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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朕闻人和则乐清。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皆藏於太乐署。
总章中，润州得玉磬以献。张文收扣其一，曰："是晋某岁闰月造者，得月数当十三，今阙其一，於黄锺东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云："此人当坠马。"好事者随观之，行未半里，马惊，堕地死。尝观人迎妇，闻妇珮玉声，曰："此妇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类也。近代言乐，卫道弼为最，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次之。夔、弼皆为太乐令，享北郊，监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乐不和为之罪，杂扣锺声，使夔暗名之无误者，由是反叹服。又洛阳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绍夔素与僧善，来问疾，僧寻以告。俄击斋锺，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可设盛馔，当与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绍夔云："此磬与锺律合，故击彼此应。"僧大喜，疾亦愈。
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辅国献之，云："太常诸乐调皆下，不合黄锺，请悉制诸锺磬。"帝以为然，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於禁中，更加磨划，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观之，以还太常。然以汉律考之，黄锺乃太蔟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
周世宗显德六年，枢密使王朴上疏，曰："臣闻乐作於人心，成声於物，声气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锺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锺，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颂。将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宾旅，恢政教，厚风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国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太子丞鲍邺兴之，亦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锺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声，其馀五调谓之哑锺，盖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於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所以知太宗之道与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馀，工器俱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酌详，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伪梁、後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於礼乐。至於十二鎛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之，编钟、编磬徒悬而巳。丝、竹、匏土仅七声，作黄锺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馀八十四调於是乎泯灭。乐之缺坏，无甚於今。陛下天纵文武，奄宅中区，思复三代之风，临视乐悬，亲自考听，知其亡失，深动上心，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逾月调品八音，粗加和会。以臣曾学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臣虽不敏，敢不奉诏。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锺之管，与见在黄锺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至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锺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如林锺；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锺；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锺；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锺之清声。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惟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下中书门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後依调制曲。八十四调，曲有数百，今见存者九曲而已，皆谓之黄锺之宫声。其馀六曲，错杂诸调，盖传习之误也。唐初虽有旋宫之乐，至於用曲，多与礼文相违。既不敢用唐为则，臣又懵学独力，未能备究古今，亦望集多闻知礼乐者，上本古典，下顺常道，定其义理，於何月行何礼，合用何调曲，声数长短，几变几成，议定而制曲，方可久长行用。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所吹黄锺管、所作律准，谨并上进。"乃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於太常寺："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锺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馀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从之。
宋太祖皇帝以雅乐声高，诏有司重加考正。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古圣设法，先立尺寸作为律吕，三分损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谓之形器。但以尺寸长短，非书可传，故絫秬黍，求为准的。後代试之，或不符会。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朴所定尺比较，短於石尺四分，作乐声之高，盖由於此。况影表测於天地，则管律可以准绳。"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锺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声，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党羊头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由是重法十二律管，雅乐和畅。
仁宗时，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时邓保信、阮逸、胡瑗等亦奏造锺律，诏翰林学士丁度等取保信、逸、瑗等锺律详考得失。度等上议："以为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衔，逸等上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难以定钟、磬。谨详古今之制，自晋至隋，絫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权量参校，故历代黄锺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同周、汉制度。故《汉制》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说，悉起於黄锺。今欲器数之制参伍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逸等以大黍絫尺、小黍实龠，自戾本法。保信今尺以圆黍絫之，及首尾相衔，又与实龠之黍再絫成尺不同。"又言："岁有丰俭，地有肥墝，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物之生，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絫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参校焉。晋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调锺律，是谓晋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公会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铸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惟有汉钱而已。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尽隋朝，多以五铢为号。既历代尺度屡改，故小大轻重鲜有同者。又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校其首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然有唐享国三百年，其制度法度，虽未逮周、汉，亦可谓治安之世。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古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有妙达锺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旧可也。"乃诏罢其议。
