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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秦所得的是土地，而楚所得的只是几个妇人。由于楚已经没有争霸的资格，这时强国只剩下秦和齐。秦和齐都曾一度称帝，后来觉得太早了点，才又取消了。这时是顷襄王十一年（前 288），屈原56岁。屈原眼见秦日强，楚日弱，顷襄王这样无用，执政的又是被人民怨恨的劝楚怀王入秦上了大当的令尹子兰 [23] ，他不能不常发牢骚，常发牢骚的结果便是顷襄王决定把他流放到江南 [24] 。这一次才是正式的放逐，那时是顷襄王十三年，他已经是58岁的老人了。在他写《招魂》以后到这时，中间是不是还写了些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了。
但这个老诗人依然倔强地活着，此后又度过了八九年的流亡，才死去。在将近十年的流亡中，产生了他晚年的不朽的诗篇。具体地记载了他流放在江南的行踪的，是《涉江》。从涉江里，知道他曾到过武昌（鄂渚 ），越过大江和湘水，又越过沅水，还到过湖南的西部沅陵一带（辰阳 ），并到过溆浦一带。这一带是当时楚国最荒远的地方。“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这就是那个僻远的地方的实况。屈原呢，则是“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就是倔强的屈原也不能不感到这地方的苦寂了。这同样的境界，屈原又曾写在《九歌》的《山鬼》中。但是屈原写《涉江》的时候，并不是写在初到辰阳溆浦的时候，正如他写《抽思》时是并非初到汉北一样，————他现在却是“忽乎吾将行兮”，要离开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呢？大概是因为自屈原流亡的次年以后，楚顷襄王经过两年间接连和秦国的三次会盟，楚的地位是江河日下了。顷襄王十八年曾一度恢复合纵，但次年即遭秦伐，把屈原壮年时所出走的地方汉北一带已割让出去了。又次年把屈原所曾经过的江夏一带也断送了，这时屈原已经65岁。他眼见国势太危险了，怀着他的永不会熄灭的热情，就又要返回故都了。《涉江》大概就作在64、65岁的光景。《涉江》一开头就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这时他真称得起“既老”了，和作《离骚》时的“老冉冉其将至”的情形已大不同了。
《九歌》可能写在他放逐在江南的时候。这是因为《九歌》和《九章》不同，它是成套的一组祭歌，如果其中有一部分的时代可以断定，全部也就可以断定，而《九歌》中的《山鬼》所写景色全然和《涉江》相同，“岁既晏兮孰华予”也明明是老年的感觉。再证之以《大司命》中的“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这也是“年既老”的表现，而《少司命》中的“入不言兮出不辞”那样把握不定的性格无疑是对楚怀王的追忆，下面说“悲莫悲兮生别离”，更像是追念之词，至于《东君》中的“举长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在秦地，这里含有吃过秦的大亏后而有的强烈的复仇情感 [25] ；————总之，《九歌》是屈原的晚年作品无疑了 [26] 。
凡是读过《九歌》的，没有不被它的美丽所征服的。里面有音乐，“五音纷兮繁会”（《东皇太一 》）；有绚烂的颜色，“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 》）；有动人的自然的景色，“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 》）；有缠绵千古的情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有缥缈空灵的形象，“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 》）；但也有轰轰烈烈的战鼓似的高歌，“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国殇 》）。它的体裁是那样的变化多端，正如它的内容是那样丰富多样。屈原的才华并不因为年老而枯竭，也正如他的情感和性格却像松柏样的历秋冬而不凋零。《九歌》是系统化的一套祀神歌曲，包括从至上神（东皇太一 ），太阳神（东君 ），云神（云中君 ），到星辰（大司命、少司命 ），到山川（山鬼、河伯、湘君、湘夫人 ），一直到人鬼（国殇，礼魂 ）。这是一套古代神话系统，也是一套古代宗教系统。屈原在写出这一套歌曲时，无疑包括三个成分：一是采取了传统的并民间的关于那些神们的传说，因而其中有着相沿下来的故事内容和情节；二是根据屈原所曾目击的祀神的典礼，因而其中有些是关于巫和尸的记载；三是在遇到神话传说和自己的遭遇类似的地方，屈原却也加入了自己的抒情的成分。
在屈原写过《九歌》《涉江》以后，要返回楚都的时候，正逢见楚都郢城被白起大军攻破。这时楚国正要往陈（河南淮阳 ）迁都。屈原眼见大批难民逃难（“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 ”），离开后又听说大厦变成土丘（“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他已经找不到顷襄王（“哀见君而不再得 ”）了。他离开郢都的时间是二月（“仲春而东迁 ”），日子是在甲日的早晨（“甲之朝吾以行 ”）。他们慌乱到这样的地步，本来是要南下的（“将运舟而下浮兮 ”），但是顺了长江往东走了（“今逍遥而来东 ”“遵江夏以流亡 ”），这就是《哀郢》里所表露的 [27] 。这一年是顷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屈原66岁了，离他被放的年代已经有九年，所以说“至今九年而不复”；他怀念故都，以为死了也应该死在故土，但是他却已经离故都一天远似一天了（“哀故都之日远 ”）。他不能忘掉他是主张变法图强，联齐抗秦的，如果那样，又何至有今天？“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这就是他在《哀郢》里的结束语。
