，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徵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後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於畿外之诸侯，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祇益见其不足耳！
天宝中，岁以钱六千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递输京仓者百馀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
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代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於关中。宰相陆贽以"关中榖贱，请和籴，可至百馀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榖价四十馀，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灾州县，斗减时价五十以救之。京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估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籴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遗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於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後贮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仓。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於时价，或先敛而後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便乐输。
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追蹙鞭挞，甚於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白居易上疏曰："和籴之事，以臣所观，有害无利。何者？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榖，两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则不然，配户督限，蹙迫鞭挞，甚於税赋，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且本请和籴，惟图利人，人若有利，自然愿来。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为和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则不如折籴。折籴者，折青苗税钱，使纳斗斛，免令贱粜，别纳见钱，在於农人，亦真为利。况度支比来所支和籴价钱，多是杂色匹段，百姓又须转卖，然後将纳税钱。至於给付不免侵偷，货易不免损折，所失过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税钱，使纳斗斛，则既无贱籴麦粟之费，又无转卖匹段之劳利归於人，美归於上，则折籴之便，岂不昭然？由是而论，则配户不如开场，和籴不如折籴，亦甚明矣。臣久处村间，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闻。伏望宸衷俯赐详察。"
元和六年，制："京畿旧榖已尽，粟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诸道州府有乏粮处，依例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赈贷并停徵，容至丰年，然後填纳。"
元和七年，户部奏今年冬诸州和籴贮粟：泽蔡四十万石，郑、滑、易、定各一十五万石，夏州八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振武、丰州、盐州各五万石，凡一百三十万石。令於时价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劝农，国有常备。
十二年，诏诸道应遭水州府，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讫具数闻奏。
十三年，户部侍郎孟简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斗斛，请准旧例减估出粜，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县得专达，以利百姓。"从之。
长庆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籴扰人罢之。
四年，诏於关内、关外折籴、和籴一百五十万石，用备饥歉。
宝历元年，以两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籴二百万斛，以备灾沴。
开成元年，户部奏："应诸州府所置常平、义仓，伏请今後通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逐年添贮义仓。敛之至轻，事必通济，岁月稍久，自致盈充，纵逢水旱之灾，永绝流亡之虑。"从之。
太和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诏曰："多事之後，义仓废寝，岁或小歉，失於豫备。宜令诸州於所属县各置义仓，自今官所收二税，石别税一斗贮之，以备凶歉给与民。"
三年，诏民有欲借义仓粟充种食者，令州县即计口给计以闻，勿俟报；义仓不足，当发公廪者奏待报。
四年，诏曰："诸州义仓，用振乏绝，颇闻重叠输送，未免劳烦，宜罢之。"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仓，许商人输粟，优其价，令执券抵江淮，给其茶、盐，每一百万石为一界，禄仕之家及形势户不得辄入粟。
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以贮之，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
五年，令诸州置惠民仓，如榖稍贵，即减价粜与贫民，不过一斛。
真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仓。
真宗景德三年，诏於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各置常平仓（惟沿边州郡则不置），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小州或二三千贯，付司农司系帐，三司不问出入，委转运使并本州委幕职一员专掌其事。每岁秋夏加钱收籴，遇贵减价出粜，凡收籴比市价量增三五文，出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止於五万石，或三年以上不经粜，即回充粮廪，别以新粟充数。
天禧四年，诏荆湖、川陕、广南并置常平仓。
又诏诸州通河及大路人烟繁处多籴，其僻在山险之处，止约本处主客户收籴。
咸平六年，出内府绫罗锦绮，计直百八十万，与河北转运使定价市鬻籴粟实边。
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後，凡边州积榖可给三岁，即止市籴。大中祥符初，连岁登稔，乃合河北、河东、陕西增籴，靡限常数。
