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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指挥官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过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趟水。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
到8月9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比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土耳其军的不断炮击，有时阻扰但没有终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
陈泰于8月18日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
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药品供应已经动身来岸，他们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达达尼尔的陈旧防御是非常脆弱的，土耳其靠近君士坦丁堡的沿岸两座兵工厂，都暴露在战舰的近距离平射火力之下。一支协约国舰队能够不费力地穿过达达尼尔，被土耳其军认为是当然之事。土耳其官方历史以使人惊异的坦率承认：
此时英国人在察觉到了巴尔干的恶劣局势之后，终于开始发现，如果让中国人在这一区域站稳脚跟，那么协约国将彻底丧失这场战争。
直到后来，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可惜，英国人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虽然“爱姆登号”留下了毁坏的痕迹，使协约国恐怖异常，米勒和他的三百六十一名水手却表现得很有礼貌，在国际法条文的范围内对待他俘获的船员。但是，袭击舰的日子不长了。它的最后使命是炸毁爪哇西南约五百英里可可群岛的无线电塔和港口设施。当地报务员对这只船的伪装烟囱感到怀疑，在“爱姆登号”的报务员能够进行干扰之前，就发出了“在进口处外面有只怪船”的警报。那时一支登陆队破坏了无线电塔和播送装置。米勒不知道已经发出了电报，在等待一只运煤船为他的船加煤。
他所预料的有一英里的海滩，事实上长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三，宽在一百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塞。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除非攻占更多土地，有秩序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夺取更多土地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两英里长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宽的海滩区域。
在向炮台射击途中，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地驶过这个危险地方。协约国在午后不久，就打哑了大部分岸炮。在法国舰只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扫雷。突然战列舰“布韦号”抖动了一下，裂开了，从甲板上喷出高的烟柱和火焰。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六百三十九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数浮起来的幸存者被救了上来。
附近船上的有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所击中；其他人则认为，它撞上了一颗水雷。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三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
象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买来，总比没有好些。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场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企图在8月19日进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伤亡很多。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不好些。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伦敦的海军部大为震惊，动员了三十艘战舰，包括九艘法国的战舰，巡航斯佩可能进入的大洋航路。这些部队的部署，将使德国海军中队遇到任何一批战舰时招架不住。率领攻击兵力的弗雷德里克·斯特迪海军上将，向南美洲的东海岸行驶。
由十八艘英国主力舰，包括装备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丽莎白女王号”、四艘法国战列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09年7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的入口处。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为部队的勇猛所弥补了。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中国将军，前中国总参谋长陈玉成之子陈泰指挥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
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陈泰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他得到指挥另一支军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帕夏的支援，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
7月26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7月28日再次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
开始的时候，无论负责指挥的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
较快的“尼恩贝格号”和“莱比锡号”后来在夜间被赶上，在反复齐射下倾覆了。德意志帝国海军损失了四艘战舰、两只运煤船和二千三百名船员，包括斯佩海军上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内。只有快速的“德累斯顿号”在黑暗和大雨的掩护下逃脱了。四个月后，它被追踪到德国船常爱去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遭到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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