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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夫饥寒饿殍之民，而与之升合之食，无益於救灾补败之数，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钱与粟一举而振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河北之民，闻诏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赖，而自安於畎亩之中，负钱与粟而归，与其父母妻子脱於流离转死之祸，则戴上之施而怀欲报之心，岂有己哉！天下之民闻国家措置如此，恩泽之厚，其孰不震动感激，悦主上之义於无穷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师。待制陈荐请以粜使司陈粟贷民，户二石。从之。
御史中丞司马光上疏曰："圣王之政，使民安其土，乐其业，自生至死，莫有离散之心。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见，莫若谨择公正之人为河北监司，使之察灾伤州县，守宰不胜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振济本州县之民。若斗斛数少不能周遍者，且须救土著农民，各据版籍，先从下等次第振济，则所给有限，可以豫约矣。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曰，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则将来百姓争务蓄积矣。如此，饥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旧业，浮游外乡。居者既安，则行者思反，若县县皆然，岂得复有流民哉？"
神宗熙宁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两浙运司，令分赐本路，召人纳米或钱振济。
帝以内侍有自淮南来者，言宿州民饥多盗，系囚众，本路不以闻。诏遣太常博士陈充等视宿、亳等州灾伤。又诏河北灾伤州军劫盗死罪者并减死，刺配广南牢城，年丰如旧。
司马光上疏论曰："臣窃闻降敕下京东、京西灾伤州军，如人户委是家贫，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未知虚的，若果如此，深为不便。臣闻《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簿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於民，独於盗贼愈更严急。所以然者，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簿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相劫夺也。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於宽仁而终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
按：温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间，非此时所上，今姑附此。
六年，诏："自今灾伤，用司农常法振救不足者，并预具当修农田水利工役募夫数及其直上闻，乃发常平钱斛募饥民兴修，不如法振救者，委司农劾之。"
七年，赐环庆路安抚司度僧牒千，以备振济汉蕃饥民。
元丰元年，诏以滨、棣沧州被水灾，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贷请常平粮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振济之法，州县不能举行，夫以政杀人与刃无异。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尝不力争，至於凶年饥岁，老幼转死沟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务也。"
九年，知太原府魏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止。河东地寒，与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馀，即及三月终。"从之。
振贫始於嘉祐中罢鬻诸路户绝田，以夏秋所输之课，给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来，其法不废。自蔡京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费用既多，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元丰间，诏青、齐、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无依者，给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学士承旨、知杭州苏轼言："浙西二年诸郡灾伤，今岁大水，苏、湖、常三州水通为一，杭州死者五十馀万，苏州三十万，未数他郡。今既秋田不种，正使来岁丰稔，亦须七月方新榖，其间饥馑变故，未易度量。乞令转运司约度诸郡合粜米斛数目，下诸路封椿，及年计上供赴浙西诸郡粜卖。"诏赐米百万斛，钱二十馀万缗，振济灾伤。
绍圣元年，帝以京东、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归，诏给空名假承务郎敕十、太庙斋郎补牒十、州助教不理选限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东、西路提举司，召人入钱粟充振济。
东莱吕氏曰："荒政条目，始於黎民阻饥，舜命弃为后稷，播时百榖，其详见於《生民》之诗。到得後来，如所谓禹之水，汤之旱，民无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周礼 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簿征，三曰缓刑），其详又始错见於六官之书。然古者之所谓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有九年之蓄（出《礼记 王制》），遇岁有不登，为人主者则贬损减省丧荒之式，见於小行人之官，札丧凶荒厄穷为一书（《周礼 秋官》）。当时天下各自有廪藏，所遇凶荒则振发济民而己。当时措置与後世不同，所谓移民、平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论之，太宰以九式均节物用，三曰丧荒之式，又遗人掌县鄙之委积，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簿征、散利。凡诸侯莫不有委积，以待凶荒，凶荒之岁，为符信发粟振饥而己。当时敛散轻重之式未尝讲。侯甸采卫皆有馈遗，不至於榖价翔踊，如弛张敛散之权亦不曾讲。惟到春秋、战国，王政既衰，秦饥乞籴於晋，鲁饥乞籴於齐（出《左传》），岁一不登，则乞籴於邻国，所谓九年之制度，已自败坏。见《管子 轻重》一篇，无虑百千言，不过君民互相攘夺。收其权於君上，己非君道。所谓荒政，一变为敛散轻重，先王之制因坏。到後来敛散轻重之权又不能操，所以启奸民幸凶年以谋祸害，民转死於沟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与敛散轻重之法又殆数等，大抵其法愈坏，则其术愈粗。论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为苟且之政，己非所以为王道，秦汉以下，却谓之善政。汉武帝诏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纪元鼎二年诏）。'唐西都至岁不登，关中之粟不足以供万乘，荒年则幸东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时，且有'逐粮天子'之语。後来元宗溺於苟安，不出长安（并出《通鉴》。）。以此论之，时节不同，孟子所谓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谓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须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粜法，非先王之政，丰年收之甚贱，凶年出之振饥，此又思其次之良规。到得平粜之政不讲，一切趣办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己而讲，要之，非常行。使平籴之法常行，则榖价不贵，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养。至於移民、移粟，不过以饥殍之养养之而已，若设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贫困，常若枯旱，榖价翔贵，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振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酩，酩不可食。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赡宫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十七八）。大抵荒政，统而论之，先王有预备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积有可均处，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无焉，设糜粥，最下也。