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是後，有司言其地沃民勤，多积榖，乃请每岁和籴，随常赋输送，其直多折色给之。又京东西、河北、陕西切须粮食，则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其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江、淮、湖、浙诸州置场和籴，以裨岁漕。
天圣三年，权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买、和籴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宫中急市，即添价却将籴买者中卖，致粮草怯弱，枉费官钱不少。乞行下及早开场，依见卖时估，趁时籴买，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需，其中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低弱。盖因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月俸馀剩，或籴米买粗弱斗斛支籴，以互相容隐，致亏损官钱。军人请得恶弱口粮，或形嗟怨。乞严禁绝。"从之。
陕西籴榖，岁预给青苗钱，自天圣中罢不复给。
河北旧有便籴之法，听民输粟边州，而京师给以缗钱，钱不足，即移文外州给之，又折以象牙、香药。景德元年，三司请令河北有输藁入官者，准便籴粟麦例，给八分缗钱，二分象牙、香药，其广信、安肃、北平粟麦、悉以香药博籴，从之。自有事二边，戍兵浸广，师行馈运，仰於博易，有司务优物估，以来输入。
仁宗留意兵食，发内藏库金帛以助籴者，前後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珠直缗钱三十万，以赐三司，因谕辅臣曰："此无用之物，既不欲捐弃，不若散之民间，收其直助边，亦可纾吾民之敛。"
神宗留意边备，务广储蓄。熙宁五年，诏以银、绢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赊买，收本息封桩，以备边费。自是，三路封桩，所给不可胜计，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常平钱，或鬻爵、给度牒，而出内藏钱帛不与焉。
元丰元年，诏："河东路十三州岁给和籴钱八万馀缗，自今罢之，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
时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十三州二税三十九万二千馀石，和籴八十二万四千馀石，所以灾伤旧不除免，盖十三州税轻，又本路恃为边储，理不可阙。其和籴，旧支钱、布相半，数既畸零，民病入州县之费，以钞贸易於市人，略不食半，公家实费，民间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籴钱，岁支与沿边州郡市粮草封桩，遇灾伤，据民不能输数补填，如无灾伤，三年一免输。"朝廷用其议。
五年，诏以开封府界、诸路封桩阙额禁军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钱，并输籴便司为本。寻诏瀛、定、澶等州各置仓，凡封桩，三司毋关预，委度支副使蹇周辅专其事。
结籴 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熙河路军储，得七万馀石，诏运给焉。未几，商人王震言："结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诏措置熙河财用孙迥究治以闻。
寄籴 元丰二年，籴便粮草王子渊论纲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籴之法，以权轻重。"
俵籴 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贯，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粜，自然价损，非唯实边，亦免伤农。"帝以为然，乃诏岁以米盐钱钞、在京粳米总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预给钱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绿边籴粟麦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
均籴 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奏行之，以人户家业田土顷亩均敷，上等则所均斛斗数多，下等数少。五年，言者谓："均籴之法推行往往不齐，故有其先桩本钱，已籴而不偿其直，或不度州县之力而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於是诏诸路毋辄均籴。既而州县以和籴为名，裁价低下，转运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籴之数，诏约止之。
博籴 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馀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後秋成博籴。崇宁五年，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
兑籴 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於麦熟州郡及时兑籴。元祐二年，尝以岁丰麦贱，下诸路广籴，诏後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籴。
括籴 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请并边籴买，务榜谕民，毋得与公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
按：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於籴也。平籴法始於魏李悝，然丰则取之於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於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後始有结籴、寄籴、俵籴、均籴、博籴、兑籴、括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又法令素宽，致有此弊。後来惩其弊，所以只籴之於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於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则其为民病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仓领於司农寺。景祐初，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使吴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馀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从之。不数年间，常平积有馀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数移用，畜藏无几。自景祐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诏京西发常平粟以赈贫民，自是，数以赈贷，而聚敛者或增旧贾以粜，欲以市恩，诏戒之。又诏岁歉发以济饥者，不复督取。然常平之积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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