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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
分类至此结束，所有类型都有定义。大多数类型易于理解，但有两种，即仕进干才型和渎职弄权型，还需要通过对比和具体说明以进一步区分清楚。王安石盟友们的个案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目的。这里选择了四位：曾布、吕惠卿、章惇和蔡确，最后一位不可与后变法时期声名狼藉的蔡京混淆。他们各自的行为特点取自各人传记材料(63)，并罗列在表1之中。
表1 王安石盟友中干才型官僚的特征(64)
曾布
吕惠卿
章惇
蔡确
特征
卓越行政能力
X
X
X
X
善于运用政治手腕
X
X
X
X
善于处理公文
X
X
X
？
善于辩论
X
？
X
？
有相当学力
X
X
〇
〇
偏离性的*
善于迎合意旨
？
X
X
X
排挤同僚
？
X
？
？
交结党羽
〇
〇
X
X
勾结太监
〇
〇
X
〇
陷害政敌
〇
X
X
X
贪赃或纵容家人贪赃
〇
X
X
X
*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弄权型的特征。
从表中清晰可见，曾布是干才型的最佳典型，【76】吕惠卿继之；而章惇和蔡确则介于干才型和弄权型之间。对证据的简要回顾证实了这一分析。曾布与王安石是世交，在年轻时，他的政治观点受到王安石很大的影响。(65)在为变法措施准备法律条例的过程中，曾布发挥了比吕惠卿更重要的作用，而这与历史上的印象相反。(66)在很多年里，王安石依赖曾布更甚于吕惠卿，尽管吕惠卿也非常重要。然而宋神宗既不喜欢吕惠卿也不喜欢曾布。(67)此外，当曾布证明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想法有误时，他也失去了王安石的欢心。另一方面，吕惠卿运用充分的政治手腕成为王安石的继任者，并将曾布罢免出朝。(68)曾布在后变法时期之初重掌权力，当时他是唯一一个主张对反变法者采取调和政策的变法派领导者，以求国内团结一致。哲学家朱熹总体上谴责王安石的追随者，但视曾布为值得称道的例外。(69)《宋史》并未留心这种例外，而是武断且不公平地将曾布置于包括他和王安石其他盟友在内的《奸臣传》之中。(70)
相比之下，章惇和蔡确以更糟糕的方式出现。(71)他们在发起和推行变法措施方面贡献很小，但随后获得了权力，尤其是在王安石退闲以后。在后变法时期，他们蓄意迫害保守主义对手，章惇甚至与宦官秘密策划宫廷阴谋。在个人操守方面，不止章惇和蔡确，【77】连吕惠卿都无法与曾布相比。据说吕惠卿容许亲戚从富人那里勒索钱财；章惇的父亲强占他人房产；蔡确让他的兄弟利用公款谋取私利。讽刺的是，曾布被蔡京赶下台，而蔡京密谋用酷刑从曾布之子处获得捏造的供词，以图指控曾布涉嫌贪污。
但是，过分赞美任何干才型官僚可能是个错误。曾布和其他所有此类官僚都倾向于攫取越来越大的个人权力。这种倾向可能导向偏离性特点，当它们变得更显著和占主导地位时，就恰恰成为弄权型官僚的特征了。章惇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子，蔡确大概也是如此，他们可被视作权臣蔡京的先驱。从这一视角来看存在一种演化关系：首先是在王安石偏爱的行政能力和干才型之间，其次是在干才型的偏离和弄权型的崛起之间。这是保守主义者义愤于所有变法派的主要原因。
将官僚划分为独特的类型，并不只是一种仅仅便于区分的静态分类。一旦引入历史背景，这种分类立刻提供了一幅政局演变的动态图景。在变法时期，当王安石及其干才型盟友最初推行新政时，他们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在官僚群中占绝大多数的因循型全力反对他们。但是当新政后来在后变法时期被弄权型恢复时，他们几乎没有遇到阻碍，【78】因为这时弄权型握有足够的权力迫使因循型遵守，事实上新政也已经不新，不再难以适应。然而，从上至下的滥用职权和官僚系统内的简单从众，失去了改革原初激情澎湃的动力，也没有王安石那种程度的官僚理想主义，只能导向一个惨淡的结局。
关于官僚类型与政局演变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用图表形式表现。下面的示意图列举了官僚的一般类型和特殊类型。垂直线表示王安石掌权时变法派及其反对者的分野；虚线下方的区域显示后变法时期蔡京独断之下权力的合流。
即使在理念型士大夫中，王安石集团也是少数，干才型官僚也不多。根据王安石的判断，他拒绝赋予弄权型官僚以权力。另一方面，【79】绝大多数官僚反对他：理念型士大夫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温和派是出于原则，因循型是由于不喜欢激进变革，贪污型是因为对他们的个人利益不利。王安石不得不主要依靠皇帝的支持。
蔡京时期的情形完全不同。到这时，许多令人尊敬的士大夫已经过世，在世的则被蔡京流放。专制明显增强，蔡京则将它变成自己的优势。在后变法时期之初重获权力之后，干才型官僚要么出于其自身内部的对立，要么由于蔡京的操纵而再次被罢黜。此外，因循型官僚对改革措施习以为常，因为它们不再新颖；他们也害怕蔡京的政治迫害。既然蔡京本人贪污，贪污型官僚踊跃效仿。改革因此逐渐堕落为弊政。
这一分类不过是一种新方法的试验。其目的是要阐明当时众多官僚的政治行为，这些官僚对于改革及其余波的不同态度，以及新政的最终失败。另一方面，如目前所展示的，这一分类只是简表。我们需要对尤其是个人传记中所载的政治行为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只有到那时，才可能在某些必要的限定和修正下，更准确地确定一个特殊的个体是否适合某一特定的类型。也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更全面地理解，一种历史趋势————在这里是指政治堕落————如何在个人的实际职业生涯中展现。
* * *
(1) 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
(2) 《续长编》卷108，第18页；卷110，第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42，第13——16页；赵翼《廿二史札记》，第330页。
(3) 宫崎市定《宋代の太学生生活》，第638——645页；宫崎市定《羨不足論————中国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第27——50页；全汉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第202——223页。关于常秩的例子，见《续长编》卷245，第8页。
(4) 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63页。
(5) 《续长编》卷226，第13页。
