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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京文化学社曾刊行胡适君《白话文学史》讲义稿。该稿近经胡君根本改编，遂为此书，仅成上卷，凡四百七十八页，每册定价一元七角，上海新月书店印行。内容起汉迄中唐，为十六章，都二十余万言，其中诗文选录约占三分之一以上。胡君自言，“这书虽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盖以白话文学为主体，而传统文学为背景云。此书之主要贡献，盖有三焉。
（一）方法上，于我国文学史之著作中，辟一新谿径。旧有文学通史，大抵纵的方面按朝代而平铺，横的方面为人名辞典及作品辞典之糅合；若夫趋势之变迁、贯络之线索、时代之精神、作家之特性，所未遑多及。而胡君特于此诸方面加意。
（二）新方面之增拓。如《佛教的翻译文学》两章，其材料皆前此文学史上作家所未尝注意，而胡君始取之而加以整理组织，以便于一般读者之领会也。
（三）新考证、新见解。如《自序》十四及十五页所举王梵志与寒山之考证、白话文学之来源及天宝乱后文学之特别色彩等，有极坚确不易者。至其白话文之简洁流畅，犹余事也。
然吾人读胡君之书，认为有可商榷者数端。
（一）本书名“白话文学史”，吾人一顾其名，便不禁追问白话之定义。胡君曰：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近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那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摈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字了。（《自序》一三页）
吾人观此定义，其最大缺点即将语言学上之标准与一派文学评价之标准混乱为一。夫朴素之与华饰，浅显之与蕴深，其间是否可有轩轾之分，兹且不论。用文言之文法及vocabulary为主而浅白朴素之文字，吾人可包括之于白话，然用语体亦可为蕴深或有粉饰之文笔，吾人将不认其为白话文乎？胡君之所谓白话，非与文言之对待，而为wordsworthian之与non-wordsworthian之对待。审如是，则直名其书为中国之wordsworthian文学史可耳，何必用白话之名以淆视听哉？吾人以为白话之定义当如下：
以语体之文法及“词笥”（vocabulary）为主之文字（当然可采用文言之文法及词笥）为白话文。
反之，以古书中之文法及词笥为主之文字，为文言文。文言文亦可吸用语体之文法及词笥，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言，非固定僵死，然与白话却不能混而为一。准此以观，则《史记》《汉书》、古乐府歌辞之大部分、佛书译本及唐人诗歌皆非白话，而宋词亦非白话也。且如胡君之标准，何以翻译佛书可入白话文学，而《世说新语》却不及格，而当为“僵死文学”。又如：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曹植《名都篇》，见六五页所引）
可为白话文学，而同一作者之：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绿波。（《洛神赋》）
其晓畅及可解之程度未逊于前，何以却不合格，而当为“僵死文学”？以上不过略举一二例，亦可以见胡君去取之多由主观也。
（二）由上节之说，则文言文（别于语体之文或称古文）随时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尝僵死。（注意文言文与语体文之优劣不在此处讨论范围。）然胡君谓其在汉武帝时已作古矣，则请闻其说。胡君曰：
汉武帝时，公孙宏〔弘〕做丞相，奏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四页）
然胡君在隔三章后，却又曰：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有名的汉文帝遗诏……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诏……又如元凤二年诏……这竟是说话了。（四六至四七页）
夫前言汉武帝时之诏令已文笔艰深，以证明古文之已死；后却言直至昭、宣之间，诏令尚是明白如话。夫上文所引昭、宣诸诏，犹是古文也。胡君之说，岂非自相矛盾哉？实则公孙宏〔弘〕之所谓“尔雅艰深”，似指内容而不指形式，故直至昭、宣之时，虽有“文学掌故”而诏令仍明白如话也。察胡君致误之由，盖以凡小吏百姓“看不懂”者皆为“死文字”，凡古文（文言）皆是小吏百姓“看不懂”者。不知《盘庚》《周颂》固为古文，《论语》《左》《国》《史》《汉》亦为古文（别于当时语体）。古文为之而简洁，固可使明白如话，如上所举三诏是也。此固一派文言文作者之所追求，而虚浮之词藻、矫揉之雕琢，固亦彼等之所极力攻击也。
（三）论及我国故事诗之兴起，胡君谓：“建安、泰始之间，有蔡琰的长篇自纪诗（《悲愤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故事诗之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而此杰作即为《孔雀东南飞》云。按蔡琰《悲愤诗》实后人依托之作，苏轼《仇池笔记》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已先后疑之矣。考《后汉书·列女传》，献帝“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虏所获”。兴平元年距董卓之诛已二年，是蔡琰之被虏乃在董卓诛后，然自愤诗乃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是谓琰乃当董卓强迫迁都时，为其手下胡兵所虏，显与事实不符。吾人固或当疑《后汉书》所记有误，然吾人知董卓一生极推崇蔡邕，辟之高位，岂有其爱女反为董卓手下兵所虏之理？即或误被虏，亦何难立赎之返，而任其羁留？可知琰之被虏必在父死之后，而蔡邕之见杀于王允乃在董卓伏诛之后，故知蔡琰必不致当迁都时为董卓兵所虏，而《悲愤诗》为伪作也。大抵文姬以名父之女，陷没胡虏，曹操以盖世之雄，挥金营赎，其事颇喧动一时。流传既久，真迹略晦，好事文人竞托其辞为诗歌，故有五言《悲愤诗》、七言《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诸作，此外或尚有之。而前二种出现于刘宋之前，故范晔《后汉书》得采之入传。
魏晋之际，叙事诗最长者，如左延年及傅玄之《秦女休行》，不过三四十句、二三百字。更长者如《悲愤诗》，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已非其时之产物。就长篇之叙事而论，《悲愤诗》差可与《孔雀东南飞》比，而《秦女休行》两篇则非其伦也。故《秦女休行》而后有《悲愤诗》（大约晋宋之交），《悲愤诗》之后有《孔雀东南飞》（大约宋齐之交），诗体进化之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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