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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义孕育的寄生虫。宋神宗对王安石信赖的减弱影响到了宫内之人。王安石成功劝说皇帝压制官僚中的反对意见，但宦官、太后、其他妃嫔及其亲属除外。王安石与宦官之间的摩擦大体上未曾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虽然宋代的宦官没有太大权力，但他们仍对皇帝有所影响。(54)王安石几次告诫宋神宗，宦官的不良影响可能会阻碍政府的政策。(55)但宋神宗回答说，他正是喜欢他们的“温柔”服侍。(56)王安石又建议他不要听信皇城司的不实报告(57)，但宋神宗似乎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市易法和免行钱断绝了商人和宦官之间的官方联系，使后者失去了受贿和其他贪污的机会。(58)皇城司中和服事于宫中的宦官要求更高的报酬以图弥补他们的损失，【94】并引吏的薪水增长为例。宋神宗想要用国家贸易和税收盈余来补偿他们，这似乎合情合理；但王安石的反对阻止了他。(59)
宦官们对王安石的怨恨十分明显。司天监的宦官早先曾把某些征兆解释为在暗示有必要罢免王安石，代之以来自北方地区的某人。(60)他们现在试图通过违背惯例，让王安石在宫门之外下马来使他难堪。王安石的马在此事件中受伤。(61)怂恿宦官的，是王安石的两个政治对手文彦博和冯京。文彦博在枢密院的职责包括监管皇城司，他对宦官十分友善，经常使他们得到快速的晋升。(62)冯京也支持宦官，尤其是在提高他们的俸禄这一问题上。(63)
宦官在皇后的亲属之中找到了不喜欢王安石的其他盟友，因为王安石改变制度以削减他们本有权得到的皇帝的恩惠。其中一些皇亲国戚还反对市易法和免行钱，因为这些措施不是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相反，就是使他们与商人的来往不那么有利可图。(64)更为重要的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宣仁太后，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变法，还为此与宋神宗发生争吵。(65)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宫中之人警告宋神宗，市易法和免行钱引起的不满可能会引发京城中的骚乱。【95】当宫中之人反对变法的一些指控有一定根据之时，王安石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在此至关重要之时，北方的饥荒加重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不幸。郑侠呈上《流民图》，大大震惊了宋神宗。历史上将此图视作王安石第一次降绌的主要原因。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仔细考察显示，由于宫廷政治尤其是宦官的影响，王安石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而《流民图》只是诱发因素。(66)
历史普遍低估的另一个事实是，宫廷政治的重要性和强度在反变法和后变法时期都有增长。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新政结束。继位的宋哲宗才十岁，由祖母宣仁太皇太后摄政至元祐八年（1093）她去世。在司马光的短暂领导下，宣仁太皇太后执行反变法的政策，让保守主义者掌权。这些保守主义者有许多跟她一样来自北方。(67)
在她摄政时期，数名特别忠于先帝的宦官被贬黜。而她自己特别喜欢的宦官则被付托以玉玺以及在她生病时处理公文的权力。这些宦官也与朝中一些主要的保守主义者关系良好，表明后者并不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么理想主义。(68)
这种环境下，年轻的皇帝相当不满。他崇拜已故的父亲，同情变法，也记得自己得以登基是由于变法派人物章惇最初的建议。他不喜欢反变法派的领袖，因为他们请他的祖母对他施加压力，从而希望将来他也能延续她的政策。(69)【96】他的妻子昭慈皇后是由专横的祖母选择的，这也增加了他的不满。(70)
当年轻的皇帝自己大权在握后，后变法政策立刻被付诸实施。变法派被召回权力中心，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大幅减弱。新政被恢复，但既无改进，也未更正错误。章惇以及其他一些变法派成员结成私党。他们显然对宫廷政治非常熟悉，很快便告诉皇帝，先太皇太后曾倾向废黜他的皇位。为了从有嫌疑的宦官处获取对这一阴谋的供认，一场调查受命展开。(71)先太皇太后时最有权势的宦官陈衍被处死，其他先太皇太后宠爱的宦官被流放。(72)
昭慈皇后仍然是个阻碍。恰好尚无后嗣的皇帝喜欢上御侍刘氏，而她又诞下了皇子。一些倾向于刘氏的宦官指控皇后使用厌魅之术。这些宦官与朝中的变法派联手，在皇帝的准许之下，发起秘密的宫廷调查，用酷刑获得了支持上述指控的虚假招供。近三十名宦官、宫女遭受了酷刑，其中有一些人的舌头被割掉。皇后随即被放逐到一处道观中，刘氏则成为新的皇后，尽管她的小皇子不久就夭折了。(73)
