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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我在國立武漢大學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次年夏間，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初稿。二十一年秋間，重加訂補，二十二年完成第二稿。二十五年再行删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二十六年的秋天開始排印。這時對外的抗戰爆發了，烽火照遍了全國，一切的機構發生障礙，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擱下，其餘的原稿保存在漢口。二十七年春間，武漢大學西遷。就在這一年，放棄武漢，整個的戰局起了變化。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第三稿也只剩了上半部。
在這幾年的中間，自己曾經幾次想把這部書重行寫定，但是手邊的書没有了，手鈔的筆記也没有了，連帶想把第二稿的下半部重行删正，也不可得。承朋友們的好意，要我把這部書出版，我總是遲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後，全部付印，因此又遷延了若干時日。事實終於顯然了，我的大部的書籍和手寫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後決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略加校定，這便是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的前身。在這裏，一切的形式和内容，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
講義便有講義的特點。因爲授課的時間受到限制，所以每次的講授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因爲講授的當中不能照本宣讀，所以講授的材料不能完全擱入講義。因爲在言論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時因爲引證的語句，不能在口頭完全傳達；所以講義中間勢必填塞了許多的引證，而重要的結論有時不盡寫出。因爲書名人名的目録，無論如何的重要，都容易引起聽衆的厭倦；所以除了最關緊要的批評家和著作以外，一概不輕闌入。這些都是講義的特點，姑不必問其是優點或是劣點。
然而講義確有講義的劣點。因爲要避免掉書袋的批評，所以引書不一定注明篇卷。因爲校對的疏忽，所以字句的誤植，標點的錯排，有時多至驚人。這裏的責任，有些屬於我自己，也有些不屬於我。在出版的時候，當然應該全部改定，責無旁貸。在平時，本來應當如此的，然而現在是戰時。戰争增加了無限的光榮，然而也發生了不少的困難。戰時的書肆，貧乏到怎樣的程度，戰時的圖書館，凌亂到怎樣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後，大家也許不易想象，但是身經戰時的我們，正在抗戰的當中，必然會加以體認。我相信寬恕的讀者對於這本書的疏忽，也許會加以格外的優容。我也希望還有書籍凑手、重新寫定的一日。然而我對於這本書的疏忽，祇有負責，祇有引咎。
在我的初稿寫成以前，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已經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後，郭紹虞先生的和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陸續出版。此外還看到許多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諸位先生治學的熱忱和撰述的價值，深刻地引起我的欽服。但是我對於我這本書的責任，一切由我自己負擔。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襲；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違反。討論一切事物的時候，有一般的局勢，有各殊的立場。因爲局勢相同，所以結論類似，同時也因爲立場不一，所以對於萬事萬物看出種種不同的形態。這本書的内容，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有異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當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祇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見地。
第一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章目裏只見到無數的個人，没有指出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或者這是怎樣的一個宗派。寫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時代或宗派，是一種不能辯護的疏忽。在全書中，我曾經指出劉勰、鍾嶸所處的時代，我也曾指出對於當時的潮流劉勰如何地順應，鍾嶸如何地反抗。我曾經指出元祐以後江西派幾度的革新，我也曾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評者如何地奮鬥。至於明代秦漢派和唐宋派的遞興，清代神韻、性靈兩宗的迭起，桐城、陽湖兩派的相關，我相信我也曾經指出。但是我不曾對於每個時代加以特殊的標幟，而對於每個批評家，縱使大衆指爲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認是某宗某派，我很難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别的名稱。一切都是出於有意。我認爲偉大的批評家不一定屬於任何的時代和宗派。他們受時代的支配，同時他們也超越時代。這是一個矛盾，然而人生本來是矛盾的。劉勰承受宋齊以來的潮流，然而劉勰不滿意宋齊以來的現實。嚴羽承受南宋以來的潮流，然而嚴羽不滿意南宋以來的現實。假如我們承認劉勰、嚴羽的超越時代只是一種特例罷，但是鍾嶸較之劉勰更加超越，方回較之嚴羽也何嘗不超越？我們怎樣解釋呢？就宗派而論，偉大的批評家也和偉大的政治家一樣，他們的抱負往往是指導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導。宗派會有固定的規律，甚至也會有因襲的恩怨，然而偉大的人生常會打破這些不必要的規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韓愈和李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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