现在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后，他对一切感到真的绝望了。他大概离开郢都以后，虽曾顺流东下，但这时因为江夏一带已是秦兵所占据的地方，便又南行，于是又到“浩浩沅湘”的地方了。然而不安定的他，悲愤的他，认为死也要死在故土的他，却又“进路北次”了，这就是写《怀沙》的时候。这时间一定离《哀郢》不久，最可能的就是同年的“陶陶孟夏”。他明白地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他现在是决心拿死做一个爱国者的榜样了。在《怀沙》一文里，他表现了极度的绝望，他连作《抽思》时的“狂顾南行，以娱心兮”“道思作诵，聊以自救兮”那样的心情也已经没有了，而《思美人》中还有所谓“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但现在却是“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既认定了要死了，舒忧娱哀的念头也就消失。他这时回忆起少年的一切，“怀情抱质，独无匹兮”，多么像《橘颂》中的“独立不迁，生南国兮”，“离愍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多么像《橘颂》中的“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
同样是一篇回忆，像总结了他的一生的，就是《惜往日》 [28] 。他想到了往日如何得怀王的信任，国家是多么富强，但后来的顷襄王是多么糊涂，“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因为是临绝之音，他已来不及用任何辞藻，只是说“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那就是说怕还有比破郢还惨痛的事情发生呢，那是他再也不能忍受的；因而“不毕词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 》）是他的绝笔，大概在《怀沙》作后不久。传说他五月五日投水汨罗，时间和地点都是十分可能的。这一年是顷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屈原66岁。
在屈原死的这一年，秦兵把屈原在迁逐时曾经停留的地方辰阳、溆浦一带，所谓黔中郡也占领了。又过了50多年，楚国全亡。
屈原的一生和他的作品的写作年代，大略就是如此。至于曾经被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明显地可断为别人的，则有《大招》《卜居》《渔父》。《大招》是模仿《招魂》的，可能是当时另一个作者追悼楚怀王的。《卜居》和《渔父》都是和屈原时代相去不远，又十分了解屈原的人执笔的，前者是在和屈原同一立场上指出了屈原的矛盾和解决，后者是在和屈原不同的立场上但却阐明了屈原的热肠的。虽然都不是屈原作，但其中却都有亲切的屈原的影子在！
第三节
屈原的思想、性格和艺术
随着全国政治形势逐渐走向统一，战国晚期的思想界已有综合的趋势。在这时，儒家已吸取了道家的一部分唯物论思想，组织成它的天道观，同时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就吸取一部分初期法家的思想，并为集思想界大成的新法家开辟了道路。荀子就是代表这个趋势的。和荀子差不多同时生的屈原（荀子约生于公元前 340年左右，屈原约生于公元前 343年 ）在思想界的地位便恰如荀子，他的思想面目也最近于荀子。
屈原的基本思想，可说是儒家 [29] ，但已不是初期的儒家，而是像荀子这样的新儒家。我们说屈原的基本思想是儒家，这是因为屈原所称道的人物像尧、舜、禹、汤就是儒家所理想化的人物，屈原有儒家反求诸己的精神（“苟余情其信姱而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离骚 》），屈原有孔子那种“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以及“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积极态度（“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离骚 》），屈原运用了孟子那样“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以及“夜气不足以存”那样的语汇（“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 ”————《怀沙 》；“一气孔神兮，于中夜存 ”————《远游 》），屈原也有孟子所谓“绰绰然有余裕”的“从容”（见 《悲回风 》《抽思 》《怀沙 》），这都见出屈原是有很深的儒家思想的教养的。
但我们说他已是新儒家，这是因为新儒家已吸收道家的一部分思想，这在屈原就是表现在对于天命的怀疑上（“天命反侧 ”————《天问 》），表现在把天命化为老子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理法上（“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离骚 》），表现在对于一些规律性的现象的遵从上（“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 ”————《抽思 》），表现在像《庄子·天运》篇对于自然现象的那样追问上（《天问 》），表现在对于道家的支流神仙家的智识之熟悉上（《远游 》）。