很明显宋哲宗做得太过头了。当他的弟弟宋徽宗于元符三年（1100）即位后，他听取曾布的建议，对反变法派采取“调停”政策。与这一政策一致，徽宗将昭慈皇后请回皇宫，其对手刘皇后无法接受这一逆转和羞辱而自杀。(74)【97】然而曾布的调停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很快就被弄权型官僚蔡京所取代。蔡京得以成功掌权的原因之一，是他与宦官童贯紧密勾结在一起，用来自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大量奢侈品迎合皇帝的喜好。利用皇帝对奢侈享乐的迷恋，蔡京和童贯得以长期保有权力。在蔡京几乎掌控了朝廷的政治权力的同时，童贯则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这是之前的宋代宦官从未做到的。
显而易见，宫廷政治不仅与王安石的倒台相关，也与反变法和后变法的激变相关，并最终导致后变法时期的堕落。
* * *
(1) 《续长编》卷229，第17页；又见宫崎市定《科擧》，第233——234页。
(2) 《续长编》卷256，第9页。
(3) 宫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第10——15页。
(4) 《续长编》卷221，第17页；卷233，第3页。
(5) 《续长编》卷232，第10页。
(6)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75——79页；《续长编》卷236，第12——13页。
(7) 《续长编》卷212，第5页；卷251，第28页。
(8) 宫崎市定《王安石の吏士合一策————倉法を中心にして》。又见《续长编》卷214，第26——28页；卷228，第13页；卷235，第25页；卷242，第1页；卷246，第10页；卷248，第21页；卷265，第8——9页；卷271，第19页。
(9)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5，第19——21页；又见第71页注2有关此点的讨论。
(10) 《续长编》卷237，第8页。
(11) 曾我部静雄《支那政治習俗論考》，第42页。
(12) 《续长编》卷214，第26——28页。
(13) 《续长编》卷233，第20页；卷248，第13——14页。
(14) 宫崎市定《王安石の吏士合一策————倉法を中心にして》，第895——904页。
(15) 《续长编》卷240，第5页；卷251，第20——21页；卷279，第6——7页。
(16) 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97——98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8第1页——卷69第19页；卷110，第5——12页。朱熹提倡一种类似的农业贷款制度，但由富有而值得信赖的社会领袖来管理，以代替地方政府的吏。
(17) 今堀誠二《宋代常平倉研究》，第1091——1095页。
(18) 荒木敏一《宋代の方田均税法》，第341——351页；周藤吉之《宋代官僚系と大土地所有》，第485——502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3，第1——12页；卷138，第1——6页。
(19) 宫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第880——895页。又见《续长编》卷262第24页和卷263第1页关于募役法下的逃税。
(20) 式守富司《王安石の市易法》，第27——30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2，第1——14页；卷110，第12——15页。
(21)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29——37页和第484——497页；荒木敏一《宋代の方田均税法》，第347——357页；宫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第21页，尤其是注32。
(22)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瞿同祖教授对清代地方政府的研究中包括对吏役次官僚制的研究。
(23) 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第97——103页；宫崎市定《宋代州県制度の由來とその特色》，第109——112页；《续长编》卷265，第23页。
(24) 《续长编》卷223，第13页；東一夫《方田均税法の実施地域に関する考察》，第197页；今堀誠二《宋代常平倉研究》，第1104——1166页；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22——55页。
(25) 柯睿格《宋初文官政治》，第31——38页。
(26) 《续长编》卷211，第17——18页；卷240，第11页。
(27) 《续长编》卷210，第2页；《琬琰集删存》卷3，第25页。
(28) 《续长编》卷211，第3、9页。
(29) 《续长编》卷214，第29页；卷215，第1页；卷251，第10页。
(30) 柯睿格《宋初文官政治》，第39——41页；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6——7页。新政时期对于文官系统的名称改革导致“三司”这一名称被废黜。整个财政机构变为户部，但其职能与内部组织都没有明显变化。
(31)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6页。
(32) 《续长编》卷251，第18页；卷257，第7页。
(33) 《续长编》卷257，第7——8页。