宋祁、田况荐益州进士房庶晓音，祁上其《乐书补亡》三卷，召诣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志》，云：'度起於黄锺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絫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黄锺也。且《汉志》云：'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後儒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黄锺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直秘阁范镇是之，乃为言曰："照以纵黍絫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横黍絫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於管，以为黄锺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说为是。盖絫黍为尺，始失之於《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至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锺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镇同於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锺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絫者长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无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王，徵属火，不宜阙。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书》'同律、度、量、衡'，所以齐一风俗。今太常、教坊、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非《书》同律之义。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礼乐同异，以行诛赏。谓宜颁格律，自京师及州县，毋容辄异，有擅高下者论之。"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主，衍之成八十四调。旧以宫、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声，然後加变宫、变徵二声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徵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诏以其图送详定所。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者，谓以五行逆顺，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说略矣。是时瑗、逸制乐有定议，乃补庶试秘书省校书郎，遣之。镇又上书曰："陛下制乐，以事天地、宗庙，以扬祖宗之休，兹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窃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之生，生於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後人参考，然後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导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数也，权衡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则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其和，安可得哉？谨条十者非是之验，惟裁择焉！按《诗》'诞降嘉种，维秬维秠'。诞降者，天降之也。许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汉任城县产秬黍三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谓之秬鬯。宗庙降神，惟用一尊，诸侯有功，惟赐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贵也。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斛，秠皆一米，河东之人谓之黑禾。设有真黍，以为取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空径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是围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围广，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古者以竹为律，竹形本圆，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为非是，二也。又按《汉书》，分、寸、尺、文、引本起黄锺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锺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曰黄锺之龠；施於权衡，则曰黄锺之重；施於尺，则曰黄锺之长。今遗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为尺，又不起於黄锺，此尺之为非是，三也。又按《汉书》言龠，其状似爵，爵谓爵盏，其体正圆。故龠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礼》鬴法：方尺，圆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礼》：'壁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尺壁羡之制，长十寸，广八寸，同谓之度尺。以为尺，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十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为鬴之方，十寸尺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积实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积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庣九釐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钧，声中黄锺；汉之斛，其重二钧，声中黄锺。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又按：'凫氏为钟：大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今无大小厚薄，而一以黄锺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钜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亦以黄锺为率，而无长短薄厚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未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者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与三分四釐六毫执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外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薄厚而中律与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於律，然後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於政令不已大乎。"元祐初，镇用房庶律法，上所定乐，下诏褒美。杨杰言："按《尔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法律有用秬黍之文，无用秠之说，以为必得秠然後制律，未之前闻也。镇所造铜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龠。上三下二，与汉制符矣。《汉志》：'量，声中黄锺，始於黄锺，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声中黄锺，覆斛亦中黄锺之宫。'臣叩镇所造铜量，其声不与黄锺合，则非汉制也。黄帝命伶伦断竹节两间，听凤之鸣以为律吕，此造律之本也。初无用黍之法，至汉制乃有用黍之制。镇以为世无真黍，乃用大府尺以为乐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实下旧乐三律矣。其可用乎！'镇乐律卒不行。
