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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日沉寂之中国史学界，而有李泰棻氏五十七卷之《西周史征》出现，亦一值人注意之事也。惜乎其犹是纂辑，而未足为成一家言之著述耳。然纂辑实作史所必需之初步工作，其业不可废，其功不可没也。
纂辑先秦史料，古人亦多为之者。其在近世，清初马宛斯（骕）之《绎史》，其最著者也。然马书实有三病：捃摭未备，一也；引书只著书名，而不举篇卷，二也；解释不能博征慎择，三也。今李氏继续马宛斯之工作之一部分（西周）而力矫其弊，此凡治中国史者所当同称谢者也。若夫新材料、新解释有为马宛斯所未梦见者，则李氏实食时代之赐，后来居上，原无足奇。
李氏于篇首例言，明揭“本书志在博取，爰名史征。若夫考订古籍，揭伪崇真，此乃别事，非本书之责也”。而于经传解释，则又悉依据成说（甚且根本动摇之成说，如《诗序》），创获无闻，故今可得而论者，惟在本书之体例与采材。
本书体例，全仿正史，为本纪十四、志十五、世家十二、列传十六。本书之性质，纂辑也。其体例则著述也。本书为继续马书之工作，而不肯继续马书之体裁，遂以纂辑而冒著述之形。本书之大病，即在于此。何则，本书之采摭实持“买菜求添”之态度，其资料皆未经考订、未经抉择者也。夫然，故其价值，其可靠之程度不一，甚有虽李氏亦当明知其荒诞无稽者。例如，玄鸟肇娠（《诗·生民》）及出郊反风（《书·金縢》）之类是也。今乃杂取此类资料，平铺顺列，连缀以成篇章，不为区别，不加等第，是何异黼黻与蓝缕共服，沉麝与粪壤同堆？天下最糊涂失次之事，有甚于此者耶？以西方史家之家法言之，则是未经内、外证（external and internal criticism）而辄言表述（exposition）所躐之等，实至巨也。李氏可自解曰：吾已声明不负考订责任，且引据皆注明出处，决不致贻误读者。然其如比次之不当何？则曷若直接了当，用类辑之体裁，以事为经，以书为纬，而书则以其时代之先后为次序，逐条分列，不加删削，不为贯属。例如，于鲁周公世家，则先例〔列〕周书之文，次周秦诸子如《孟子》《吕览》之文，次则汉人传述，如《史记》《韩诗外传》《说苑》《列女传》之类。如是则各种资料本身之价值可以一目了然，而流传失实之迹亦可资以推考。如是则本书之观瞻虽稍逊，而其所裨于史家者实大。虽然，不骛外表，但求实际者，世能有几人耶？
关于本书之采材，亦有可议者数事。
（一）本书既“志在博取”，而其体例又仿正史，则何以不采《史记·三代世表》以成西周世表，不采《史记·十二诸侯王年表》以成西周十二诸侯王年表？夫年表所以揭史事之纲领，明时代上之先后异同，实正史体例中之极进步者，虽不用正史体裁，亦不可废也。
（二）《律历志》一卷中，言及周代历法者，只极空泛之“周正以十一月”一语，何简陋乃尔？日人新城新藏研究先秦历象，著作颇多。其关于西周部分，可采以入本书者不少。新城新藏之著作亦有译成中文者，其《东汉以前中国天文学史大纲》译文见《科学杂志》第十卷第六期，作者宁未之见耶？复次，使《周官》而可据以为西周典制，如书中所假定者，则吾人未见《周髀算经》不可采以入历志也。即就李氏所已引用之书而论，其中可采以入历志之材料，亦决不若书中之寥寥。兹仅就所知者节录如下。
（一）《礼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二）《周官》。（甲）《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召王居门。”（乙）《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二十有八宿之位，辨其叙事，以登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序。”（丙）《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上《春官》）（丁）《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日影，以求地中。”（此条原书已采入百官制）（戊）《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辨日景。”（《夏官》）（己）《司寝氏》：“掌夜时，以星分夜。”（《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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