(34)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7——10页。
(35) 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54——155页。
(36) 岡崎文夫《王安石內政総考》，第184——188页。
(37) 《续长编》卷213，第4页；卷278，第11页。
(38) 《续长编》卷229，第5页；卷243，第6、14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4，第1——5页。
(39) 《续长编》卷248，第17页。
(40) 《续长编》卷233，第14页；荒木敏一《北宋時代に於ける殿試の試題と其の変遷》，第46——48页。
(41) 《朱子语类》卷130，第5页；宫崎市定《宋代の太学生生活》，第100页；又参《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93，第7——9页。
(42) 宫崎市定《宋代の太学生生活》，第638——645页；赵铁寒《宋代的太学》，第184——189页。
(43) 佐伯富《宋代の皇城司について》，第186——196页。
(44) 《续长编》卷220，第10页；卷233，第15页；卷235，第23——25页。
(45) 《续长编》卷215，第8页；卷253，第9页。
(46) 《续长编》卷213，第6页；卷215，第3页；卷223，第15页；卷266，第11页。
(47) 《续长编》卷220，第5——6页；卷222，第10页。
(48) 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第87——94页。
(49)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第105——108、122——125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37，第23——24页。
(50) 《续长编》卷210各处；卷263，第24页。
(51) 《续长编》卷251，第15——18页；卷252，第20页。
(52) 《续长编》卷252，第2、12——17、22——24页。市易法和免行钱在经过对执行不当的调查和对规章制度进行了一些修订之后，依然生效。尽管吕嘉问被短暂地解除了职责，但在王安石的坚持下又再次主管（市易法和免行钱）。见《续长编》卷255，第7页；卷260，第8页；卷261，第10页；卷272，第9页；卷277，第15页。又见第四章第155页注2。
(53) 《续长编》卷256，第9页；卷260，第6——8页；卷265，第5页；卷278，第9页。王安石第二次在朝期间并不积极。他抱怨说宋神宗只有一半时候会采纳他的建议。
(54) 《文献通考》卷520——521多处；《宋会要辑稿》职官部分，卷36，第5——15、23——27页。
(55) 《续长编》卷221，第1——2页；卷229，第8——9页。
(56) 《续长编》卷238，第8页。王安石致仕以后，宋神宗派宦官李宪直接指挥西北的军事行动。这为著名的宦官童贯开了先例————童贯是北宋末远征军的统帅。见《续长编》卷279，第18——21页；卷280，第14——15页；卷282，第4——5页；卷284，第7——9页；卷285，第2——3页。
(57) 《续长编》卷236，第12页；卷240，第12页。又见佐伯富《宋代の皇城司について》，第170——172页。
(58) 《续长编》卷236，第12页；卷239，第5页；卷242，第1页；卷251，第8页；卷215，第21页。又见全汉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第207——208页。
(59) 《续长编》卷239，第6——8页；卷240，第4页；卷245，第9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7，第13——15页。
(60) 《续长编》卷229，第6——7页。
(61) 《续长编》卷242，第8——10页。
(62) 《续长编》卷231，第8页；卷235，第15——18页；卷239，第8页；卷242，第2——3页；卷244，第9页。
(63) 《续长编》卷213，第2——3页，卷251，第10页；又见《宋史翼》卷39，第7——8页。
(64) 《续长编》卷231，第8——11页；卷251，第15页。
(65) 《续长编》卷251，第19——20页。
(66) 《续长编》卷251，第24页；卷252，第2、5——7、12——19、22——24页。
(67) 《宋史》卷242，第5160页。
(68) 《宋史》卷467，第5670页；卷468，第5670页；《琬琰集删存》卷3，第40页；《续长编》卷281，第5——6页。
(69) 《朱子语类》卷217，第5页；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1，第36页。
(70) 《宋史》卷243，第5161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13，第1——10页。
(71) 《宋史》卷471，第5676页，卷242，第5160页；《曾公遗录》卷9，第46——47页。
(72) 《宋史》卷467，第5670页；《琬琰集删存》卷3，第40页；《宋史翼》卷39，第7页。
(73) 《宋史》卷243，第5161页；《曾公遗录》卷8，第11——14页，卷9，第64页。
(74) 《宋史》卷244，第5162页；《曾公遗录》卷9，第68——69页；《朱子语类》卷127，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