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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中有不少关于“立志”的说教，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讲立志；又说：“好学不厌”，是讲立志而能笃守。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是讲志大而坚定。孟子的“尚志”，是讲立志的切要。朱熹也说：“立志不定，如何读书”（《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但都说得比较原则。程端礼对“立志”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认为读书的宗旨在发明义理，而不在谋求功利；读书的目的是做好人（道学家），不当贵人（事业家）。经过程端礼的解释，“居敬持志”，实际上是指读书的宗旨和目的，欲为圣贤，欲为蒲柳，有系于此，这是读书之本，故被列为《朱子读书法》首条。
所谓“循序渐进”，朱熹《论语集注》注：“‘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云，“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宪问·莫我知也夫章》） 。“循序”，指的是修养工夫，循先“下学”（人事）后上达（天理）的程序。“渐进”，指的是如流水盈科而后进、音乐成章而后达那样，学习也要在前一段学得较好的基础上才能有所进展。在《行宫便殿奏劄二》里，朱熹根据孔子“欲速则不达”，孟子“进锐退速”的说法，反对两种学习态度，一种是“怠忽间断”，一种是“贪多务广”，认为这两者都必无所成（《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朱熹的这个观点，是同他的性论中不求顿悟的论点一致的。程端礼在解释“循序渐进”时，则偏重于读书的具体做法上。他说：“朱子曰，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以字句言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以进度言之，“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日程》） 。这是说，读书时宁可点滴积累，逐步深化，也不要好高骛远，流于空虚。他批评陆王心学“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日程》） 。“循序渐进”，既是读书时应持的态度，又是求学问的规律。
所谓“熟读精思”，朱熹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又说：“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卼臲不安，一似请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终不属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这里，朱熹认为，人们的学习活动，就是熟读书中的词句，精思书中的义理，除此再无别的途径；一个人学问的高低，不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是看能否“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达到神秘的所谓“心与理一”。程端礼则更加强调背诵的功用，他说：“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日程》） ，读的遍数越多越好。理学家有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之说，这个“义”当指封建道义，绝非科学真理。
所谓“虚心涵泳”，朱熹说：“学者读书，须是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又说：“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同上） 。这也是他所反复强调的治经必守家法的思想。如读《易》，应以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等人的注疏为依据，反对傍取异说，“慢侮圣言”；否则，就是经学之贼，文字之妖。程端礼的解释是：“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圣与诸家说便了”（《日程》） 。朱熹要求人们在读经时“莫先立说”，程端礼要求人们“不必自立说”，采取生吞活剥的“记”的办法就行了。可见，他们所说的“虚心”，并不是教育人们不骄傲，不自满，而是为了抹煞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
所谓“切己体察”，朱熹说：“切己体察……读一句书，须体察这一句，我将来甚处用得”（《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又说：“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同上） 。这里，说明宋代理学家同汉代经学家在治经方法上有区别。朱熹既主张治经必守家法，同时又反对“守之太拘”。他要求人们以读书为阶梯去体验天理，内心体验“天理”与否，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全靠读一句书，想一想，做好内心活动的记录。程端礼要求人们着重从行为上体察，如读到“出门如见大宾”条，就要体察一下，我做得怎么样。其实，内心活动也好，行为举止也好，都是讲的自我修养，同社会生活、社会实际毫不相干。
所谓“著紧用力”，朱熹说：“宽著期限，紧著课程”（《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就是说，读书时不求速成，但必须抓紧、抓深，要有“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精神。比如，你有读二百字的能力，只读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会仔细，读诵烂熟，这样，记忆力差的人，也能记得，理解力低的人，也能体会。程端礼说：“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日程》） 。如救火治病一样急切，如逆水行舟一样坚忍。这里所说的恒心、毅力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完全是为求取圣人之道而发的。