同时这所谓新儒家的精神又表现在和法家精神的接近，就犹如荀子是韩非的一部分思想的先驱然。屈原的法家精神不只表现在《惜往日》中对于“国富强而法立”的追忆上，而且《惜往日》中所谓“弗参验以考实兮……弗省察而按实兮……背法度而心治兮”，就直然是法家的术语。这种思想又不只见于《惜往日》，像《离骚》中的“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天问》中的“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也都是显著的法家思想。但他的法家思想是和他的民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他不像韩非那样经常地强调君权，反之，倒是限制君权，这是一看他对楚怀王的批评，对顷襄王的指责就可了然的。
在先秦的各派思想中，只有墨家思想是比较在屈原的思想体系里稀薄些的。这可能是由于屈原终究是贵族出身，瞧不起那种“贱人”的学派。同时也有一个可能是，墨家的末流已变为对新的改革的阻力，像吴起变法后的墨者巨子孟胜就是宁为旧的贵族死难的；————屈原既倾慕吴起，所以就看不起墨家了吧。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的屈原在先秦思想界的地位就是：他已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思想界的面貌，并站在当时最进步的思想的前列。这是从当时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情况上去衡量的。
然而屈原究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思想是通过形象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不能像一般的哲学家那样一览无余；同时他的思想也有时为他的感情所冲激，不能像一般的哲学家那样统一和平静。
而且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屈原，在我们谈他的思想的时候，最重要的还不是学术思想体系，而是他对于当时人民所抱的具体态度，如果从这一点上去衡量的话，屈原就更伟大了。因为最宝贵的，是在他具有伟大的时刻与人民休戚相关的思想感情，“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远游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这就是屈原所挂心的。有人说屈原只知道忠君，那其实是诬蔑。因为，屈原在他的早期作品《惜诵》里就已经借厉神的口吻说出“君可思而不可恃”，在《离骚》里对楚怀王也有“数化”“浩荡”的批评，而晚期作品中且称顷襄王为“壅君”，反之，他对人民却只有热情关怀而没有任何责难，这都可见屈原思想的人民性、民主性处。屈原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是绝缘的。如果屈原只为自己的功名富贵，他满可以同当时他所谓“党人”同流合污，何必那样执拗地顽强地非主张联齐不可？非“明法度之嫌疑”不可？在《离骚》里，他借灵氛的话说：“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这也就是《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的意思，然而屈原却决不忍离开他的乡国，永远不离开！他自己受的挫折诚然不小，但往往一想起一般人民的灾难就把自己看轻了；这就是他在《离骚》和《远游》里所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的幻想出游、而终于眷恋乡国的缘故；这也就是他在《抽思》里说的“愿遥赴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因为屈原热爱人民，所以他热爱他的乡国，他甚而爱乡国的一草一木。他赞美橘树，正是因为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当他在汉北的时候，他怀念他的故都到了这样的地步，“唯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当郢破以后，他立刻想到的是“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要死也死在故土啊。后来他过了逃难的生活，不知流离了多少地方，然而最后投水在汨罗————还是想在祖国的怀抱中而死！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感染着一切人！也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使屈原成为在当时是一个政治热情充沛的人物，而这种政治热情以及因这种政治热情而来的政治苦闷，就是鼓舞他创作那些辉煌的诗篇的！
