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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仪注）
《隋 经籍志》：仪注之兴，由来久矣。自君臣父子、六亲九族，各有上下亲疏之别；养生送死，吊恤贺庆，则有进止威仪之数。唐、虞以上，分之为三，在周因而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宾、军、嘉，以佐王安邦国，亲万民，而太史执书以协事之类是也。是时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汉兴，叔孙通定朝仪，武帝时始祀汾阴后土，成帝时初定南北之郊，节文渐具。後汉又使曹褒定汉仪，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犹以旧章残阙，各遵所见，彼此纷争，盈篇满牍。而後世多故，事在通变，或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於史志。而或伤於浅近，或失於未达，不能尽其指要。遗文馀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见存者，以为《仪注》篇。
《汉志》：四家，一百一十五卷。
《隋志》：五十九部，一千二十九卷。（通计亡书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唐志》：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知姓名三十二家，窦维洗金以下不著录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三十一部，一百二十九卷。
《宋两朝志》：二十一部，四百三十九卷。
《宋四朝志》：五十五部，三千七百七十三卷。
《宋中兴志》：七十九家，九十四部，一千六百七卷。
《宋志》又十部，三百八十三卷，元入礼门，今釐入仪注门。
《宋志》谥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卷。
按：谥者，国家送终之大典，今历代史志，俱以谥法入经解门，则伦类失当。今除《周公谥法》、《春秋谥法》二项入礼门，而历代之谥法，则俱附於仪注之後，庶以类相从云。
※叔孙通《朝仪》
本传：汉王巳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欲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请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於是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及上左右为学者（左右，谓近臣也。为学，谓素有学术），与其弟子百馀人绵蕞野外（应劭曰：立竹及茅索营之，习礼仪其中也。如淳曰：谓以茅翦树地，为纂位尊卑之次也）。习之月馀，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七年，长乐宫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礼，大抵皆袭秦，故少所改变。其书後与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复不传，臣民莫有见者。夫天高地下，而礼制行矣，岂专为尊君抑臣哉！叔孙之制礼也，不过度帝所能为；高帝之观之也，不过曰"吾今知皇帝之贵"而已，夫岂知其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书之录也与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然则非礼也，刑禁之书而巳。
※曹褒《汉礼》
本传：肃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礼乐，褒乃上疏，请著成《汉》礼。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群僚拘牵，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定，乃下诏曰："汉遭秦馀，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说者，各尽所能。"褒乃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元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便可施行。於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後太尉张酺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而不述礼乐之制。何也？礼因人情，为之节文；乐以象功，故难立一成不变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继周者，皆不免於有损有益，夏质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虽然，圣人必因事以明其义，盖其数可陈，祝史有司之所能预也；其义难知，非仁且智，则不能本人情而约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义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巳。曹褒之志，盖亦深见叔孙通之仪有未当者，故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请博徵名儒，迟以年岁，犹庶几乎不大违戾有可行者，而身当重任，决以独见，才数月间，遽成百五十篇，且又杂以谶记之文，盖不待见其书，而可逆知舛駁不纯乎古之正礼矣！一世大典，既鲜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尔，岂不惜哉！
按：三代之礼亡於秦。继秦者汉，汉之礼书，则前有叔孙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礼杂秦仪，褒之礼杂谶纬，先儒所以议其不纯也。然自古礼既亡，今传於世者，惟《周官》、《仪礼》、《戴记》，而其说未备。郑康成於三书皆有注，後世之所欲明礼者，每稽之郑注，以求经之意。而郑注则亦多杂谶纬及秦、汉之礼以为说，则亦必本於通、褒之书矣。此三书者，《汉》、《隋》、《唐》三史《艺文志》俱无其卷帙，则其书久亡，故後世无述焉。然魏、晋而後，所用之礼，必祖述此者也。故摭二传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为《仪注》之首。
※《汉旧仪》四卷