读书，本来是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必要的考证和训诂也是治学所不可缺少的，科学的读书方法，可以使学者少走弯路。综观《朱子读书法》六条，无论是起首两条所讲读书的宗旨和程序，中两条所讲读书的起步和家法，还是末两条所讲读书的印证和宽紧，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它视读书为认识的唯一途径，内省体验为认识的唯一源泉，从而歪曲了人类认识的过程，只能将人们引入歧途。其中，有关“循序渐进”、少而精等涉及教学法方面的论述，对后世教育曾起有益影响，但那不是主要的。理解《朱子读书法》，必须看清这些方法为什么服务的本质；否则，就是抽象的研究。
根据《朱子读书法》，程端礼提出了理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计划，即《读书分年日程》。所谓“分年”，就是将青少年的教育依年龄划分为三阶段：八岁前为启蒙教育阶段；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十五岁至二十二三岁为“成人”教育阶段。“日程”，指每日每周的读书计划，将每日划分为早晚和白昼三单元，又将数日划为一周。如读经每四日为一周，其中三日读经，一日习字演文。读史五日为一周，其中三日读史，二日温习经、传、注。读文六日为一周，其中三日看文，二日温习经、传、注，一日温史。作业十日为一周，九日读书，一日作文。如此周而复始。每读一书，立一簿，按单元、日、周一一登记，逐项检查。
八岁前的启蒙教育，其学习内容为《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者），程端礼将其比喻为医家脉诀，最便初学，同时佐以《朱子童蒙须知》，使幼童记说。
八岁至十五岁的小学教育，其必读的主要书目有《小学》《四书》及诸经（《孝经》《易经》《诗经》《礼》《春秋》并《三传》）等十五种。
读书的次序，先读《小学》《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后诸经。这种安排，程端礼未做说明，因为这已成为宋、元时期读书次序的公认传统。朱熹对于读《四书》的次序和要求，有如下一段说得很明白的话：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十四）
朱熹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读《四书》有先后次序，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最后《中庸》。这个次序是从《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考虑的，也是从《四书》理解上的难易考虑的。第二，《四书》是一套“经书”，所谓“定其规模”，就是定下三纲领、八条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观其发越”，就是对理学义理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求得古圣人的“微妙而难见”的“道心”，即求得理学思想的极致。
《四书》同诸经的关系，据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二程与门徒有过一段问答：“或问穷经旨，当何所先？于《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二程全书·二程粹言》卷一） 。上了阶梯，就可以升堂入室。掌握了《四书》的要领，就可以进一步读五经。程、朱的这种读书次序，影响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六七百年。程端礼就是羽翼其说而作如是论的。这种读书次序是从难易、远近、大小来确定的。
读经的步骤：第一步是读。读时“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不可添虚声”，“句尽字重”，并要“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第二步是背。规定将每一经文分为大段，大段分为细段，每细段看读一百遍，背读一百遍，再通大段或全文背读二三十遍。所以，每日早晚都是学生的背读时间。第三步是思。“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背书时就要“思而又思”。第四步是说。先说句注，再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每句都要说得精确成文。
“读”“背”“思”“说”都是为了“烂熟”是书。“烂熟”的标志是：“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也就是“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工夫。程端礼以此标榜他的读书方法优于汉代的“记问之学”。其实，这只不过是用理学教条反对经学教条而已。
习字、考字、演文的训练，也是这一阶段学习的重要内容。习字先以名家字帖影写，可以歇读书一二月，以全日之力影写二三千字，如此写一二月方止。并要掌握用笔口诀：“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据程端礼说，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方能他日写多，运笔如飞，永不走样。”考字以《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等为依据。演文以经书为据，先逐字训释经文，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这样反复进行，以收所谓“明理演义一举两得”之效。习字、考字、演文是为读经服务的，是读经的辅助手段。
学生从刚“发蒙”起，就必须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读书，背书，说书，抄书，经过这样七八年的教育，其面貌可以想见了。
十五岁至二十二三岁为“成人”教育阶段。所谓“成人”，按朱熹的说法，就是要使学生达到穷理、养心、力行、泛应、节礼、和乐这六项标准。按程端礼的说法，这是学生的“志学之年”，要以“学道”“学圣”作为自己“为学”“为人”的志向。