屈原的意志是坚强的。他赞成婞直的鲧。他称赞像《国殇》中那样“终刚强兮不可凌”的鬼魂。“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予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予心之可惩”（《离骚 》），他为自己所认定的原则而坚决斗争，决不妥协动摇。六七十岁的高龄的屈原，折磨着、痛苦着，但是他活着，顽强地活着。他大概想万一还有实现他的主张的机会呢。直到国都被敌人攻陷，他真的无望了，便也毫不迟疑地死去。“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他的死不是盲目的；他的死乃是有意识地要起着教育作用，作为一个不妥协的爱国者死的。
由于他的坚强，他不能够和周围妥协。“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 》）他也不能容忍像楚怀王那样的反复不定。
世界上有种坚强的人物是冷酷的。然而屈原不然。屈原的坚强却是结合着烈火般的热情。“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舍不得。《离骚》和《远游》里都曾说起他正在想象中游得高兴的时候，一眼看到故乡，便停留下来了。他对于人民有热情，对于乡国有热情，对于怀王，他希望着可以改好的怀王，在批评之中依然有热情，他甚而对于所痛恨的“党人”也还是热情地希望他们痛改前非的。他说“哀众芳之芜秽”，他说“莫好修之害也”，归根是希望他们好，仍怜悯他们，并要教育他们。如果他们不改，那当然只有痛恨他们了。在这里，屈原一方面是热情的，一方面又是爱憎分明的。
他的情感因为是太热了，所以简直像在燃烧，在煎熬自己。“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离骚 》），“登高吾不悦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忧其相接”（《哀郢 》），“心踊跃其若汤”，“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悲回风 》），都表现这种极其焦灼而不安定的状态。在他的作品里时常有这样的字样，“忽乎吾将行”（《离骚 》《远游 》《涉江 》），“忽反顾以流涕”（《离骚 》），“狂顾南行”（《抽思 》）。他的情感时刻是像火山样的在爆发着。
然而屈原的热情却又有时伴有极其冷静澄澈的理智，这就像《天问》中所表现的，他问主宰，他问数量，他问原因，他问真相，他问是非。正因为他能批判，所以能够做到爱憎分明。同时他的热情虽然是那样激动，但他又每每能选用极其美丽的语汇去安顿它。
所有屈原这一切，爱人民、爱祖国、坚强、热情、理智、爱憎分明……却又结晶在一点上，那就是他有一个高峻的企求的目标，“与天地兮并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 》），因此他的心胸是博大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有伟大的感情，并有伟大的性格。
屈原的艺术，没有问题，是达到中国、也是全世界第一流诗人的最高水平，他的作品继续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的优长；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清晰地见到楚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就是楚国当时一般人民最迫切的问题和楚国一般人民的爱国热情所在。见到楚国一般人民的灾难的生活，见到屈原周围的那些自私自利者的嘴脸，见到当时思想界的成就，以及像图画样的楚国可爱的山川景物；而尤其出色的，是令人见到屈原那毫无掩饰的一个伟大的诗人之深刻的在矛盾中活跃着的内心生活，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是这样详尽而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的。我们读了他的作品是觉得那样亲切，就仿佛一个热情的诗人站在我们眼前。比起《诗经》来，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更进一步的成就。
屈原的作品，无疑是民间文学加工的结果。《九歌》是民间祭歌的提高，其中依然有民间祀神典礼的一些情趣。《招魂》也应该是民间形式的加工，从四方上下说起而要“魂兮归来”，这正是民间文学中不避雷同的一个形式原则。而《天问》也可能是采自民间问答体的民歌。至于屈原的一般创作乃是扩大并丰富了像《沧浪歌》那样的民歌形式的。照我们现在所知，《沧浪歌》乃是屈原之前唯一可靠的楚地民歌，据孟子说孔子已经听到过。那就是在屈原生前一百多年曾经流传过。不用说，屈原也采取了《诗经》中的一部分形式，但他发展了，变化了，使人几乎不能马上看出那密切的联系。然而还有一个显著的痕迹，那就是郭沫若所屡屡提及的口语的“兮”字。如果从《橘颂》以及其他篇章中的“乱词”看，这连锁也就更为豁然。
作为楚的地方文学的特点看，音乐是一个重要成分。从《九歌》上，“扬枹兮拊鼓”（《东皇太一 》），“縆瑟兮交鼓”（《东君 》），“成礼兮会鼓”（《礼魂 》）等看，可能鼓是这种音乐中最具有特征的乐器。再从《招魂》上“竽瑟狂会，搷（填 ）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以及司马相如《上林赋》上“激楚结（急 ）风”等看，可见这种音乐是极其激烈高昂的。在我们猜想，也许像现在的川戏中所表现的那样状态，不习惯的人是会觉得太高昂了。而这种音乐却正适合屈原那样激昂爆发式的情感。我们甚而怀疑，屈原在作品中的乱词，也许就是像川戏中的帮腔（合唱 ）似的。其他地方戏中有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那就也是采自民间乐曲的一证了。