司马光君实与范镇景仁往反论锺律书 君实书云："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於黄锺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误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絫黍为尺，纵置之则太长，横置之则太短。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则大其空径四釐六毫，是以乐声太高。又尝得开元中笛及方响，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以为黄锺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长一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径，数合则律正矣。景仁比来盛称此论，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积古之谬，袪一世之惑。光窃思之，有所未谕者凡数条，敢书布陈。若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汉书》，异於今本。'夫按絫黍求尺，其来久矣。生所得书，不知传於何世，而相承积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众曾不寤也。又，其书既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将安施设？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不宜如此冗长也。且生欲以黍实中，乃求其长，何得谓之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孔子称'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则为新尺一丈二尺，得无求合其术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权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絫黍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与黍，无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谓不然。夫所谓律者，果何如哉！乡使古之律存，则龡其声而知声，度其长而知度，审其容而知量，校其轻重而知权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於度与黍，将何从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谓制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虽亡，苟其一存，则三者从何推也。"又谓："後世器或坏亡，故载之於书，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变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将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长短则谓之度，量其多少则谓之量，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然量有虚实，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难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为黄锺之律，是则律生於量也，量与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将何择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径三分，围九分。今新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从出邪？'光谓不然。夫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径七分者，围二六有二分也。古之为数者，患其空积微之太烦，则上下辈之所为三分者，举成数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体圆，其中岂无负戴死空之处？而欲责其丝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一千二百黍积实於管中以为九寸，取其三分以为空径，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絫黍之法校之则合矣。若从生言，度法变矣，而量法自如，则一斛之物，岂能满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权衡皆以一千二百黍为法，何得度法独用一黍？'光按：黄锺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量与衡据其容与其重，非千二百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为分，无用其馀。若数与声，则无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乐太高。'太常黄锺適当古之中吕，不知生所谓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开元之中吕邪！若开元之中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邪！笛与方响，里巷之乐，庸工所为，岂能尽得律吕之正？今欲取以为法，考定雅乐，不亦难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景仁复书曰："一君实曰，《汉书》传於世久矣，更大儒甚众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谬为脱文以欺於镇也。是大不然，镇岂可欺哉！亦以义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阙文，《礼记》、《玉藻》之脱简，後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亦以义理而知之也。犹镇之知庶也，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理义哉！又云：'一黍之起，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长几何，未知其空径几何，未知其容受几何，岂可直以一千二百黍置其间哉！宜起一黍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满，故曰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岂得为冗长乎？若如君实之说，以尺生律，《汉书》不当先言本起黄锺之长，而後论用黍之法也。若尔，是子骏、孟坚之书不为冗长，而反为颠倒也。"又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实之意，以积为排积之积，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夫积者，谓积於管中也，广者，谓所容之广也。《诗》云：'乃积乃仓'，孟康云：'空径之广'是也。"又云，"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今者，三分四釐六毫，其围十分三釐八毫，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汉书》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谓以九分之围，絫九寸之长，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围分之法既差，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姑试验之乃可。"又云："权衡与量，据其容与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为分，无用其馀，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权衡则由黄锺之重，施於量则由黄锺之龠，施於尺则由黄锺之长，其实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汉书》正文也，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岂得谓尺生量邪？"又云："庶言太常乐太高，黄锺適当古之中吕，不知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开元之中吕邪？若开元之中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无复议也。"又云："方响与笛，里巷之乐，庸工所为，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而不知律与声之同也。亦无复议也。就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为律吕，无忽微之差，乃黄帝及仲尼也。岂直后夔、开元之云乎？《书》曰：'律和声。'方舜之时，使夔典乐，犹用律而后能和声。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为適然，而欲以求乐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君实书又曰："近於梦得处，连得所赐两书，且云铸周鬴汉斛已成，欲令光至颍昌就观。周室既衰，礼缺乐弛，典章亡逸，畴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夏》、《韶》、《护》不传乎人，重以暴秦焚灭六籍、乐之要妙，存乎声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难。自汉以来，诸儒取诸胸臆，以臆度古法，牵於文义，拘於名数，校竹管之短长，计黍粒之多寡，竞无形之域，讼无证之廷，迭相否臧，纷然无已。虽使后夔复生，不能决矣。彼周鬴出於《考工记》，事非经见，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汉斛者，刘歆为王莽为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法，况景仁复改其形制，恐徒役心费铜炭而已。"