虽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随时理会便其民。战国之时，要论三十年之通计，此亦虚谈，则可以行平籴之法。如汉、唐坐视无策，则移民、通财虽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论。又不得已而为糜粥之养，随所遇之时，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论荒政，统体如此。今则所论，可行者甚多，试举六七条。且如汉载粟入关中无用传（宣帝本始四年，岁不登，民以车船载榖入关，毋得用传。出《本纪》）。後来贩粟者免税，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劝民出粟，散在乡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户各出榖，散而与之，此一条亦可行。又如富郑公在青州，处流民於城外所谓"室庐"，措置种种有法，当时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与於其间（富郑公自郭移青，会河朔大水，民流京东。公以为从来拯救，当聚之州县，人既猥多，仓廪不能供，散以粥饭，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饥死；死者气薰蒸，疾疫随起，居人亦致病弊。是时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饥民散入村落，择所部丰稔者三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各因坊村，择寺庙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岩为窟室，以处流民。富民不得陂泽之利，分遣寄居间官往主其事，间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为吏胥、走隶者，皆给其食，令供簿书、给纳、守御之役。借民仓以贮，择地为场，掘沟为限，与流民约，三日一支，出纳之详，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内，吏之所至，手书其劳，酒炙之馈日至，人人忻戴，为之尽力。比麦熟，人给路粮遣归，饿死者无几，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其间强壮堪为禁卒者，募得数千人，奏乞拨充诸军。自是天下流民处，多以青州为法）。又如赵清献公在会稽，不减榖价，四方商贾辐辏（出《言行录》。熙宁中，以大资政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价，公独榜衢路，令有米者增价粜之。於是诸州米商辐辏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此一条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条皆近时可举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条，亦见《历世大纲》，须要参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虽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则举而措之而己。今所论荒政，如平籴之政，条目尤须讲求。自李悝平籴至汉耿寿昌为常平仓，元帝以後或废或罢，到宋朝遂为定制。仁宗之世，韩魏公请罢鬻没官之田，募人承佃，为广惠仓，散与鳏寡孤独。庆历、嘉祐间，既有常平仓（国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两浙置。天禧四年，诏益、梓、夔州，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并置），又有广惠、广济仓振恤，所以仁宗德泽洽於民，三仓盖有力。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广惠量可以支给，尽粜转以为钱，变而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广惠之田卖尽（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乞令河南、京东、淮南转运司施行常平、广惠仓出纳乃预备之法。广惠仓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据数量留外，其馀并令常平仓监官通管，一般转易。其两仓见钱，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户请领，令随税送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斛斗，或纳时价贵，愿纳见钱，皆听。仍於京东、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诏卖广惠仓田），虽得一时之利，要之竟无根底。元祐间虽复，章惇又继之，三仓又坏，论荒政者不得不详考。"
高宗建炎元年，诏劝诱富豪出粟米济粜饥民，赏各有差。
粜及三千石以上，与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与进武校尉；二万石以上，取旨优异推赏；已有官荫不愿补援名目，当比类施行。
绍兴二十八年，浙东、西田苗损於风水。诏出常平米振粜，更令以义仓振济。在法，水旱检放及七分以上者济之，诏自今及五分处，即拨义仓米振济。
孝宗隆兴二年，霖雨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付户部变籴以济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数万，官司虽济而米斛有限，乃诏民间不曾经水灾处占田万亩者，粜三千石；万亩以下，粜一千石。
乾道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贷，约米一斗，秋成还钱五百。其时米价既平，粜四斗始克偿之，农民岂不重困？"诏应借贷米榖只还本，取利不过五分。
七年，中书门下省言："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凡出米振济，系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
无官人：一千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限将仕郎者听，以上补官或进士，则免文解及补上州文学、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官，以上循资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并取旨优与推恩。
臣僚言："诸路旱伤，乞以展放，展阁责之运司，籴给、借贷责之常平司，觉察妄滥责之提刑司，体量措置责之安抚司。"上谕宰执曰："转运只言检放一事，恐他日振济之类必不肯任责。"虞允文奏曰："转运司管一路财赋，谓之省计。凡州郡有馀、不足，通融相补，正其责也。"
淳熙八年，诏支会子二十二万，并浙东路常平义钱内支一十万贯，付提举朱熹，措置振粜。
十年，江东宪臣尤袤召人，言："东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无数月之储。前年旱伤，江东之南康、江西之兴国俱是小垒，南康饥民一十二万二千有奇，兴国饥民七万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时，荒政著闻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赵抃之在会稽，在当时已是非常之灾，夷考其实，则青州一路饥民止十五万，几及南康一军之数；会稽大郡，饥民才二万二千而已，以兴国较之，已是三倍。至於振赡之米弼，用十五万，抃用三万六千。今江东公私合力振救，为米一百四十二万，去岁江西振济兴国一军，除民间劝诱所得，出於官者自当七万，其视青州一路、会稽一郡，所费实相倍蓰，则知今日公私诚是困竭，不宜复有小歉。国家水旱之备止有常平义仓，频年旱暵，发之略尽。今所以为预备之计，唯有多出缗钱，广储米斛而己。"又言："救荒之政，莫急於劝分。昨者朝廷立赏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输纳，故庚子之旱不费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输纳既多，朝廷吝於推赏，多方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为不信，乞诏有司施行。"
浙东提举朱熹与丞相王淮书曰："今上自执政，下及庶僚，内而侍从，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结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爱，而顾爱此迪功、文学、承信、校尉十数人之赏，以为重惜名器之计，愚亦不知其何说也。大抵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旨之计。此其自谋，可谓尽矣，然自旁观论，则亦可谓不思之甚也。"
宁宗嘉定二年，起居郎贾从熟言："出粟振济，赏有常典，多者至命以官，固足示劝，然應格霑賞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號為上户者不過常産耳，今不尽责以振济，但随力所及，或粜或贷，广而及於一乡，狭而及於一都，有司核实量多寡与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几官不失信，民必乐从。"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