这一阶段的中心教材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四书集注》是朱熹用毕生精力把四书纳入理学轨道的书，它以洗练的文字阐述了理学思想，在所有阐述朱熹思想的著作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正如他的门徒李性传所说的那样，是书“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故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朱子语类大全·饶州刊朱子语录后序》） 。这是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沉思考才写成的，它所阐述的儒家思想最精确，是一部完美无缺的“明道传世”之作。朱熹的其他著作、文字，内容与《四书集注》矛盾的，只能以《四书集注》为准，其他只做参考。《四书集注》与其他著作、文字的关系是“正”与“辅”的关系。因而读了《四书集注》对于儒家经书，就有了权衡尺度，就能用理学家的“义理”解经书，改变专重名物训诂的汉儒经注传统。《四书集注》同四书、五经相比，它同理学教育的“成人”培养目标更接近些。朱熹曾比方说，五经是“打禾为饭”，四书是“熟饭”。那么，《四书集注》已经把熟饭端上桌了。程端礼视《四书集注》为理学“成人”教育的中心教材，正是为这部书的性质做了鉴定。
读《四书集注》的步骤同读四书、五经基本相仿。不过，程端礼在这里特别强调“居敬持志”的重要。教育学生用“对越圣贤，夫子在座”的虔敬，反复思量，以三年的时间，昼夜专治。这样，“学者之终身大本植矣”。
在“成人”教育阶段，程端礼也很重视基本知识的教育。其一，抄记诸经旨要，以熟记诸家经疏异同精粗，加深对朱子注的理解。如抄记《易》，在正文后，应先抄记《朱子本义》（《周易本义》），次抄记《程氏易传》，再抄记程、朱门人的发挥，最后抄记古注疏。读经注时，亦先读程、朱传疏，后读古注疏，引导学生用理学解经学，培育实用主义学风。其二，学史以《资治通鉴》为主，旁及《史记》《汉书》《唐书》等。虽不必如读经之遍数，亦应“虚心反复”，熟习“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世系”，尤其应用《四书集注》之“义理”，权衡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纪纲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国用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等。程端礼甚至还规定，如果当日无所读项目，则应主观玄想，如我“亲立其朝”，“身任其事”，对每事的处理能否符合四书的精神，还要用簿册抄录，同诸儒“论断管见”，对照“纲目凡例”，以验所谓“学识之浅深”。纸上论事，纸上谈兵，就是理学家的“学业”和职业。其三，学文以韩文（韩愈文章）、《楚辞》为重点，以韩文为例，选择其中“叙事”“议论”两体兼备的七十余篇，日熟读一至二篇，亦须百遍成诵，以打下作文的基础。对于如何看文，亦有烦琐的规定，每篇先看主意，次看叙述，再将一篇分为大小段，于大段中看“篇法”，小段中看“章法”，“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从中追究作者的心思意图。程端礼似乎也反对抄袭模仿。他认为，文章篇篇“有法而无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日程》） 。所以，他要求学生学习韩文，超过韩文，“将见突过退之，何止肩之而已”（同上） 。他借机吹捧朱熹，称朱熹“文字皆是用欧曾法（指欧阳修、曾巩），试看欧、曾曾有朱子议论否”（同上） ？
在学经、学史、学文的基础上，他要求学生将“性理”“制度”“治道”三者综合思考。他认为，制度书多兼治道，而治道又以性理为依据。具体做法是，从制度入手，择其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项，以朱熹的意见衡量是非得失。这样，就能将经、史、文，性理、制度、治道熔为一炉。他自我吹嘘说，这就是“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将来“一旦在朝庙，免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之诮”（《日程》） 。程端礼教育学生读书、作文，就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统治人的“第一等人”，其教育的阶级实质，昭然若揭。
“成人”教育阶段的最后一项学习内容是作文，以应科举考试，为封建王朝输送可供选择的人才。元代科制规定，每三年开试一次，对蒙古、色目人试两场，对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经问，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第二场古赋；第三场对策，即所谓“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与此相应，《日程》制订了作文的有关立论根据和程式。如作《经问》，必须以《四书集注》为准则，严守所谓“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的家法，不能独立思考，不能有所发挥，更不能离经叛道。作文要“以主意为将军”，意必先立，再以平日所记经史史料充填。据说就可“一笔扫就”了。这是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对于这种应举式的文章，清代颜元曾斥之为国家的“四害”之一。他说：“为治去四秽，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颜习斋先生年谱》） 。时文即指这种虚文。
当然，《读书分年日程》注意读书的基本技能的训练，把读、背、写、练贯串于教学的全过程，从方法上看，对青少年的教育是有一定裨益的。它注重经、史、文的结合，保留了文史一家的源远流长的古老传统，对后世治学也是有影响的。
程端蒙等人的教育思想，以宣扬理学教条为宗旨，以闭门穷经为手段，以读书做官为号召，其流毒很深。它使广大知识分子，以毕生的精力研读理学经典，专门注重辞章声韵，徒尚浮华，追求利禄，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甚至国家民族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