卫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独断》二卷
晁氏曰：汉左中郎将蔡邕纂。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王莽无髪，盖见於此。公武得孙蜀州道夫本，乃阁下所藏。
陈氏曰：言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舒、台二郡皆有刊本。向在莆田尝录李氏本，大略与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错互，因并见之。
※《江都集礼》一百四卷
《崇文总目》：隋诸儒撰。初，炀帝以晋王为扬州总管，镇江都，令诸儒集周、汉以来礼制因袭，下逮江左先儒论议，命潘微为之序。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阙，仅存一百四卷。
※《开元礼》一百五十卷
陈氏曰：唐集贤院学士萧嵩、王仲邱等撰。唐初有《贞观》、《显庆礼》，仪注不同，而《显庆》又出於许敬宗，希旨傅会，不足施用。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函请删《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张说以为《礼记》不可改易，宜折衷《贞观》、《显庆》以为唐礼。乃诏徐坚、李锐、施敬本撰述，萧嵩、王仲邱继之。书成，唐五礼之文始备，於是遂以设科取士。《新史 礼乐志》大略采摭著於篇。然唐初巳降凶礼於五礼之末，至显庆遂削去《国恤》一篇，则敬宗谄谀讳恶鄙陋亡稽，卒不正也。
※《开元礼百问》二篇
陈氏曰：不著名氏。以古今异制，设为问答。凡百条。
《开元礼义鉴》一百卷
《崇文总目》：唐萧嵩撰。既定《开元礼》，又以礼家名物繁夥，更取历代沿革，随文释义，与礼并行。
※《开元礼京兆义罗》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据《开元》巳有《义鉴》，申衍其说，今此又网罗其遗坠云。
※《开元礼类释》二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礼繁重，故汇其名物，粗为申释。
※《大唐郊祀录》十卷
陈氏曰：唐太常礼院修撰王泾撰。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贞元中上之。
※《礼阁新仪》三十卷
陈氏曰：唐太常修撰韦公肃撰。录开元以後礼文损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为目录。按《馆阁书目》云卷数虽存，而书不全，又复差互重出。今本不尔，但目录稍误。
南丰曾氏序曰：《礼阁新仪》三十篇，韦公肃撰。记开元以後至元和之变礼。史馆、秘阁及臣书皆三十篇，集贤院书二十篇，以参相校，史馆及秘阁及臣书多复重，其篇少者八，集贤院书独具。然臣书有目录一篇，以考其次序，盖此书本三十篇，则集贤院书虽具，然其篇次亦乱。既正其脱谬，因定著从目录，而《礼阁新仪》三十篇复完。夫礼者，其本在於养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动视听之间。使人之言动视听一於礼，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穷於外物，则祸乱可息，而财用可充，其立意微，其为法远矣。故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所谓其用在乎言动视听之间者也。然而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法制度数，其久而不能无弊者，势固然也。故为礼者其始莫不宜於当世，而其後多失而难遵，亦其理然也。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故羲、农以来，至於三代，礼未尝同也。後世去三代，盖千有馀岁，其所遭之变，所习之便不同，固巳远矣，而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乃谓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者，当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礼可得而兴也。至其说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则甯至於漠然而不敢为，使人之言动视听之间，荡然莫之为节，至患夫为罪者之不止，则繁於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胜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胜其众，岂不惑哉！盖上世圣人，有为耒耜者或不为宫室，为舟车者或不为棺椁，岂其智不足为哉？以谓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圣，有为宫室者，不以土处为不可变也；为棺椁者，不以衣薪为不可易也，岂好为相反哉？以谓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圣，则有设两观而更采椽之质，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岂不能从俭哉？以谓人情之所好者，能为之节，而不能变也。由是观之，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巳。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饱，一以为贵本，一以为亲用，则知有圣人作，而为後世之礼者，必贵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废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势，骇天下之情，而固巳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农以来，至於三代，礼未尝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尝异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为；或为之者特出於其势之不得巳，故苟简而不能备，希阔而不常行，又不过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养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动视听之间者，历千馀岁，民未尝得接於其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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