(6) 全汉昇《北宋物价的变动》，第388页。
(7) 宫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第15页。
(8) 《续长编》卷273，第7页；宫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第22——27页；宫崎市定《宋代の太学生生活》，第103页。
(9) 《续长编》卷236，第6页。
(10) 《续长编》卷213，第9页；卷214，第8页。又见《宋稗类钞》卷4，第30页。
(11) 《续长编》卷252，第3——4页；全汉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第248——252页。
(12) 《续长编》卷251，第18页，卷218，第5页；《朱子语类》卷129，第9页；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51——152页。
(13) 周藤吉之《宋代官僚系と大土地所有》，第77页。
(14) 《续长编》卷216，第2页。
(15) 《朱子语类》卷130，第4页。
(16) 宫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第20页。
(17) 《朱子语类》卷130，第3页；《续长编》卷248，第9页，卷253，第10页，卷255，第3——4页。
(18) 《续长编》卷214，第13页。
(19) 《续长编》卷226，第7页，卷237，第6页；《宋稗类钞》卷2，第51页。
(20) 梁启超《王荆公传》，第236页；岡崎文夫《王安石內政総考》，第179——180页；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4，第7——8页。又见《临川文集》卷77，第52页。王安石有一位好友王逢原（令），其退居生活正是描述的这样，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卷，第7——8页。（译者按：《宋诗话辑佚·王逢原诗》原文作：王令逢原，［广陵人，既］见知于王荆公，［声誉赫然，］一时附丽之徒，［望风伺候，守牧冠盖，］日满其门，［进誉献谄，初不及文字间也。］逢原厌之，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则令我烦，去则我不思。”［意有知耻者，而干谒不衰。］）
(21) 《续长编》卷251，第23页。
(22) 《续长编》卷153（译者按，原误为卷5），第7——8页；《朱子语类》卷129，第4——5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38，第9——11页。
(23) 在王安石第一次离开朝廷以后，吕惠卿密谋削弱王安石的影响。当王安石重返权力中心后，他似乎对吕惠卿有所不满（见《续长编》卷259，第1——2、8页；卷261，第9——10页；卷265，第4、24——28页；卷268，第4——8页）。其他官员开始攻击吕惠卿（见《续长编》卷264，第20——22页；卷266，第10——12页）。受其亲属的腐败案件牵涉，吕惠卿被罢免出朝（见《续长编》卷268，第12——17页；卷269，第3——8、12、16——17页；卷271，第11页；卷275，第7——8页；卷276，第4——6、9页）。吕惠卿离开不久，王安石以极高的荣誉头衔彻底退休（见《续长编》卷280，第5——6、22——23页；卷281，第8页）。
对于变法初期的另一亲密盟友曾布，王安石始终未曾原谅，因为曾布在关于市易法和免行钱的争论中驳斥了他（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2，第1——14页）。他拒绝在吕惠卿被免后召回曾布（见《续长编》卷251，第28——29页；卷252，第1——2、11、19页；卷253，第9页；卷263，第28页；卷264，第4、18页）。因此，在丧失了数位盟友之后，王安石不得不依靠相对缺乏经验、又更不值得信任的下属，如邓绾。不久，他就对此感到后悔，见《续长编》卷264，第24页，卷266，第16页，卷271，第5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4，第1——10页。
(24) 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1，第33——35页；《朱子语类》卷130，第12、28——29页。
(25) 《续长编》卷237，第8页；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3，第3、7页和卷5，第7——8页；威廉森《王安石》第1卷，第23——29页；《临川文集》卷76，第42——43页。
(26) 《续长编》卷213，第4——5页。
(27) 《续长编》卷214，第8、13页。
(28) 《续长编》卷211，第5、10页；卷228，第56页；《临川文集》卷41，第12页；赵铁寒《宋代的太学》，第115——118页。
(29) 《续长编》卷215，第4——16页；卷237，第16页。
(30) 《续长编》卷220，第5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4，第1——10页。
(31) 《续长编》卷220，第3页；对比《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3，第1——14页。
(32) 岡崎文夫《王安石內政総考》，第186——187页；又见《朱子语类》卷130，第3页。
(33) 《续长编》卷219，第2页。
(34) 《续长编》卷211，第14页。
(35) 《续长编》卷213，第4页；卷234，第13页；又见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2，第18页。
(36) 《续长编》卷248，第9页；卷253，第10页。
(37) 梁启超《王荆公传》，第288——309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00——338页。
(38) 《临川文集》卷42，第10——11页；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8，第3——4页；梁启超《王荆公传》，第299——300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00——331页；威廉森《王安石》第1卷，第135、141页；第2卷，第125——126页。
(39)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8，第7——10页；梁启超《王荆公传》，第299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34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25页。
