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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史各门总 正史）
《隋 经籍志》曰：古者天下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後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巳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郑书》之说，推寻事迹，似当时记事各有职司，後又合而撰之，总成书记。其後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迄於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迁卒以後，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浅鄙，不足相继。至後汉，扶风班彪缀後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於百王之末，非其义也。故断自高祖，终於孝平王莽之诛，为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馀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纪传，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续成之。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後汉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其後，刘玠、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纪》。及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寿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颖表奏其事，帝诏河南尹、洛阳令就寿家写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後汉书》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日月，而总之於年，盖本左邱；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於司马迁；实录者，其名起於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巳，初无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於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於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於披阅，独行於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
王氏《挥麈录》曰：凡史官纪事，所因者例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执政之所日录，於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於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於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足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尽废云。
《汉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元附《春秋》，今釐入史门）。
按：班孟坚《艺文志》，《七略》无史类，以《世本》以下诸书附於《六艺略 春秋》之後。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来传代既久，史言渐多，而述作之体亦不一，《隋志》史之类已有十三门，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汉志》所录《世本》以下九书，《隋志》则以《太史公书》入正史门，《战国策》、《楚汉春秋》入杂史门，而其馀诸书，则後学所不尽见，无由知其合入何门矣，故姑以此九者尽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有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两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兴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右正史。
《隋 经籍志》：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颖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辨论多美，大行於世。至晋大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帝命中书监荀勋、令和峤等，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但以《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谓之古史。
《宋三朝艺文志》：编年之作，盖《春秋》旧，自东汉後，变名滋多，至北齐，或曰纪，或曰春秋，或曰略，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实录》，唐贞观中，作《高祖实录》，自是讫皇朝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录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实录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刘知几以下不著录四百五十七卷）。
按：实录即是仿编年之法，惟《唐志》专立实录一门，《隋史》以实录附杂史，《宋志》以实录附编年，今从《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杂史门，今附此）。
《宋中兴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右编年。
《隋 经籍志》：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春秋传》曰："君举必书。"《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山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晋时又复《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注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近代以来，别有其职，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编而次之。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艺文志》：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厥後有起居注，盖记动也；时政纪，盖记言也；又有日历，兼言动而成之。淳化以来，悉备其书。唐录编年之外，又有起居注，类前代记注。今惟《唐创业起居注》存焉，馀悉亡逸。国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秘有司，不列於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开元起居注》以下不著录三家）。
《唐志》：诏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温彦博以下不著录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诏令一门，历代史皆无之。按古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後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诏令并入起居注门，庶从其类云。
《宋中兴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志元以实录、日历俱入编年，今除实录入编年外，以日历附於起居注）。
右起居注。
※《史记》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汉太史令司马迁续其父谈书。创为义例，起黄帝，迄於获麟之岁。撰成十二纪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贯岁月，八书以纪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传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馀载，凡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迁没後，缺《景》、《武纪》、《礼》、《乐》、《律书》、《三王世家》、《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靳蒯列传》等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追补，及益以武帝後事，辞旨浅鄙，不及迁书远甚。迁书，旧裴駰为之解云。班固常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後世爱迁者多以此论为不然。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诚然也。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敝，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所以先黄、老而後《六经》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辄下吏诛，而当刑者，得以货免。迁之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盖迁叹时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巳於祸，故曰："士贫窘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邪？"其羞贫贱者，盖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於形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
陈氏曰：汉太史令夏阳司马迁子长撰，宋南中郎参军河东裴駰集注。按：班固云：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後事，讫於大汉，斯以勤矣。十篇阙，有录亡书。张晏曰：迁没之後，亡《景》、《武》、《纪》、《礼》、《乐》、《兵书》、《汉兴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靳蒯傅歙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作《武纪》、《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颜师古曰：本无《兵书》，张说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补《武纪》全写《封禅书》，《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书，二列传皆猥酿不足进。而其馀六篇，《景纪》最疏略，《礼》、《乐书》謄荀子《礼论》、河间王《乐纪》，《传靳列传》与《汉书》同，而《将相年表》迄鸿嘉，则未知何人所补也。褚先生者，名少孙。裴駰即注《三国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广作《史记音义》，駰本之以成《集解》。窃尝谓著书立言，述旧易，作古难，六蓻之後，有四人焉。摭实而有文采者，左氏也；冯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者前未有比，後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师友读书记》曰：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扬雄、班固之论不得实（见班固《司马迁传》）。《秦始皇本纪》皆讥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记》，其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诗》、《春秋》之义也。
《朱子语录》曰：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太史公三代本纪，皆著孔子所损益四代之说，《高帝纪》又言"色尚黄，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颜而行夏时，乘殷辂，服周冕，用《韶》舞，则固好；以刘季为之，则亦未济事在。
曹器远云："黄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长陵。此事大事，所以书在後。"先生云："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叙，有疏阔不接续处，如此等是也。"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榖。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然子由之语虽好，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犹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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