屈原的艺术是在除了继承并发扬《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吸取诸子散文的组织形式和语言成就并采取了楚地民间文艺的长处，而加以高度的提炼之外，又有他的风格的独创性，这表现在激昂的调子，以及善于用精练的语言描写客观事物的特点（像 “洞庭波兮木叶下 ”“绿叶兮紫茎 ”等 ），善于使用把主要的副词提到句前的特有的句法（像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汩余若将不及兮 ”“沛吾乘兮桂舟 ”“表独立乎山之上 ”等 ）；加上他那丰富的辞藻，变化的风格，不同的体裁，长篇的布置，有典型人物（像 《离骚 》中的女媭、兰、椒、灵氛、巫成 ），有生动的对话，能写声，能写色，能写情，能写景（像 《山鬼 》《涉江 》《橘颂 》），因而构成一种永远富有激昂的音乐美与绚烂的绘画美的不朽文学，是毫无可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是和他那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分不开的，也是和他那向民间文艺、文学遗产的虚心学习分不开的。
第四节
简短的结论
第一，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就战国晚期的政治形势说，屈原是代表全国即将走向统一时代的情感的诗人。“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离骚 》），“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云中君 》）就是这种情感的具体表现。他的思想内容之丰富也反映思想界在即将统一的政治形势下的综合。他已经不为楚国一地的狭小所限了。但就楚国本国论，屈原尤其是代表着当时对楚国热爱的人民的情感。他不只爱楚国的风土，而且希望楚国强大，由楚来完成统一的大业。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楚也原是有这样某些条件的。屈原所以伟大就因为当时的全国人民已创造了统一的条件，而楚国人民在反抗暴秦的兼并上是有着激昂的爱国情感的，这种情感同时也是日后在历史上保卫祖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动力之一，而屈原正是深刻地表达了这种情感的诗人。屈原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时刻不能忘记人民的灾难，时刻不能放松对人民的关怀，并且在思想情感上把这方面的重要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以至对于自己难堪的遭遇的考虑降低到可以不足挂齿的地步，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从容”。自然，这其中是有矛盾的，他的作品也曾深刻地真实地表现了这种矛盾，然而战胜的却终于是对人民对祖国的热情，而不是自己小我的任何打算。正是这种地方才是屈原最宝贵的品质，才是使他有不朽的优秀创作的根源。
第二，屈原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1岁到30岁是青年时代。这是楚国在强盛，外交走联齐路线，屈原也在得意的时代。屈原这一期的作品有《橘颂》。31岁到48岁为中年时代，这是从楚怀王断绝齐交以后，经过几度动摇，终于客死于秦，而屈原陷于政治苦闷，一度跑往汉北的时代。屈原这一期的作品有《惜诵》《离骚》《远游》《悲回风》《天问》《抽思》《思美人》《招魂》。从49岁到66岁，是屈原的晚年时代。这时是楚国兵败，屈原被放逐在江南的时代。屈原这一期的作品有《九歌》《涉江》《哀郢》《怀沙》《惜往日》。
第三，屈原是已往的文学业绩的继承者并发扬者，同时也是有创造性的风格的诗人。在继承方面，在他的作品里，大量的保存了古代神话传说。而他又运用得那样好。《诗经》的一部分体裁为他承袭了，但又有了发展变化，例如由“兮”字之在两句之末改为在两句之中，由无题的短歌进而为有标题————也就是有明显的集中的主题————的长篇，由数章并列的形式进而为有组织的整篇（篇后并有结论似的乱词），由很少对话或简单的对话进而为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对话出场，这都是发展，而基本上却又是踏着《诗经》的现实主义前进的。屈原之所以能够构成这样大的有组织的篇幅，使用那样纯熟的口语的对话，并在较长的诗歌中加上了说明主题的标题，是和当时的发达的散文成就分不开的。在这些继承的方面之中，也就有着屈原自己的创造。至于那种适宜于抒写激动的情感的句型，善于运用文字的音乐美和形象美，那就更是屈原所特别出色的了。
第四，屈原不只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并坚定主张的卓越的实际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屈原之主要贡献，是对内主张并实行过法治，对外主张并实行过联齐的正确外交路线，这对于楚国人民都是有利的。思想家的屈原是站在当时思想界最进步的思想的前列，这就是他已经成为摄取了道家思想的长处而发展着的新儒家，这种新儒家已含有法家思想成分。他不只有热情，而且有高度文化知识；他不只有主张，有理想，而且能见诸实践。