(40)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38，第4——9页；《朱子语类》卷127，第3、8页。王安石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见《续长编》卷275，第11页。
(41)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3，第6——8页；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59——160页。
(42) 《续长编》卷210，第9——14、18页；卷211，第2——8页；卷212，第1页；卷213，第7——9页；卷217，第2页；卷219，第5——6、10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1，第16——19页。
(43)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0，第10——11页；卷12，第9——10页；卷19，第1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28——130页。
(44) 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1，第6页；威廉森《王安石》第1卷，第175——176页；《临川文集》卷74，第21页。
(45) 《续长编》卷216，第13页。
(46) 《琬琰集删存》卷3，第24页；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2，第12——1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3，第1——14页。
(47) 《续长编》卷224，第1、17——18页。
(48) 《续长编》卷253，第9页。
(49) 《续长编》卷228——238多处，尤其是卷240，第11页和卷245，第1页。
(50) 《续长编》卷251，第16页；卷259，第1——5页。
(51) 关于王安石对韩绛的不满以及韩绛的罢免，见《续长编》卷264，第9——11页和卷267，第11页；又见《宋史》卷315，第5331——5332页。关于吴充之不支持王安石，见《续长编》卷278，第10页。出于不明原因，王安石从未丧失对吕嘉问的信赖，尽管遭到了很多其他官员的批评；吕嘉问一直负责有争议的市易法和常平法，见《续长编》卷264，第11——12页，卷268，第14页；又见第五章第186页注1。
(52)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24，第4——6页。
(53) 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54——155页；赵铁寒《宋代的州学》，第308——309页。
(54) 《朱子语类》卷130，第9页。
(55) 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1，第33——35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97第1页——卷98第10页。
(56) 蔡上翔序引王明清《玉照新志》。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225——226页有相同的翻译。又参见《朱子语类》卷130，第10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1第1页——卷102第18页。
(57) 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1，第33——35页。
(58) 外山軍治《靖康の變におヶル新舊两法黨の勢力闗係》；《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1第1页——卷122第16页。
(59) 此处对官僚的分类，主要奠基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史》《宋史新编》《宋史翼》《琬琰集删存》《元祐党人传》和《宋元学案》的资料。重点集中于王安石的主要盟友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和蔡京。关于他们传记信息在以上诸书中的位置，可查阅洪业、聂崇岐等编《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
我在1957年9月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镇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思想史研讨会提交了另一篇有关中国历史编纂中的官员分类的论文，将在由芮沃寿主编的专题论文集《行动中的儒家》中出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
(60)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第126——130页。
(61) 《续长编》卷221，第4页。
(62) 《续长编》卷221，第20页。
(63) 见第160页注1。
(64) 译者按：表中X表示有，〇表示无。
(65) 《临川文集》卷93，第86——88页；《宋史》卷472，第5677页。
(66) 《续长编》卷214，第17——21页；卷215，第7页；卷220，第11——12页；卷225，第9页；卷235，第3页；卷238，第15——16页；卷244，第11页；卷246，第21页；卷247，第5页。
(67) 《续长编》卷237，第20页；卷238，第2页；卷241，第10页；卷242，第7页。又见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2，第20页。
(68) 见第148页注1及《续长编》卷252，第11页；卷253，第11页。
(69) 《朱子语类》卷130，第4、12、28——29页。又见《曾公遗录》中多处。
(70) 将曾布归为奸臣遭到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的批评，见其文集，即《潜研堂集》卷28，第16页；参阅《曾公遗录》卷9，第86页。
(71) 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47页。宫崎以相当肯定的眼光看待蔡确。这一阐释有些可疑，而且很可能评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