按：古人言律为万事本，度量衡皆由焉。律以和声，度以审度，量以嘉量，衡以权衡。度有长短，量有小大，衡有轻重，虽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声，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则虽贤哲之士不能遽晓。盖四者之中，议律为难，度或长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轻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阙者。然以四海九州观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来观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盖随世立法，随地从宜，取其適於用，而初无害於事，固不必尽同也。至律则差之丝忽，不能以谐声。声不谐，不足以为乐；乐不和，不足以致治。盖四者之中，制律为尤难。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丝竹，伶伦之管，京房之准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编钟、编磬、鎛钟、虡磬之属是也。虽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笔不能书。假如有人与后夔、伶伦并世而生，亦岂能尽得其叶律和声之法乎？後之儒者病乐之不和，议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絫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絫黍之法，汉制特以较度、量、衡，所谓黄锺之长，黄锺之龠，黄锺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与律相表里耳，未尝专言絫黍以为律也。至於古之度与量，则周鬴、汉斛，与魏、晋以来尺十有五种，相去且千年，其流传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详也。倘其果为古器，则不知造此器，之时其与虞朝之时，同律、度、量、衡，周王之考制度，果无纤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详也。而方伥伥然於千百载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邱古墓之中，而自以为得之，盖亦疏矣。盖律疏矣。盖律、度、量、衡，虽曰相为表里，然至易晓者度、量、衡也，至难知者律也；随时而变易屡易，而无害於事者，度、量、衡也（假如古者度短、量小、衡轻，後世度长、量大、衡重，则当其或短、或小、或轻之时多取之，或长、或大、或重之时少取之，而敛散同此一器，何害於事乎？周取民之制什一，汉取其五，秦取其大半，盖病在於重敛，不必大其器也）。一定而不易，易则害於乐者，律也。今失其难者，而反取则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则於其屡易者，何哉？窃以为必欲制，必如杜夔、荀勖、阮咸、张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听牛铎而知其可以谐音，听玉磬而知其为闰月所造之类），而後可以语此。如其不然，或专求之於絫，黍或专求之於周鬴、汉、斛、魏尺之属，毋异刻舟而寻剑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说，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说，以为照以纵黍絫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则太长；瑗以横黍絫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则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於管以为黄锺之长就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说为是。累千百言，大要不过如此。愚请得而诘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径三分，围九分，黄锺之管长九寸，自大吕以下以次降杀是也。然则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书》因汉制之说，以一黍为一分，则是十黍为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径围可定；管之径围既定，然後律之长短可定。瑗与照虽有纵横之异，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径围则一也。今庶既尽辟纵横之说，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乱实之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以为黄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不知庶之所谓空径三分之管，既非纵黍之分，复非横黍之分，则以何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谓分，既非纵黍，复非横黍，则必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倘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则只须以其三分为径，以九十分其长为黄锺之管，而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烦实黍於管，又何烦於《汉书》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数乎？此愚所以未敢以为通论也。律以竹为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为分度之三分为径，然後实以千二百黍，则九十分其长为黄锺之管矣。愚虽不能晓锺律，窃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徽宗崇宁三年正月，方士魏汉津言："禹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锺之律定矣。黄锺定，馀律从而生焉。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则度、量、权、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曰："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人道也。宜用第三指为法。先铸九鼎，诸锺均弦裁管为一代乐。"从之。刘炳主乐事，建白："太、少不合儒书，请罢太、少议，以《太史公书》黄锺八寸七分琯为中声奏之。"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不用径围为容盛之法，遂为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之律四，凡二十有八。玉尺二，金尺一，长於王朴尺二寸一分，和岘尺一寸八分，弱阮逸等尺一寸七分，短於邓保信尺三分，弱太府布帛尺四分；量大於汉、魏，而小於隋；权衡之制，黄锺所容为十二铢，得太府四钱二分；又曰："十二律统一岁，一律统一月。一月之律：六宫、六商、六角、六徵、六羽、太、少各居其三。总十二律，宫、商、角、徵、羽各七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古者天地四方咸有灾变，则参酌岁气运谱以调之，故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此谓岁会气之平也。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未至而至为太过，至而不至为不及、故圣人持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损之，不足补之。以调鼎则有法，以调乐则有术。事微则祭本方之鼎，而运本均之谱；事逆则祭克制之鼎，而运克制之谱。"政和末，蔡京引沈宗尧为大晟府典乐。宗尧复申汉津太、少之议，时京子攸提举大晟府。又奏田为为典乐，宗尧愤之，令乐工断黄锺琯二，一倍之，一半之，绐为曰："此太、少律也。"为信之，以白攸。攸因执以为是，遂不用刘炳中声八寸七分琯，而正用九寸琯。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一律长四寸有半曰少声，乃有三黄锺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