第五，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伟大诗人。他不但是古代的一个伟大诗人，而且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站第一流地位的伟大诗人，他的名字是只有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等才可以比拟的。原因是他同这些伟大的诗人一样，忠实地并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他也不但是中国伟大的诗人，他并应该和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意大利的但丁比肩。理由是他也像这些伟大的作家一样表现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并优异地表现了祖国人民的真正优长。屈原在这里所表现的就是中国人民不妥协的坚强斗争精神，对一种美好的理想不放松地追求的乐观积极精神，以及时时刻刻都在道德修养上不断要求提高的精神等。自然，他的年代比世界上这些伟大的名字还早1500年到2000年！
第六，屈原是一向为人民所热爱的诗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曾经有统治阶级的御用学者像班固和司马光，或则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或则故意在史书中抹去屈原的名字，然而人民是一直热爱他的。每年端午节的纪念就是证明。在我们新文学运动的先驱间，也一律对他发生极大的兴趣并怀着崇高的敬意。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有专文提到鲁迅所受屈原的影响，而郭沫若更不只作过屈原研究，把屈原的全部诗篇翻译成现代语言，而且创作过屈原的剧本，茅盾也特别研究过屈原所采用的神话。1953年的屈原逝世2230年纪念，不但在国内大规模地在纪念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凡是和平民主的力量所及的地方也都在纪念他，这说明屈原的成就已经被承认为人类公共的财富，我们对这财富的敬重正在与日俱增！
1977年12月27日校至此
7月26日校讫
* * *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16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172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3]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175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4] 参看郭沫若：《评离骚底作者》，《评离骚以外的屈赋》二文，见《奴隶制时代》，159-169页。
[5] 据清陈玚《屈子生卒年月考》，现一般学者多从之。郭沫若则推定为公元前340年生，见《屈原研究》15页，又，浦江清有《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一文（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推定为公元前339年生。这问题还有待澄清。
[6] 游国恩：《屈原》（1946）63-64页有详细说明。
[7] 见《史记·楚世家》。
[8] 据闻一多《楚辞校补》改。
[9] 郭沫若也说“《橘颂》作得最早”（《屈原研究》，37页）。游国恩则主张在放于江南时作（《屈原》，158页）。
[10] 蒋骥说：“《惜诵》盖二十五篇之首也。”25篇这数本不足据，但《惜诵》当是仅次于《橘颂》之后的较早的文字。
[11] 郭沫若说：“我始终认定屈原在怀王时不曾被逐。”（《屈原研究》，37-38页）这个见解是对的。
[12] 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新序》都认为《离骚》作于怀王世。游国恩、郭沫若都认为《离骚》作于顷襄王时放逐江南后。兹从司马迁刘向。
[13] 参看范文澜《文心雕龙·辨骚》注。
[14] 游国恩认为《远游》是晚年作（《屈原》，162页）。
[15] 郭沫若采取游国恩早年的见解，认为不是屈原作品（《屈原研究》，42页）。但游国恩在写《先秦文学》（1934）时（152页），及写《读骚论微初集》（1937）时（6页），均已放弃其早年《楚辞概论》中之说（1925）。
[16] 郭沫若则以为《天问》系晚年作（《屈原研究》，32页）。
[17] 游国恩认为《抽思》系怀王时作（《屈原》，156页），从之。郭沫若则以为晚期作品（《屈原研究》，38页）。
[18] 郭沫若认为《抽思》和《思美人》是一个时期的作品（《屈原研究》，39页），我们同意，虽然不一定在晚期。游国恩则亦以为在晚期作，而和《抽思》不同时，兹皆不从。
[19] 据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1937），79页。
[20] 据《史记》本传。《楚世家》则作昭睢，《索隐》谓：“盖二人同谏，故彼此各随录之也。”
[21] 张裕钊有此说，见徐本《古文词类纂》，兹采之。郭沫若说同。
[22] 《渔父》称屈原为三闾大夫。《渔父》虽不是屈原作，但是时代和屈原颇近，这是屈原被放后的称呼，屈原被放实在顷襄王时，故推知三闾大夫应为屈原最后的职位。
[23] 《史记·屈原传》：“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
[24] 据《读骚论微初集》，87页。
[25] 据戴震：《屈原赋注》《东君》下注语：“此章有报秦之心。”
[26] 蒋骥：《楚辞余论》《论九歌》条：“其亦暮年所为欤？”戴震也说：“《九歌》，迁于江南所作也。”（《屈原赋注》）
[27] 据王夫之：《楚辞通释》。
[28] 蒋骥认为《惜往日》是绝笔，从之。
[29] 参看郭沫若：《屈原研究》屈原思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